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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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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1905年，竺可桢小学毕业，考入上海澄衷学堂，因品学兼优，热心公务，被大家推选为班长。14岁的胡适也在班上读书，他见竺可桢身体瘦弱，却早起晚睡，异常勤奋，觉得有点玩命。有次私下与人打赌，认为竺可桢活不过20岁。竺可桢听说后，惊出一身冷汗，从此坚持锻炼。1910年，两人同时通过留美考试，取得公费留美资格，同船前往美国，一个进伊利诺大学，一个入康奈尔大学。1912年，两人再次相遇，闲话间相互打赌。已经22岁的竺可桢问：“我要是活过60岁怎么样？”胡适说：“你要是活到60岁，我在你60岁的寿筵上当着亲友面给你磕三个响头。要是比我活得长，你可以在我的尸体屁股上踢上一脚。”后来，竺可桢活到了1974年，享年84岁。直到去世的前夜，他还在坚持写日记。而胡适只活到1962年，享年71岁。两位朋友，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竺可桢60大寿时，胡适没有机会兑现那三个响头。胡适逝世时，竺可桢也没有在他的屁股上踢一脚。竺可桢在日记中感叹说：当年胡适曾预言他会早夭，结果促成了他重视身体，坚持锻炼，才活到了80多岁。竺可桢，中国现代气象学家、教育家，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19岁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竺可桢天资聪颖，5岁已能识字千余。读小学时，“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之类的读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需要常常借阅各类书籍来补充阅读。有天晚上，哥哥竺可材教他写作文，他写了一遍，觉得不好，又重新写了一遍，仍不满意，又重新再写，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这才停笔。上床休息时，公鸡已经打鸣了。嫂子埋怨丈夫，不该让弟弟通宵不睡，熬出病来如何是好？竺可材说：“哪里是我逼他熬夜呀，是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写不好不肯睡觉。”竺可桢在美国留学时，张默君来波士顿替妹妹择婿，考察到竺可桢“年少美才”，甚是欢喜，于是找到竺可桢直接提亲，要将妹妹许配与他。这张默君不是一般人物，人长得英气勃勃不说，更是民国时期的女中豪杰，曾被孙中山委任为文书主任。这种女子，就是人中龙凤。民间俗话，一家不出两样人，姐姐如此，其妹妹能差到哪去？竺可桢从张默君的言谈举止，推断妹妹也是一样优秀，当即一口应承，签订了婚约。婚约上女方的名字叫张侠魂，小竺可桢7岁。19岁时毕业于上海神州女学特别科图画班，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她15岁即为《神州女报》的主要撰稿人。16岁这年，宋教仁遇刺身亡，她在《神州女报》著文《宋先生被刺之原因》中说：“先生奔走国事十余年，其间婴难蹈危，不胜枚举。而不列于满清落网，不死于南北战争，乃竟死于共和底定临时政府之下，呜呼！”其行文之犀利，非一般男子可比。同年，又发表《女子参政论》，开篇即问：“女子宜参政乎？曰：何为而不宜也！颅同圆，趾同方，性同慧，而同为万物之灵，女子与男子有何异哉？”这种男女平权的观念，出自一个16岁女生之手，在一百多年前可谓振聋发聩。非但如此，张侠魂还是男女平等的身体力行者。她19岁去北京探视五姐张淑嘉，恰遇航校在北京南苑表演飞行，她说服航校校长秦国镛，允许她乘坐飞机上天。她对秦校长慷慨陈词：若有不测，吾一弱女子，以飞行而伤而死，亦可为中国女子飞行家开一新纪元，在女子冒险历史中，放一新曙光……秦校长被她一番话感动，欣然同意她登机上天。1919年，竺可桢学成回国，与张侠魂在上海南京路东亚旅社举行婚礼。两人郎才女貌，此前虽未谋面，但见面后皆生欢喜，彼此恩爱，相处和谐。婚后，张侠魂放弃了在上海女校的工作，从此跟随竺可桢东奔西走，一心一意相夫教子。竺可桢是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回国后受到各方重视，先是受聘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继则前往南京高等师范担任教学，不久南京高师筹建东南大学，竺可桢出任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应蔡元培之邀，筹建气象研究所，任所长，并由此推动全国气象台站的建设，当选为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36年4月，蒋介石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这一年竺可桢46岁，正是研究学问的大好年龄。而当时的浙大，3个学院16个系700多学生，只是一所地方性大学。竺可桢不太情愿放弃所长去做校长，但又不能拒绝，于是提出了自己的任职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干涉。”在获得老蒋认可后，竺可桢这才走马上任，毅然挑起了校长这副重担。他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地聘请一流学者到校任教。谈家桢，28岁，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一毕业就被竺可桢聘为浙大生物学正教授，工资300大洋。一时间舆论哗然。马一浮是竺可桢的东关老乡，竺可桢三顾茅庐请他担任教授，均遭婉拒。竺可桢毫不气馁，留下话说，马先生当代人才，浙大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竺可桢知道，一所学校，人才固然重要，办学宗旨也不可或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竺可桢便以“求是”作为校训。“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理。竺可桢在面对新生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只是埋头读书或是在实验室做实验，也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他希望跨入校门的新生，“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两句话，后来被印在每年浙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每届毕业生离校，又会印在毕业生的纪念册上。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南侵，为保护读书种子，蒋介石指示浙江大学迁校。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踏上了西迁征程。学校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于1938年2月又迁至江西泰和。7月23日，在桂林考察校址的竺可桢，接到妻子张侠魂身患痢疾的电报，急匆匆返回江西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告知父亲，妈妈的病似乎好些了。当竺梅说到弟弟竺衡已经没了，竺可桢的眼泪顿时簌簌地流了下来。回到住所，竺可桢将妻子移往光亮通风的大卧室，张侠魂吩咐佣人将儿子竺衡也一并移送过来。她念念不忘儿子，却不知爱子已经和她阴阳两隔。竺可桢强忍悲痛，侍奉床侧，百般安慰夫人，要她安心静养。但由于战时缺医少药，面对病危在床的妻子，竺可桢也是无计可施，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耗尽生命。8月3日上午，张侠魂病逝。当时，张侠魂呼吸已极度困难，竺可桢急招竺梅、竺彬、竺宁三子与母亲告别，初时尚能应答，未几即闭目而逝。短短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遇人间至痛。他在悼亡诗《挽侠魂》中写道：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8月10日，浙江大学在江西泰和上田新村萧氏宗祠浙大礼堂，举行张侠魂女士公祭大会，学生、教职员约三百人参加了追悼。9月15日，葬张侠魂和儿子竺衡于江西泰和玉华山南面的松山岭。9月17日，竺可桢携女儿竺梅、儿子竺彬至松山岭坟前祭扫。不久，日军铁蹄进入江西，竺可桢率领学校迁往广西宜山。一年后，日军进犯广西，竺可桢率领学校再迁贵州，于1940年定居遵义。定居之后的6年，是浙江大学发展的巅峰时期，尽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竺可桢坚持聘请名师，鼓励学术研究，使浙大人才济济，成果卓著，崛起而为国内名校之一，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浙大辗转多地的迁徙历程，后来史称“文军长征”。张侠魂去世后，亲友们见竺可桢公务繁忙，子女年幼，都劝他早日续弦。物理系教授丁绪贤的太太陈淑，把堂妹陈汲介绍给了竺校长。陈汲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形象气质俱佳。陈汲生性贤惠，品貌端庄，只因陈源、陈洪两个哥哥长年在外，她要照顾二老双亲，才迟迟没有考虑结婚。1939年9月，竺可桢与陈汲定下终身。一年后，36岁的陈汲与49岁的竺可桢，在重庆银行公会喜结良缘。婚礼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证婚，陈汲长兄陈源、亡妻张侠魂姐夫蒋作宾主婚。婚礼结束后回到遵义，寓居于碓窝井巷九号傅梦秋家。傅梦秋是遵义著名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与竺可桢有师生之谊。傅梦秋早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是竺可桢的学生，对老师的为人和学识敬佩有加。竺可桢来遵义后，先是住水峒街三号、黔军师长郭惠苍的“醒庐”私宅，环境倒是不错，但周围几户人家，喜搓麻将，有时能将麻将搓到天明方休，吵得竺可桢难以入睡，只好找到在遵义县中学当校长的傅梦秋，请他帮忙另觅租屋。傅梦秋听说后，便让老师搬到自己家中居住。傅梦秋的碓窝井九号，是个两层小楼的庭院。据遵义人陆昌友描述：“庭不深而清幽，院不大却雅致。院东翠竹幽篁茂密，清影摇风；院南桃李杏争春，枝繁叶茂；院北花圃精巧别致，月季、栀子、海棠、茶花、秋菊次第盛开，姹紫嫣红，芳香袭人；小楼外藤蔓缠绕攀爬，绿意铺陈。”是个宜人的居家之所。竺可桢在此一住就是六年。子女竺津、竺梅、竺宁、竺安回遵义，也都住在这里。小女儿竺松出生后，傅梦秋索性将小楼整个二层腾出，让给竺可桢一家居住，自己全家则移居楼下。对曾经的老师，傅梦秋始终执弟子礼。自从竺可桢住进碓窝井巷九号，傅梦秋就将房租定为每月50元，从未增加。即使后来物价上涨，浙大在遵义的租房租金上涨了若干倍，傅梦秋也一分不涨。竺可桢在遵义的六年，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楼上观测天象气候，写入日记。然后轻手轻脚下楼，避免吵醒熟睡中的傅家老小。随即一顶礼帽、一袭风衣走出巷口。拿在手中的文明棍，不急不缓地敲击着杨柳街斑驳平滑的石板，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竺可桢就在这样的节奏中，与身边的士民工商、贩夫走卒互致问候，然后去子弹库校长办公室处理事务，或过河到何家巷教学区了解教学情况，抑或上桃源山江公祠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竺可桢率领的浙大，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卢鹤绂、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培养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这是浙大校史上值得永远骄傲的历史，遵义给了浙大安身的福地，浙大也带给了遵义代代相传的荣誉。1945年8月的一天凌晨，深夜12点才睡下的竺可桢，在迷糊中被旁边经历司街的敲锣打鼓声惊醒过来。紧接着，碓窝井九号大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女佣董嫂刚一开门，四、五十个浙大男女学生便蜂拥而入，将闻声披衣下楼的校长高高抬起，大家眼里满含热泪，喜极而泣，大声欢呼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了！回顾既往，数度西迁，亲人亡故，师生历险，整整磨难了八年，这一天终于来了！考虑到将要离开遵义，1946年元月的一天，竺可桢把夫人陈汲、儿子竺安、幼女竺松召集到碓窝井九号的院子里，拍下了一张照片。1946年元月竺可桢与夫人陈汲、儿子竺安、幼女竺松在碓窝井九号合影留念
这年的5月16日上午，竺可桢在子弹库校长办公室处理完公务，回到碓窝井九号，邀集房东傅梦秋一家来到院中，以小楼为背景，替傅家拍摄了一张“全家福”。随即把跟随自己多年的相机和一块坤表赠送给了傅梦秋的女儿，以表达对这个家庭的谢意。下午，竺可桢搭乘去重庆的邮车，离开居住了6年的遵义。妻子陈汲和女儿仍留在碓窝井九号，直到9月，才与浙大总务长谢家玉一道经重庆飞往上海，回到竺可桢身边。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首届院士81人，竺可桢以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名列其中。新政权建立后，竺可桢不再担任浙大校长，转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竺可桢曾为科学研究立下三条操守和尺度，其中“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不畏强御，只问是非”，表明了服从真理的最高原则。但他后来发现，要兑现这些昔日立下的原则比登天还难。竺可桢这一生，与同时代的科学家比，要算是比较幸运的。在学术和尊严遭受双重践踏的年代，他没有受到批斗，也免去了抄家之祸。这都是因为有来自高层的保护，甚至，他还被网开一面，是唯一特许可以不参加组织活动的副院长。文革前夕，这个观察了一辈子物候气象的科学家，觉察到环境有变，主动要求降低工资标准，并上交了沙发、地毯，遣散了保姆、警卫，缩小居室面积，将钢琴馈赠给了幼儿园，自己与人合并使用一辆小车。75岁的竺可桢经常自己去一里以外的粮店买米，返回路上要歇脚好几次。有段时间，革命进入高潮，60多岁的妻子陈汲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去跳“忠字舞”，或是参加大游行、批斗会。竺可桢一人在家，要吃饭就只有自己动手，按照太太交代的注意事项，依样画葫芦地学做家务。在单位看到同事遭受批判，他不敢怒也不敢言，只能回到家中，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实在过分了。”他没等来万众欢腾的日子。1974年2月6日，这一天是元宵节，84岁的竺可桢用颤抖的手，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页日记。第二天凌晨，习惯早起的竺可桢没有起床，家人来到床前才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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