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逸仙进阶讲堂 中国乡村研究：组织、制度与伦理 |【2】张和清：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进村居：政策与实践

2022年11月8日，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中国乡村研究：组织、制度与伦理”第二讲在南校园永芳堂233讲学厅举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张和清教授主讲“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进村居：政策与实践——以广东省政府社会工作“双百工程”为例”，并与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邓燕华进行对谈。

一、张和清教授授课

张和清教授以2017年启动的广东省社会工作“双百工程”作为切入口，结合自身20余年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经验，介绍了社会工作在落实政策文本、推动政策实践，促进兜底民生保障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张和清教授在授课

1.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的“二元分割”

张和清老师首先介绍了社会政策文本与社会政策实践之间存在的“二元分割”问题。政策文本往往传达高尚的执政理念、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然而，政策文本在转化为政策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在中国政府的科层体制中经历一个自上而下、层层传递的过程。这时，出于人手经费不足、职责落实不力等原因，基层政府往往无法很好地将政策文本转化为造福千家万户的政策实践，这就导致了当前政策实践中常见的两个“最后一米”（“兜底性民生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不通达的问题。以上现象既影响民生福祉兜底保障，又不利于社区共治发展，而且使许多政策文本成为不能充分落实的“条文”，动摇政权合法性的根基。

2.社会服务进村（居）：“双百”践行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政策实践

张和清教授介绍了他参与推动的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政策的实践过程。2017年以来，他作为总督导参与推动广东省社会工作“双百计划”的策划和落实。“双百”以专业社会工作推动粤东西北地区民生及基层社会治理为宗旨，以进驻村居社区为核心的工作方法，以实现镇街村居社工站和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民生兜底和社区共治“两个百分百”覆盖为目标，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2017年，“双百计划”在全省范围建设200个社工站，招收940名社工；2019年，社工站增加到407个，社工人数增加为1737名；到2021年，广东省政府将“双百计划”提升为“双百工程”计划，并在全省建设1629个社工站，招收3万名社工提供专业服务。在政府民政部门和基层政府财政支持与强力推动下，“双百”社会工作项目得以进驻全省范围内的村居社区，通过链接政策资源和专业实践，将社会政策文本切实转化为政策实践，把民生福祉和基层治理政策福祉送进千家万户，造福社群。

3.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的实务模式

张和清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双百”社会工作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实务模式。他将该模式总结为 “两大方向、三重境界”，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首要任务和“第一重境界”是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在村居社区进行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精准化识别，并通过政策资源链接和以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物质层面精细化的民生兜底保障服务和社区共治发展。社工不仅协助困难群众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促使其恢复社会性功能，从而达到社会-心理支持与陪伴的“第二重境界”；社工更应该在社区范围内推动社区共治发展，促使被助者成为助人者，激发社区自组织与共治发展的能动性，最终将社区建设成为互助友爱的社区共同体，从而实现社区共治协同发展的“第三重境界”。

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实务模式（张和清教授制）

张和清教授以反贫困社会工作理论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为例，说明了社工要注重将自身的专业知识、工作实践与政策文本联系起来，从而为社会工作实践寻求政策层面的合法性更好地扮演“政策使者”的角色。

社区为本反贫困与乡村振兴社会工作关系图（张和清教授制）

4.案例解读

通过“陈妹妹”的案例解读，张和清教授详细展现了在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实务模式中社工如何成为社会政策实践的“使者”，切实改善服务对象的生活处境。陈妹妹（化名）是一位14岁的女生，患有小儿麻痹症，身体、智力发育迟滞；父亲陈伯，71岁，低保户，有些精神失常。父女二人靠低保金和售卖废品为生。通过连续一个月的走访接触，驻村社工同两人建立了深入的信任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多个层面分析了两位案主的需求、问题，优势、资产等，从而制定服务计划。按照“两大方向、三重境界”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和价值理念，社工为陈妹妹办理了户口和身份证，申领了残疾人补贴和低保补助，为陈伯家申请了扶贫资金，极大地改善了家居环境，实现了兜底性物质保障；同时，社工通过建立信任关系和社会心理陪伴提升了两位案主的生活技能、社交能力和自信心；最后，社工发动村民志愿者参与案主家居环境改建，在此过程中增进其社会交往能力，重建其社区社会支持网络。

5.尾声：政策实践与政策文本循环往复过程

在演讲的最后，张和清教授介绍了书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双百”社会工作概论》，并阐述概论是“做中学、学中做，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总结道，社工一方面作为社会政策的使者，将社会福利和社会治理的两个“最后一米”通达到千家万户和城乡社区；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实践知识，推动新的政策文本生成并促使其回归政策实践，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政策实践与政策文本循环往复的实践过程。

张和清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双百”社会工作概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21年。

二、邓燕华教授与张和清教授对谈

1.社会工作的城乡差异问题

邓燕华：城市社会工作和乡村社会工作的区别在哪里？

张和清：农村社区的进入比较容易，只要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工比较容易被接纳，从而融入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城市社区普遍出现人际关系淡漠的状况，作为陌生人的社工难以融入社区的居民生活。这要求社工在城市社区建立专业信任关系。

另外，今天的乡村社区正在经历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每个乡村社区面临的问题异质性很强，社工探寻乡村深层次需求和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也很不容易，就更需要社工融入乡村，与村民相伴同行，通过长期耕耘，从而推动个体、群体、社区整体性改善。而在城市社区，由于很多社工出身城市，与社区居民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因此能较快寻找到社区居民的问题和需求，并开展个案工作等。但相比乡村，城市社区人际关系疏离，居民原子化状态明显，社工建立专业信任关系比较困难，难以推动社区共治发展，但城市社区重建社区共同体任务更加迫切。

张和清教授与邓燕华教授对谈

2.社会工作政策的兴起问题

邓燕华：可否请您谈谈“双百”社会工作项目在广东省内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新政策的产生需要怎样的条件呢？

张和清：在推动“双百”项目之前，广东省社会工作已经经历了10年的发展历程。2016年，受广东省民政厅的委托，我们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研究团队承接了“广东省社会工作十年发展”的研究，研究报告的结论表明：广东社会工作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绩，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仍然存在社会工作发展“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不平衡的问题，粤东西北社会工作发展薄弱不符合社会工作弱势优先的价值理念；与此同时，伴随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性不足，从业人员职业不稳定，专业服务并没有获得服务对象的充分认同等短板问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社会工作需要更高决策层政策和资源的推动。当时一方面“绿耕”农村社会工作驻村项目得到省厅、广州市民政局乃至民政部领导的肯定，另一方面当时的省厅社会工作主管部门领导有很强的专业认同，他自己也有长期驻村工作的经验，对绿耕驻村社会工作实践很认同。受省厅委托，我们承接了“广东社会工作十年调研”项目，经过半年多调研撰写了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结论包括“推动粤东西北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必须坚守社区为本、弱势优先、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等得到省厅领导的认可。于是2017年省厅决定在粤东西北启动第一批200个驻村社工站（称为“双百”）。之后，由于驻村居社工与服务对象打成一片，以“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调发展的实务模式提供专业服务，打通兜底民生保障和基层社会治理两个“最后一米”，得到服务对象和各级领导认可。

需要说明的是“双百”之所以得以顺利实施，主要因为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具备开展社工项目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为期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教训。但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分管领导干部缺少“人做人的工作”的社会工作意识，思想观念可能出现“与其把财政投入到社工项目，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放物质补助” 等倾向。但令人欣喜的是全国乡镇社工站建设已经在国家层面进入全面实施的过程，全国各省区都在推动社工站点建设，这无疑会带来中国社会工作大发展的契机，全国社会工作同仁应该抓住机会，做出专业成效。

3.政策文本和政策实践的关系问题

邓燕华：“双百”社工项目在处理政策文本和政策实践的实际关系中的做法和表现如何？

张和清：“双百计划”的政策文本是在2021年逐步提升为省政府“双百工程”时才逐步完成制度设计的。在整个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的实践不是先以政策文本为指导，而是先从“三同”（同工作、同劳动、同生活）做起，再逐步融入专业元素，形成政策文本。遵循“实践出真知”的行动研究原则——“做了再说”，以实践成效推动政策文本的出台，再依据政策文本落实到助人自助的专业实践过程。2017年“双百计划”第一批站点选取时，许多地方政府甚至不明白社工为何物，以为招收社工是帮助他们做行政工作的。后来我们通过案例讲解等方法论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双百”项目的群众工作方法，慢慢取得了各级政府的认可支持。2017年，李希书记在“双百”社工站进行实地调研时，肯定了社工的工作和做法；卓志强厅长每到一个地区都深入双百站点调研并肯定社工的做法是将党和政府的福利政策做进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灶头、炕头、心里头”，“使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社工的专业服务”……逐步通过社工“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实务成效，得到各级政府及其民政部门的认同。

4.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问题

邓燕华：您在讲座中提到了社工从事的是“专业的群众工作”，您认为这与政府工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张和清：最大的区别当然在于社会工作具备一整套“共情”的知识体系，是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过程，这是社会工作不可替代性的专业知识体系。包括社区为本、弱势优先、公平正义价值观和社会问题分析能力，优势资产建设能力和系统性专业知识体系，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政策实践等系统化的专业方法技能等。我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试图论述社工作为一个职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向是职业化。应该把社工站转型成为国家社会建设事业，社会救助、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社会事业单位，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纳入等同于医生、教师等专业职业序列，是具有同等编制地位的职业群体，从而解决社会工作学科入学率低，社会工作行业离职率高的问题。

邓燕华：这样的编制化转型会不会导致社工的行政化呢？

张和清：我认为不会，就像我们不会把医生和老师当成行政人员一样。恰恰相反，编制化转型是避免社工行业行政化的最有效途径，也是留住社工人才，以专业力量助力各级基层政府部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职业化的科学路径。当前的社工站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社工与基层政府签订的是劳务合同，社工有面临随时被抽调“打杂”等问题，这会影响其专业群众工作能力的发挥。

邓燕华：您认为这种编制化转型的可能性大吗？

张和清：我觉得挺大的。首先，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其次，社会工作事业性发展也是人心所向，这样做既能够促使高校培养一大批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也促使高校人才“人尽其用”，以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发展的专业实务模式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赢得民心，维护底层民生福祉和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另外，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固本强基”等执政理念，也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工作创造了最佳的社会政策实践条件。这要求我们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实务工作者必须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专业成就和职业荣誉。

5.社会工作者职业培养问题

邓燕华：《“双百”社会工作概论》一书中提到了很多当地村民从“社工小白”成长为专业社工的案例，请问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张和清：社会工作是一个由情怀主导的职业。我们首先要招到有理想的“有心人”，他们的初心可以是为家乡做贡献，也可以是为公平正义的理念奋斗，这是我们进行职业情怀培养的基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培养社工将自己的专业理念（口号）转化为道德实践。“双百”价值观培育的做法是通过驻村居社区和“三同”的践行，将“口号”转化成为与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共情的过程，深层理解社区民众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问题需求、优势资产、愿望诉求等，在与服务对象共情的过程中实现改变。因为我们确信“爱和理解一切都能成就”。当社工与服务对象（社区及其民众）建立优良社会信任关系并充分掌握他们的问题需求之后，协同督导就要与社工共同制订目标与计划，跟进过程和结果，再依据计划持续行动，久久为功，从而带来社区及其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善。这个过程就是社区评估行动研究-行动过程反思性研究-社工反身性行动研究的循环往复。

邓燕华：一般来说，这样的专业培养需要多长时间呢？

张和清：一般来说，人的改变，尤其是督导、社工与服务对象三重能力建设的过程最起码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周期才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而且人的改变是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在相伴同行的过程中人与人互动的深层改变。“双百”督导、培训项目有专项经费支持，促使“双百”初期形成高校社工教师-社工机构资深督导-一线社工-服务对象相伴同行的专业督导模式。经过三年努力，我们看到“双百”作为专业人才发展计划也取得可喜的成绩。通过兼职督导带动专职督导，专职督导带动一线社工，一线社工培育社区领袖，社区领袖带动社区民众改变的循环往复过程，许多优秀的一线社工成长为专业督导，许多专业督导成长为地区督导中心主任，许多社区骨干成长为社区领袖，有的地区中心主任调任省厅项目办负责全省双百专业发展。

6.“双百”社工项目与原有社工机构的关系问题

邓燕华：在“双百”社会工作项目中，社工机构的作用会不会被弱化？

张和清：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太恰当。“双百”计划启动前的十年里，广东省社会工作的主要模式是“机构主导+市场购买”，正是因为这种模式一方面促使广东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得到政府及服务对象的基本认可；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社会工作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专业作用和底层服务的有限性等方面的限制。因此，省厅2017年才开始在粤东西北地区推动“双百计划”。另外，机构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过度依赖市场招投标的模式开展服务，这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当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时候，机构运行具有很多被动和不可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招投标期限也限制了机构可持续发展。最后，市场模式的服务时限也会限制机构去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服务理念的践行，评估指标体系限制专业服务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7.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问题

邓燕华：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本质上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您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时，社区居民是如何看待这个外来专业的呢？

张和清：居民都很实在的，他们不考虑专业问题，不关心社会工作的发源地。他们对社工的认识一方面来自社工的工作成效和自己及其社区的改变；另一方面来自社工和其他工作群体的相互对比等。实践证明，社会工作的长期服务、弱势优先等工作理念往往使村民对社工产生深刻的、积极的印象。

8.社工机构与本土权力主体的问题

邓燕华：“双百”社工采取驻村的工作方法，会不会导致与村内其他权力主体的矛盾？

张和清：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利用社工站驻守村居的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双百”计划的重要特点是许多社工站设在村内的闲置的空间（废弃的小学、老屋等），促使社工一落地就与服务对象同在，具有“在场”的、以社区为本的优势，这就为“双百”社工提供了与村居委会“井水不犯河水”的独立服务空间，因此避免了许多纠缠和纠纷；此外，社工深入千家万户，秉持弱势优先的工作原则也契合了村居委会实际为民服务的需求，促使社工与村居委会在村庄日常事务上形成互补效应，共同推进村庄发展，共同作出发展成效，实现共赢。

三、问答环节

在问答环节，有同学向张和清教授提出，一线社工应该如何应对繁重情感劳动附带的精神压力，以及如何看待与工作强度不符的物质回报等问题。张教授认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情感劳动并不意味着“移情”，社会工作者需要做到“反移情”。社工不能把自己的情感完全沉浸到工作中而不自知，其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对需求群体的增权赋能，激发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社工的工作就是失败的，而且自己也会陷入长期的情绪困境。此外，张和清教授对“双百”社工站在未来如何避免过度行政化，如何与既有的社工机构共存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海报：孙骐骏

整理：吴   迪

初审：李芷莹

审核：区瑞珍

审核发布：谢   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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