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组乐山的老照片。与过去许多公号不加选择的分享不同，我们不搞简单的罗列，而是着重于解读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解读，其传达的信息为首次披露。甚至堪称独家披露。这些信息的传达，不仅仅对乐山的读者有意义，就是对外地的读者，也同样具有阅读的价值。区别只在于，乐山的读者看片时，会感觉更亲切一些。
1、此图应该拍摄于涵春门码头。1909年1月，美国芝加哥大学派遣东方教育考察团来华，团员中有地质系教授托马斯与儿子罗林。28岁的罗林负责摄影。4月17日下午2点半，考察团乘坐的木船抵达乐山。上岸后，罗林拍下了这幅停靠于岸边的木船照，对岸就是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顶的灵宝塔清晰可见。
2、画面上，两个中年男子面对拍照的罗林，左边体胖的男子脸上露出友善的笑容，他身前的男孩也好奇地看着罗林。在他们身后的岷江河里，除了木船外，还能清晰地看见一个担水的挑夫。3、罗林在旁边萧公嘴延伸的河滩上，拍摄了一些画面，然后按约定的时间回到了船上。但不知何故，船长却没有按时返回。在等候船长的时候，罗林看见河岸上一群人吵闹起来，原因是隔壁的运输船到岸后，有两拨搬运队为了争抢生意，发生了争执。
4、起初双方只是对骂，大家吵吵嚷嚷，指责对方。后来对骂升级，开始互相推搡，其他人则在旁边看热闹。
5、再后来，争吵进一步升级，互相打斗起来，像妇女吵架一样，这些留着辫子的男人们，也互相揪扯对方的头发。罗林感觉这是一场可笑而非常激动人心的骚乱，虽然没有人受伤，却是他见过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6、此图是法国探险家拉蒂阁拍摄的城门，拍摄者对它的注释是“乐山城门”。但仔细看城门上方的题字却是“承恩门”。而无论《嘉定州志》、《嘉定府志》还是《乐山县志》，都没有“承恩门”的记载。唯有民间俗称的高北门叫做“迎恩门”，那么这个承恩门会不会就是迎恩门呢？单从词义看，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迎接、接受，可以互换。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时，暂且就认可它是高北门吧。
7、乐山白塔街的白塔。过去描述乐山风物，有句话是：“一佛双楼三宝塔，嘉州风物冠天下。”一佛指乐山大佛，双楼指璧津楼、荔枝楼，三塔指凌云山白塔、乌尤寺白塔、白塔街白塔。如今三塔仅剩其一，惟凌云山上的白塔（灵宝塔）还在。其余二塔，早已荡然无存。这毁去的白塔到底长什么模样，余生也晚，是完全不知道的。前几年我写《白塔街》，只能凭空想象白塔的样子。不意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介绍乐山古建筑旧影的文章，居然有乐山白塔街白塔的照片，真的是意外惊喜。在民国版的《乐山县志》中，白塔街叫凤翔街，盖因此地有一山乃玉凤山，故而街以山名，叫凤翔街。又因为这山上有座白塔，建于宋代，所以又称白塔街。后来白塔名气越来越大，就连玉凤山也叫成了白塔山。这座宋代的白塔，在“民国三年（1914）经众议拆毁”，但白塔街的名字，并不因白塔的消失而消失，反而愈发响亮地流传了下来。这拆毁的原因是什么呢？没说。此前五年，据传度《朗清老和尚衣钵塔识》碑文，乌尤寺山上的白塔，在清宣统元年（1909）正月，被“郡人议拆”。拆的原因在民国《乐山县志》中是这样说的，乌尤塔修复后，十余年间，“邑人士秋闱不捷，公议拆之，仅去其半，遂捷一人”。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高考不利，连续十多年没有考中举人的，把塔拆了一半，立刻就考上了一人。按此思路，拆得越彻底，考上的人就越多，于是乎连玉凤山上的白塔，也一并拆毁。想来，应该就是这原因吧。
8、自古以来，没有人看出这是一尊睡佛。直到1989年被广东人潘鸿忠发现，才佛眼大开，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乐山睡佛”。说明缺少佛性，哪怕天天见面，也会视而不见。后来潘鸿忠据此要求奖赏，费了许多周折。其实乐山人完全可以大方一点，多多益善地奖励人家。9、这幅1960年代拍摄的乐师附小的照片，我现在都记不起来是在那儿找到的，也不知道拍摄者是谁。抗战时，乐山师范学校建校初期，她培养的师范生毕业需要教学实习，于是报省教厅批准，创办了自己的附属小学，供学生教学实习之用。第二年，又在附小内创建幼稚园，因拨款不足，费用相差太大，于是找到城绅徐光普，徐捐赠200大洋，幼稚园才得以建成。自此师范生毕业实习，就不用四处找学校求人了。新政权建立后，徐光普因反革命罪被镇压。
10、瞻峨门。这是乐山内城最高的一座城门，且因为在内城的最西边，所以又称高西门。从此处西望峨眉，天气晴好时，峨眉三山清晰可见，是乐山城周边最美的一道风景线。上面这幅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右侧城墙上嵌了一条广告，我看了几年，一直看不清写的什么。这次写《照片背后的故事》，如有神助，终于看清楚了，广告内容是“胜寒公司缝衣示君”。
11、拍摄时间稍晚的这幅瞻峨门，在城墙左侧，以比右侧广告更大的版面，钉了一块告示，最上面的一排小字看不清楚，但下方竖写的八个字却隐约可辨：“近城一带，禁止埋葬。”由此可见，当时的安葬已经有点随意，需要官方出面约束了。
12、乐山文庙。抗战时期，武大西迁，以乐山文庙作为校舍。大成殿改为图书馆，两庑改为十四个教室。注册课、会计课居二门旁从前悬挂钟鼓处。抗战胜利，武大回迁汉皋故地，文庙又作了乐山县男中校址。1955年，地处高北门内的县女中迁入文庙，与县男中合并，新学校改称乐山县第二中学。1963年，我从府街小学毕业，即考入二中就读。新学期第一天，在校园漫步，便感觉中学与小学大不相同。与周围乃至全城的建筑相比，以当时而论，乐山文庙都要算极宏大极气魄的所在。这学校的大门前边是一半圆形的泮池，据闻早年遍植荷花，每逢秋季，亭亭玉立，香远益清，很有点周敦颐在《爱莲说》里描绘的那种情景。也因了这泮池的缘故，师生出入便一概只走左侧的边门。边门外立有一块碑石，是何年文物已不记得，倒是碑面镌刻的八个大字——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至今还记忆深刻。我每次从这块碑石前经过，便感觉读书乃是天地间至为神圣的事情。
13、画面右侧可以清晰地看到矗立的石碑。可惜这样一块碑石，今天已经早不在了。
14、奎阁，位于乐山车子镇老姜坝。从照片看，奎阁为五层建筑，庄严、气派。如果不是当初留下有照片，很难想象在老姜坝这样四面环水的乡村，竟然有如此漂亮大气的建筑群。据民国版的《乐山县志·卷三》记载，奎阁最初建于乾隆年间，地址在今天府街背后的龙头山，后来迁建于文庙旁边。民国七年（1918）再迁于车子乡老姜坝。老姜坝是三江合流汇入岷江后的第一块江心小岛，距乐山城3公里，土地肥沃，居民富庶。新奎阁建成后，更名嘉乐阁。自从有了嘉乐阁，老姜坝兴旺了几十年，游人四时不绝，客栈、酒店、饭馆、茶肆常常爆满。1930年代，在嘉乐阁东侧还兴办过凌云乡第七小学校。1950年代中期，嘉乐阁被拆除，材料运往五通盐场。文革中，老姜坝改称东方红大队。在此担任过民办教师的知青何可和吴振威，她们教书的老姜坝小学，已经不在嘉乐阁旁边的校舍中，而搬迁到了坝子中心的位置。盛极一时的嘉乐阁及其旁边的学校，从此彻底消失，已经完全看不到一点旧日的痕迹。
15、乐山大佛。这幅照片拍于何年不清楚，会不会是抗战时期梁思成拍的，不能确定。我惊讶的是，在大佛脚底的莲台下，竟然有长长的石阶通向江中。说明在这儿是可以停船上岸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从1950年代懂事起，就从未看见大佛脚底有石阶通向江中。大佛脚底外侧，整个是完整的断崖，高而垂直，船是无法停靠的。我过去读王士祯的《蜀道驿程记》，有一段话一直没读懂。王在康熙十一年（1672）主持四川乡试，结束后走水路出川，途经嘉州（乐山），曾住宿一晚，第二天登凌云山观大佛，与人在竞秀亭小饮，观赏石壁诗。此时，“舟人报，船泊大像阁下，循山门西麓而下，不数武即至江口……江干别四子登舟，祭神解缆，顷刻已过乌尤。”从王士祯的记录来看，大佛脚是可以停船的，上岸下船都很方便。我过去一直觉得这段记叙好像有误，现在一看前人拍摄的照片，大佛脚底原来是凿有石阶的，可以方便上下，停船靠岸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17、抗战时期乐山安谷故宫文物库存点。1939年，北京故宫南迁文物由重庆西迁乐山安谷，存放于六祠一寺，前后七年。乡长刘钊作为故宫博物院特聘顾问，全力协助，凡涉及与地方发生关系的事情，如文物的装运，民工的调集，库房的选用、维修，均由刘钊出面解决。无论何时，只要故宫方面提出，刘钊都十分乐意，从不推辞。故宫乐山办事处在安谷七年，无偿使用宗祠、寺庙作为库房，各宗祠从未要求故宫支付过一分钱的房租。非但如此，安谷民众还主动提供土地，供故宫警卫部队种植蔬菜，也是无偿使用。安谷，对于故宫是有贡献的；刘钊，对于故宫也是有贡献的。鉴于故宫对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安谷和刘钊，对整个民族功不可没，理应世代铭记。抗战胜利，故宫乐山办事处撤离安谷，曾请示国民政府，题匾颁赠六祠一寺，由国共博物院院长马衡代行。马衡院长题“功侔鲁壁”四个大字，充分肯定安谷在保存故宫文物方面的重大贡献，与孔府保存古书的“鲁壁”享有同等的殊荣。其中刘钊所在的朱潘刘三氏宗祠，是金底黑字匾，与其余六块黑底金字匾不同，行赏有差，以此表明故宫博物院对刘钊特别贡献的认可。我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无不深受感动，也为我们乐山民众的爱国情怀，感到骄傲。倘若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有五分的感恩情怀，她都应该回报安谷，她的院长应该昭示天下：只要是安谷民众来北京参观故宫，可凭身份证一律免收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