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借不还

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霸道借

一块石头丢地上，没人拣。一件文物深埋地下，有人去盗。为什么？值钱。越是值钱的文物，越是有人胆大妄为，甘冒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或盗墓，或抢劫，目的就是据为己有。

这类据为己有，没逮住算运气；一旦逮着，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但另有一种据为己有，凭借权力之手，予取予求，无所顾忌，还屡屡得手。

河南开封市兰考县有户普通农家，姓蔡，蔡家有一道祖传下来的圣旨。每到重大节日，蔡家人都会沐浴更衣，焚香净手，把圣旨恭恭敬敬的拿出来，摆放在厅堂最显眼的位置，阖家祭拜，以此表达对祖先的追思。这件事后来引起了当地档案局专家的注意，经过考证鉴定，证实这道圣旨是道光14年颁发给蔡家祖先的。

圣旨用满汉两种字体书写，行文飘逸，内容是褒扬蔡家功绩的。专家们看后，认定其价值不菲，想要借去好好研究一番。怕蔡家人不愿出借，一再强调有借有还。蔡家是本分农民，心想档案局也是有身份的国家机构，就答应了。但时间一长，档案局却有借不还。蔡家人这才察觉事情不对，哪有一项研究，26年了还没做完的？会不会根本就不打算还呀？

蔡家人多次找到档案局要求拿回圣旨，但档案局总是支支吾吾，以各种理由搪塞。他们对蔡家人说，圣旨只是暂时放在馆里供游客们参观，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这样的理由说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成功地阻止了蔡家要求返回文物的要求。

终于，蔡家人觉得不能再等待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拿回属于自己的文物。档案局见蔡家人态度坚决，毫不通融，知道没有理由继续拖延，于是换了一个说法，称蔡家人当年是自愿交出圣旨的，文物现在已经属于国家财产了。

蔡家人闻听大吃一惊，知道无处讲理，于是一纸诉状将档案局告上了法庭。幸亏蔡家人还保留了祖传圣旨的证据，和当年出借圣旨的相关材料，这才击破了谎言，打赢了官司。

2011年7月，蔡家人告档案局借走自家传家宝20多年不还一案，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档案局在10日内将祖传圣旨归还蔡家。

1985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滑县上官村人民公社文化站站长找到王新明，从他手里借走了王家的两件文物：一个瓷碗和一枚圆孔铜钱。当时约定，如果文物被国家收藏，会给予王家经济补偿；如果国家不要，则原物退还。

可这一借就是整整三十年，两件文物也没了消息。经多次催问，才被告知“两件文物找不到了”。

此时，王新明早已不在人世，他儿子王连民也已经81岁。王连民告诉记者说，这两件文物是他母亲当年陪嫁的嫁妆，文化站的人到他家做工作，打了借条后拿走的。文化站的人当时承诺说，如果这两件文物很珍贵，被国家保存了，国家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国家没有保存的话，一定会原物退还。

王连民家住安阳滑县上官镇民王庄村。他至今还保存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借条，借条上的字迹仍然非常清晰：今借到王新明文物两件，瓷碗、圆孔铜钱。落款时间为1985年4月29日，公章盖的是“滑县上官村人民公社文化站”。

这两件文物具体什么模样，当时没有留下照片，现在已经无法目睹。王连民凭记忆描述说：瓷碗形如小盏，碗口比家用的直径大不了一指，颜色是豆青色，上面有装饰的白点；铜钱圆孔，上面有蝌蚪文，比常见的方孔铜钱大一圈。

文物被借走后，王连民的父亲曾多次去文化站追问下落，起初得到的答复是：文物交给了上级，会帮他向上级询问。

这一问就是三十年，当年的上官村人民公社，一变为上官乡，再变为上官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王连民的父母也熬不过岁月，先后去世，临终时都还惦记着两件传家宝。

父母死后，王连民拿着借条继续追问，乡政府答复文物上交给了县文化局。王连民以为追问有了下落，谁知到滑县文化局一问，人家干脆告诉他两件文物找不到了，并表示文化局正在调查。

当年，王家的两件文物，是公社文化站的刘站长从王新明手里借走的。当时推断瓷碗是明代制品，铜钱则不好推断。东西拿到手后，根本没在文化站停留，就直接交到了县里。刘站长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收据，上面列明了文化站同一批上交的多件文物，其中就包括王连民家的瓷碗和铜钱，收据下方还盖有“滑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时间为1985年8月19日。

文物上交之后，县里在人民文化馆搞了一个文物普查成果展览，但展览结束后，展览的文物却没了下文，最终去向不明。

对此，滑县文旅广新局的副局长周士德告诉记者，王家的两件文物确实找不着了。虽然文化站出具有收据，证明王连民家的两件文物确实交到了县里，但由于收据上没有写明交接的经手人是谁，加上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当年文化局的负责人都过世了，现在已经无法查清文物的最终下落了。

这调查后来成了看不到头的马拉松长跑，就拖到王连民都81岁跑不动了，只好交给儿子王东存接着再跑。王东存虽然年轻一点，还跑得动，但每次追问，文化局都答复说继续调查，但每次调查都没有结果。

最终，通过记者与上官镇政府电话联系，镇长王灵芝表示会与文化局协商，尽快给王连民做出经济补偿。对此王家人表示，如何补偿已经不重要了，只要镇里边承认、愿意担当就行。

三十年的奔波结果，早已让王家人精疲力竭，总不能从第三代再拖到第四代吧？

相比上面的有借不还，有一种借叫“霸道借”。

文革初期，借所谓破四旧抄家，短短20多天，北京就有11.4万多户人家被抄。上海则“抄了10万户资本家”，天津抄了1.2万户。全国上下据称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大量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有的化为灰烬，有的就集中起来堆放在仓库中。这些幸存的大量古籍珍本、古玩字画，也给了某些关注者以可乘之机。

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材料，林彪、叶群打借条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

其中康生更是大户，他频繁出入查抄仓库，仅1968年至1972年，就先后到北京文管处去了32次。借走图书12080册，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也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文艺旗手的爱好与众不同。1970年秋，她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与别人“白借”不同，她付了7块钱的人民币。

1962年4月，跟随了毛泽东15 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要调到天津工作。离别前，毛泽东给了李银桥一幅字。李银桥打开一看，是毛泽东1935年10月所作的七律诗《长征》。这幅书法手迹是写在荣宝斋精制的宣纸上的，诗后落款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李银桥回家后发现，“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中少了一个“索”字。第二天，李银桥拿着手迹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提笔在“铁”字旁边加了一个“索”字。

郭沫若看了毛泽东写的这幅书法后，赞不绝口，特别点评说添加的“索”字就犹如神来之笔，巧夺天工。

李银桥到天津后，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过从甚密。有一次，林铁的夫人弓彤轩提出要欣赏一下李银桥手中的《长征》诗手迹。看过之后，又说要拿去在报纸上发表，好让更多的人都能欣赏到毛主席的书法。李银桥心里虽然不情愿，但碍于脸面，还是答应了。

等到《长征》诗的手迹在一家省报上发表后，李银桥收到了还回来的书法，但他吃惊地发现，送还他的不是原件，而是一份复制品！为此，李银桥一次又一次地催讨、索要手迹原件，但始终未果。

随后文革开始，李银桥被造反派关押，罪名之一就是未经同意，擅自发表毛主席的《长征》诗书法捞取稿费。幸亏毛泽东有次视察天津，了解到李银桥近况，指示放人，李银桥才被释放。

此后，李银桥的工作几经变动，寻找手迹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1989年，李银桥离休，仍未放弃查找手迹原件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结果。

这个亏，吃得和王家的明代瓷碗一样大，都是好端端的借出去，莫名其妙地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