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记

Original 何可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文昌宫安家记

1968年底，各地革委会相继成立，中学生们已被召回学校，进行军训。我的父母以为可以喘息一下，过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了，谁知一夜之间，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教师队伍再次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母亲李碧芬那时在牛华中学任教，她民国年间读书时加入过三青团，运动刚一开始，就被革委会揪出来关进了牛棚。11月初，见母亲周末没有回家，父亲担心母亲，就叫我妹何平和弟弟何昱去牛华中学，借口找母亲拿生活费，看看情况。姐弟俩到了学校，正遇上母亲胸前挂着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被人拖到台上批斗。姐弟俩看得胆战心惊，强忍着泪水悄悄转身回了乐山。

父亲何志忠读光华大学时加入过青年党，预感到自己也难逃噩运。我们一直住在府街小学，他怕被揪出来后，我们姊妹在学校受气，就托付朋友在外面找房子。

苏稽小学的毛老师，在新村广场文昌宫旁有一间房空着，几经周折后同意我家搬过去住。父亲买了两张木床，几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布置成一个简陋的家，就带着儿女们搬到了文昌宫。文昌宫只有两幢楼房，一幢黄房子，一幢灰房子，那是1958年修半边街时，专门为拆迁户修建的住房。大跃进的房子，都是筒子楼，各家都在走廊里做饭，所有房间都没有封顶，房樑以上，户户相通。虽然才建成十来年时间，房子已经很破败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贫民窟。

搬家那天，一切料理妥当之后，天已经黑了，何志忠叫上大女儿何可，一同去新村广场走走。所谓的新村广场，只是一片刚推出来的黄土坝子，北边是大跃进修的农展馆，正对着乐山邮电大楼，东边是荒芜的小山堆，西面是六十年代初修的新建小学。那一夜，月朗星稀，寒气袭人，广场上行人寥寥。此时，一阵阵凄凉婉转的小提琴曲《梁祝》，从新建小学的楼上飘送过来。

“那是陈老师在拉琴。”父亲对女儿说。陈老师名叫陈鸿福，是一个怀才不遇之人，比父亲年轻十来岁，高中毕业时因成分不好，只能上乐山大学。读了两年，乐山大学停办，陈老师被分配到新建小学当了教师。因出身不好，又是臭老九，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对象，心情抑郁，只能借拉琴抒发情感。乐山武斗围城期间，他也是到府街小学来投奔何志忠的朋友之一。因为抑郁，陈老师后来得了鼻咽癌，不久就在那新建小学的楼上吐血而亡，这是后话。

陈老师凄凉的小提琴，让何家父女无比伤感。那晚，何志忠给女儿讲了很多很多，他希望女儿明白，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可能要靠自己独立生活了。

不久，何志忠果然被再次揪出来批斗。那天何可刚下乡插队一个星期，周末从乡下回来。她背着书包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心里装的，全是回家的喜悦。路过府街小学的后门，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异样。走到叮咚街人委会的墙外，看到父亲的好友王老师，她礼貌地向王老师问好。王老师没有应声，而是转头过街去了，何可觉得好生奇怪，加快了脚步，三步并着两步急往家赶。回到简陋的新家，弟妹们一看到她就哭了：姐姐，爸爸被揪斗了，不准回家！

学校把何志忠从原来居住的两间房中赶出来，住进了学校最阴暗潮湿的一间屋子，里面仅有一床一桌一椅。他被指派每天早起打扫卫生，全校最脏最累的活儿都由他来承担。略有空闲时间，就叫他学毛选，写检查，他必须随时向工人宣传队汇报思想，随时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斗争。他床前的课桌上，永远摆着一本毛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周三和周六晚上，是他最幸福的时光，只有这两天，他的子女经批准才可以去看望他。儿女们会给他端来满满一大盅饭菜，还偷偷带给他《史记》之类的书籍。他把书藏在床草里，没有人的时候才敢偷偷拿出来看。劳动只是磨砺体肤，批斗却是折磨灵魂；妻子与他天各一方，同样凄风苦雨；儿女们虽然同城居住，却是咫尺天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头戴一顶四类教师帽子的何志忠，只有在先哲圣贤的书中寻求精神支柱，苦熬度日。

父亲何志忠关在府街小学，母亲李碧芬关在五通桥杨柳湾五七干校，一关就是三年多。没有父母的日子，他们的子女住在文昌宫的黄房子里，是怎么熬过的？

那天，何志忠一揪出来，工宣队就把揪斗他的大字报贴到了黄房子的楼梯口，上面历数了他的种种罪状。一时间，文昌宫的人都知道了新邻居何志忠是个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反革命。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遇上这等事情，子女们自然难以抬头做人。何可下乡去了，三个弟妹每天就躲在家里，怕人戳背脊骨，羞于出门。他们每天轮流去楼梯口偷看，巴不得刮大风下大雨，把那大字报吹走。终于盼来暮春时节，一阵狂风暴雨之后，11岁的小弟何定下楼去侦察，兴奋地跑回来说：“吹走了，吹走了！”天真的弟弟以为，大字报没有了，就好像免除了紧箍咒，又可以抬头做人了。

日子过得凄凉，但总要继续，每月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妹妹何平就带着弟弟何昱，走三十多里路到五通桥干校，拿到母亲的那份生活费，再到学校领取何志忠的那一份。父母当时的工资，都不同程度遭到扣发，母亲每月减到30元，父亲更少，只有25元。他们各拿出15元交给何平，安排几姊妹一月的生活。

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几姊妹的学杂费，到四中上学的过河钱，都在里面开销。十五岁的何平不得不精打细算，勤俭安排。周三和周六，是工宣队准许探望的日子，几姊妹总会准备一大盅丰盛的饭菜，给爸爸端去。何志忠住在学校最低矮的一间屋子里，每次走到操场边，下石梯前，何家孩子必须高声向工宣队报告，大声喊：“报告刘队长，我们给爸爸送饭来了。”得到允准，检查完带去的饭菜，方才可以下去与父亲见面。

以前住在府街小学，煮饭洗菜，日常生活有自来水；只有清洗衣服了才下河。文昌宫没有自来水，黄房子灰房子两幢楼里的人，生活用水只有一处水源，就是位于半山坡的一口水井。那水井处于上下两方水田的中间，旁边是山地，没有井盖，只有两三条破碎的石条算是井沿。井水倒常常是满满的，但永远都是混浊的。人们用盆舀水，用桶提水，在井沿旁边淘米洗菜洗衣，污水就倒在坡下的水田里，再把井里的水担回去煮饭和日用。

这井水要担回家也不容易，一百多米的距离，全都是黄泥路，还要上坡。每天担水的人很多，整条路永远都是湿漉漉的，一步三滑。何志忠的儿女们那时候只有十多岁，也到井边洗衣洗菜，担水煮饭。人小力单，只得抬水吃，其他小孩就在旁边嗤笑：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最小的何定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和尚儿。

何定那年11岁，文革开始时刚上二年级，一耽搁就是两三年。好容易小学校又开始上课了，何可和何平商量，还得让小弟去上学呀。原本，去父亲教书的府街小学条件最好，但学校拒绝接收。退一步想，觉得圣水小学也不错，离文昌宫不过两三百米的距离，上学很方便。姐妹俩就去了圣水小学，走到办公室，找到学校领导说明来意。听说学生就住在文昌宫，领导一口就答应了，并且说：“文昌宫属于我们学校的招生范围，叫你们弟弟明天就来吧。”事情如此顺利，姐妹俩正暗自庆幸。不料此时走进来一个中年女教师，看了看姐妹俩，说：“你们弟弟是从府街小学转过来的吧？”两人正诧异，只听她厉声说道：“她们是何志忠的女儿！我认识她们，我们学校不能收牛鬼蛇神的子女！”那领导立马就改口说：“我们这里不能收你们弟弟，去别处吧。”没有办法，姐妹俩又去了何志忠曾经工作过的徐家扁小学，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最后，在离文昌宫六七里地的城郊，找到王浩儿民办小学，那里没有人认识何志忠，这才解决了小弟读书的问题。

想起来真是悲痛，父母都是教师，自己的子女却处处受拒，不能正常求学。虽然费尽周折，报上名了，但王浩儿民小管理松散，离家又远，加之文革玩耍了几年，心野了，小弟何定就时常逃学。到父母可以回家时，他已经错过了读书的年纪，只得送他到母亲老家去学泥水匠手艺。

一晃到了夏天，何家姊妹在文昌宫已经住了大半年了，自己买菜做饭，到石柱山煤场买蜂窝煤，到8815后山拣烧柴，生存能力大有提高。加之何可在乡下时不时地背一些蔬菜、花生、黄豆回来，生活总算还过得去。只是每日看到左邻右舍阖家团圆，自家见不到父母，不免想念。

一天，何可和妹妹到府街小学看爸爸，想让他回家看看两个弟弟，就去找工宣队请假，谎说大弟何昱病了，发高烧，叫父亲回去看看。那值班人员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了，说：“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十点以前必须回校。”两姐妹赶忙去告诉爸爸，拉着他的手就往家里赶。那天正是满月，一轮明月皎洁地挂在天上，夜空格外晴朗。一家五口好容易团聚一回，何志忠看看这个，摸摸那个，说说笑笑间，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爸爸走了以后，四姊妹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才进入到甜美的梦乡。

正熟睡间，“砰砰砰”一阵阵激烈的打门声，把何家姊妹从睡梦中惊醒。何可努力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刚一开门，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就冲进来了，把不大的屋子一下子挤得满满的。“我们是工宣队的！”来人高声武气的自我介绍，“你弟弟在哪儿？我们要看看！”两个弟弟蜷缩在一张床上，五黄六月的天气，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被，吓得簌簌发抖。为首的刘队长一把挠开蚊帐，揭开被子喝问：“哪个在发烧？”大弟何昱打着抖说：“我……”那人摸了摸浑身滚烫满头大汗的何昱，转身对他的同伴说：“是在发烧。”然后拖过家里唯一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其余两人毫不客气的坐到了两姐妹的床沿上，叫四姊妹在他们面前站端正，接受训话。

他们开始列数何志忠的罪状，说完，语气严厉地教育几姊妹说：“你们要和何志忠划清界限，要检举揭发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宣队的人声如洪钟，那声音回荡在黄房子通透的屋樑间，声振屋瓦。何家姊妹感觉整个文昌宫的人都听到了，都晓得了他们的父亲十恶不赦，都知道他们被工宣队教训斥责。那晚夏夜满月，何家姊妹却浑身冰凉，永远也忘不了那轮凄冷的月亮。

好容易熬到了秋天，秋风一吹，满地落叶。一场秋雨一场凉，家里的被褥本来就少，一家人又分为几处，床上就更见单薄。正当姊妹几个在为过冬犯愁的时候，毛老师来通知说，她家大女儿结婚，她们要把房子收回去。屋漏偏逢连夜雨，没了住房，岂不流落街头，如何是好？正在着急，对门的刘妈妈出主意说，灰房子有一间空房，去找街会主任租给你们。何可与何平千恩万谢，别过刘妈妈，找到会主任，人到了绝境，顾不得腼腆，慷慨陈词诉说艰难。会主任是个中年妇女，也许心地良善吧，几乎没多费口舌，便叫办了简单手续，把房门钥匙给了何可姐妹俩。

听说分到了房子，两个弟弟兴奋极了，吵着要去看房。屋子在底楼，灰房子的过道又黑又长，中间还有一个臭气熏天的厕所，姊妹们捂着鼻子赶快跑过。找到房间，划燃一根火柴，看清了门牌，再划一根火柴，这才拿钥匙开了房门。尽管在文昌宫住了大半年，知道这里的房子很烂，但打开门的一瞬间，大家还是呆住了：这哪像住人的地方啊？

饥荒年代，府街小学曾经养过猪，何家姊妹都看见过猪圈。那猪圈在人委会的山脚底下，依山而建，一面是城墙，另外两面是砖墙，地面是三合土。眼前这屋子，比猪圈还不如！地面高低不平，全是泥土；墙壁是竹篱笆编的，上面抹了黄泥，涂了一层石灰，白石灰早已变成黑灰色，墙壁好多地方斑驳脱落，透过篱笆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光亮；屋顶的楼板已经被烟子熏得黢黑，完全看不到本来的面目。楼板有许多缝隙，楼上的人一走动，缝隙里就下起毛毛雨般的尘土。最要命的是，房间仅有一扇窗，却没有玻璃，黑灰色的两扇木窗户，歪斜着挂在窗框上，一阵阵寒风长驱直入，吹得人簌簌发抖。怎么住人！姊妹几个傻了眼。但毛家要房子结婚，必须还给人家，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动手修葺房屋。

多亏了何可的同学李志军，他带着何家姊妹，买来河沙水泥石灰，自己平地，打三合土；粉刷墙壁，安装玻璃窗；找来一些图画纸，贴在房顶上。大家齐心合力，好歹整理出了一间可以住人的屋子。一个多月过去，何家姊妹搬进了新家，没耽误了毛家大女儿的婚事。

经过一番修整，何家姊妹正式在文昌宫住了下来，在没有父母的照看下独立生活。这一住就是数年。新环境改变了何家姊妹原有的生活轨迹，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