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逸仙进阶讲堂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选讲 ｜【01】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2022年10月13日晚，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选讲”课程首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永芳堂233讲学厅举行。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葛剑雄主讲“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程方毅副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葛剑雄教授从历史地理学的英文解释出发，讲授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历史地理学不是简单的历史+地理，不是history and geography，而是historical geography。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当代地理学一致，采用地理学原理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葛剑雄教授结合广东地区历史地理的例子，说明历史地理与当代地理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当代地理学通过仪器观察测量，在观测数据上进行研究；而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大多数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无法记录和观察当时的数据，如南越国时代广州的地理情况无法通过现代地理学观测，只能凭借文献记载和遗物文物进行研究。所以，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必须用历史学方法，通过文献考证和分析来估测历史时期相关的数据，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景观。

葛剑雄教授在讲座中

接着，葛剑雄教授详细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构成。历史地理学由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的信息系统三部分组成。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各种人文现象、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宗教等，进而寻求规律。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种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包含地貌、气候、水文、灾害、植被、海陆变迁等，进而寻求规律。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是利用地理学的GIS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历史上的地理信息、地图、要籍和资料等。葛剑雄教授在此特别指出了学术研究中“古地图”与“历史地图”概念的区别：“古地图”是指民国以前使用传统方法绘制的地图，即古人近人绘制的舆图；“历史地图”是“今人”以其所在时代的当代地图为底图，依照“今人”的需要，以历史上某一年代或时期的地理状况为内容而编制的地图。同时，历史地理研究还需要有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时间系列上，可以按年代、朝代和阶段划分，空间系列上，既可以按全国与局部划分，也可以按自然区域与人文区域划分，历史地理学正是在明确的时间与空间范围下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信息系统等的学科。

清广州府舆图（局部）

来源：《广州历史地图精粹》

随后，葛剑雄教授结合历史地理学科形成的历史过程，具体地分析与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科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形成与发展的条件。新学科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研究的对象的复杂性，学术进步和社会的需要，学科的创建者。首先是对研究对象复杂性的讨论。研究对象必须是复杂的，问题才有复杂性，才有必要和可能形成新的学科，而历史地理便具有充足的复杂性。历史地理的前身是沿革地理，记述并考证历史时期政区、疆域和水道等的沿袭与变革。从秦始皇开始全国推行郡县制，自此各政区层级名称、政区名称、政区辖区都产生了纷杂的变化。清朝乾嘉学派就有相当一部分人研究中国政区沿革和疆域变迁的考证。而水道变迁与黄河及其支流的不断变化，恰恰跟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这就不由得引入形成学科的第二个条件——现实的需求。其中既有来自学术的需求，也有来自社会的需求。近代对历史地理研究的现实要求更加广泛和紧迫，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沿革地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读史方舆纪要》书影

中华书局 2005年

乾嘉学派代表性作品之一

形成新学科的第三个条件是学科的创建。葛剑雄教授从现代地理学的出现、创建者的创建、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专业教学与学科的出现分析了学科建立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的地理一直以来作为史学的分支，长期以来并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地理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同时，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杂志，筹办禹贡学会，聚集并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研究的青年，为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谭其骧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使历代政区沿革的研究更为精确化，这些成为历史地理学科问世的契机。在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等学者的努力下，教育部积极推动，各院校陆续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成立了专门的教学班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地理学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科。

《禹贡》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3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7卷，82期，发表文章700余篇。

随后，葛剑雄教授从疆域和历史气候两个方面讨论分析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应用和影响。疆域方面，葛剑雄教授通过四幅历史地图直观展示了历史地理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研究成果与应用。而历史气候方面，葛剑雄教授从“怎样看待气候的变迁”问题引入，探讨历史地理在气候变迁的应用。全球观测时间最长的现代气候观测站不超过200年，160年以上的仅50个，大都集中在西欧，中国大多数地方县城一般都是1958年以后才建立气象站；而气候变化的周期往往超过200年，气候变化的表现极其复杂，往往发生在无人区或海洋，至今缺乏精确的评估指标。恰恰对这一漫长的变化我们的掌握的资料太少，历史地理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把掌握资料的时段大大拉长。在这一方面竺可桢先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根据古代气候资料的性质，将中国五千年时间分为考古时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方志时期（1400年-1900年）和仪器观测时期（1900年至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几千年的气候变化。

竺可桢先生

葛剑雄教授随即展示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实例。首先是甲骨文中的例子，甲骨文中没有“冰”字的记载，说明当时气候比较暖和，否则“冰”字是会创造出来的；甲骨文中还多次提到“象”，并多次记载了猎象等活动，而甲骨文大多是在今河南安阳的殷墟中发现的，象是热带亚热带动物，生存边界已远远超过黄河以北，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温比今天要高。葛剑雄教授还展示了其他极端气温的例子，如考古遗址中动物遗骸的证据、对孢子花粉的分析、春秋战国时竹子的分布、西汉时柑橘等植物的北界，这些考古和文献证据说明当时的气温比今天的气温高；而历史上长江和太湖流域的冰封、福州桔树多次被冻死的例子表明古代曾经经历过一个比较寒冷的时间。葛剑雄教授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中具体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展示了历史地理在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应用，并指出历史地理补充了当代地理学仪器测量时间跨度的不足，在气候变化方面相比其他学科具有独特优势。

学生提问

最后，葛剑雄教授总结道，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是地理学的分支，但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为历史研究提供地理背景和空间依据，对于研究长时段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有望在国际社会上做出更为深远的贡献。讲座最后，在场师生就北方很少种植水稻的原因、历史上气候变化对游牧民族的影响、地理决定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整理：刘艺帆

初审：李芷莹

审核：区瑞珍

审核发布：谢   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