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高研读书·首期】王裕华：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

2023年3月31日，“高研读书”首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利举行，哈佛大学政府系王裕华教授主讲其新作《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家齐教授、温春来教授、黄国信教授、刘勇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黄冬娅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申斌副研究员，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青年学者郦菁副教授参加活动，并参与评议。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文系林峥副教授主持活动。

 一、叩问治乱兴衰之故

是什么影响和塑造了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的兴衰？这是王裕华教授在新著中关注的核心问题。经其统计发现，中国古代共有380余位皇帝，仅半数寿终正寝，余下多数则是被统治精英所推翻。数据显示，皇帝被精英推翻的概率以唐宋间为界，大致分为两段：由汉迄唐的第一个千年，概率较高且持续上升，皇权饱受精英阶层的威胁，危机迭起；由宋迄清的第二个千年，概率急遽降低，皇位交替趋于稳定，人均在位时间长。同时，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也可分为近似的两段：第一个千年，财政政策多数意在增加税收（如西汉盐铁专营），人均税收水平总体递增；第二个千年，财政政策多数意在维持甚至降低税收（如清朝摊丁入亩），人均税收水平逐渐降低。为何皇帝的个人命运与政府的财政能力有着截然相反的演变趋势？当我们把国家能力化约为财政能力，便得到一个值得省察的现象：在帝制中国，短命的弱势君主统治着一个强盛的国家，长寿的强权君主却统治着一个孱弱的国家。这是为什么？

王裕华教授在活动中

王教授随即简明地回顾了相关学术史。就中央集权国家的层面，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探讨了古代东方产生强势领袖和中央集权的条件机制，是西方学界较早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说。就政治文化的层面，赵鼎新、尤锐（Yuri Pines）等人认为儒家文化塑造了帝制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两种学说都可以解释帝制中国的起源，但对其发展演进的历时性变化关注不够。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王朝更替理论”解释了历史演变的过程，认为帝制中国的朝代更替伴随着由盛到衰的反复轮回。此说虽能解释一个朝代内部的盛衰规律，却无法回答跨越朝代的长时段命题。近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关注一首一尾的命题——帝制中国在秦代的形成和在清代的瓦解，鲜少谈论中间发生了什么。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王教授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君主的困境”（Sovereign’s dilemma）是贯穿帝制中国始终的一条线索。君主有两大目标，其一是确保自身皇位的强势和稳固，扩大君权，统御朝臣，其二是提升国家能力，使其富庶强盛、长治久安。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想要增强国力，就要仰赖一个团结的精英阶层采取集体行动，而这恰恰会对皇权的巩固形成极大威胁。分散的精英群体虽有利于皇权巩固，但无益于提升国力。

 二、帝制中国的“精英社会域”

精英社会域的三种理想模型，来源：Yuhua W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7.

为衡量社会精英的地方化程度，王教授提出“精英社会域”（Elite Social Terrain）的概念，并构建了几种理想模型：星状、领结状、环状模型。在本次读书会中，王教授着重介绍了前两种。图示中部的点代表中央高级官员，他们通过社会连接（特别是姻亲关系）与地方精英家族相连。中央或地方精英内部也有一定的连接。在星状模型中，中央官员之间连接紧密，在全国各地也都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连接。在领结状模型中，中央官员之间相互隔阂，某个中央官员只与特定区域的地方精英相连接。王教授指出，星状模型造就强国弱主，因为团结的精英容易采取集体行动推翻君主，皇权经常受到挑战，精英的家族利益遍布全国，因此有意愿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领结状模型造就弱国强主，因为精英之间缺乏互信，皇帝可以利用朝臣的派系斗争分而治之（清康熙、雍正朝是典型案例），皇权得以巩固，但精英在地方的利益局限于一隅，很难协调一致，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

若将这种理想模型落实到帝制中国的历史中，王教授认为，自秦汉迄隋唐的第一个千年以星状模型为主，自宋迄清的第二个千年以领结状模型为主。因此，探究唐宋之际产生这种变革的原因十分关键。王教授的研究，缘起于读博期间去西安碑林的一次访问，他当时注意到，北宋官员富弼的墓志铭包含着大量亲属信息，可据此还原一个建立在姻亲关系上的社会网络。推而广之，依托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墓志、家谱等），建立一个覆盖唐宋高官亲缘网络的数据库，就有了可行性。用亲缘网络来模拟精英的社会网络（即“精英社会域”）有何学理依据？美国学者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认为人质互换是最可信的承诺，王教授指出，联姻也是某种程度的人质互换，血浓于水，建立在姻亲基础上的精英间的互信是较为坚实的。王教授汇总了唐宋两代共4190位从三品及以上官员的数据，建立亲缘网络，牵涉的人物共计42157位，对于文献不足所致的部分数据缺失，则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处理，力求更精确地贴近史实。这些规模庞大的数据反映出哪些信息？

 三、关键时刻：唐宋之间的转折

唐宋主要官员的亲缘网络，来源：Yuhua W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91.

王教授认为，唐代的“精英社会域”比较接近星状模型。200多个家族（士族）事实上统治着整个中国，中央和地方要职为其所垄断。士族间的通婚非常普遍，但鲜与外人通婚，逐渐形成稳定的姻亲网络。士族的主要男性成员都居住在两京，即长安和洛阳，通过姻亲关系与地方精英相连接。然而，由于连年战争和气候变迁，这种星状模型逐渐为领结状模型所取代。研究表明，唐末五代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均温降低，而每逢气候转冷，爆发民变的概率即大为增加。晚唐的黄巢之乱，持续时间极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造成了极深的社会危害。叛军占领长安达两年之久（881-883），两京的士族成员几乎被屠戮殆尽，所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皇帝难以继续从士族中选拔官员了，转而系统性地利用科举取士。据韩明士（Robert Hymes）等人的研究，科举的制度化导致了中国精英的地方化转向。此时，地方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士绅阶层兴起，投资土地以支持儿孙辈的教育，以期成为科举考试的赢家，把精英特权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因此，精英投身于土地和产业的经营，社会关系和姻亲网络与地方绑定。数据显示，宋代的“精英社会域”更接近领结状模型，官员来源呈分散化趋势。唐宋转型期的一些数据颇具典型性：北宋后期，王安石的亲缘网络仍旧是遍布全国的，吕公著的亲缘网络则偏向地方化。前者是熙丰变法的主将，支持中央政府扩大权力，后者则是反对派领袖之一，抵制中央权力的扩张。

王安石、吕公著的亲缘网络，来源：Yuhua W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22.

总之，“精英社会域”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以下变革：一是精英的分散化导致君权上升、统治期延长，皇帝利用精英的不团结巩固自身统治。二是精英的地方化导致强化中央政府的意愿降低，相比中央，官员制定政策时更注重地方的利益。王教授最后总结道，“精英社会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帝制中国的政权，因为不同的社会关系影响了精英制定政策时的考量，国家、君主也可能利用外部冲击、社会变易，能动地重塑“精英社会域”。国家与社会正是在这样持续的互动中发展演进。

 四、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随后，诸位与谈人相继发言，对王教授新见迭出的研究表示高度赞赏，同时，也站在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若干商榷意见。曹家齐教授提出，学科之间的隔阂，使跨学科交流更具迫切性。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对彼此领域了解不够充分。本研究采用的史学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滞后性，且参考欧美的较多、中日的较少，因此不免有史实上的舛误。宋代精英的地方化问题在学界尚有争议，包伟民教授曾撰文质疑此说，将其作为论据的基础是有待考量的。就学术史来看，中国的郑樵、陈邦瞻、严复等人皆注意到，宋跳出旧有的框架，开创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日本的宫崎市定系统阐释了“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贵族政治的终结和官僚士大夫政治的兴起。本研究其实是对宫崎市定观点的进一步论证、量化。就论述过程来看，本研究认为唐以前的中央贵族通过亲缘纽带团结一致，宋以降的皇帝让政见不和的官员同朝为官，以限制精英抱团。事实上，唐以前的贵族之间也是矛盾频出，皇帝乐于利用这点制衡群臣，并不比后世逊色。宋以后的朝廷也鲜少实现“异论相搅”，皇帝不愿把不听话的臣属留在朝中。再者，官僚在制定政策时，家族利益是唯一的考量吗？文献表明，还是有很多高屋建瓴、胸怀天下的士大夫的。就概念使用来看，本研究以官品为据确定何为中央精英，但官品有时并非一个有说服力的标准。在北宋官职、差遣分离的体制下，重要的是差遣的高低，有人官品很高但无资格参与机要决策。作为核心概念的“精英”更需要审慎地辨析，具体使用层面，宋以降常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频繁迁任的重臣，他们算是中央还是地方精英呢？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丰富和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

温春来教授结合自己的近期研究，围绕“国家能力能否用税收水平来衡量”这一点，分享了独到的见解：若将国力强弱与税收多寡挂钩，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清朝的国力跟明朝差不多，但这与历史学者所掌握的经验事实迥异。清朝初期东征西讨，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袤疆域，巩固和深化了在边缘地区的统治（如改土归流）。在近期撰写的新著中，温教授认为，清朝体制是中央全面决定地方，州县以上官员每年怎么花钱、办事均由中央掌控。清前中期，若要开一个矿场、聘请吏员管理，督抚无权拍板，中央户部才能决定；判断地方的一匹官马是否系正常死亡，由于涉及到财政运作、权责界定，也须由中央拿主意。种种史实表明，明清两朝尽管在税收规模上近似，但在国家能力上天差地远。怎样花钱比怎样收钱更能体现国家能力。明代财政运作混乱，户部、兵部、工部都有银库，地方、中央各有多少钱，没人清楚。清朝则对此一清二楚，统筹全局，精细谋划，每年拨白银一百万两在云南采铜矿、三十万两在贵州采锌矿，令出必行，没有一笔糊涂账。毋庸置疑，清朝的国力远胜明朝。因此，若用税收多寡来衡量国力，得到的将是有违史实的结论。若承认清确实比明强很多，又该怎么解释本项研究的基本设定呢？

黄国信教授指出，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是通过对史实的抽象和化约，建立模型来讨论问题。此类研究是否有说服力，取决于这个化约的方式是否严谨可靠。就本项研究而言，把国家能力化约为税收水平、把精英网络化约为姻亲网络，有一定道理，也存在一些危险。在肯定温教授意见的基础上，黄教授表示，国家对财税的使用效率是衡量国力更优的标准。清朝用较少的钱就能办很多的事，南征北战，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其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不正是国力强盛的一种表现吗？反而，增税的政策频出并不能代表国力强。至于把精英网络化约为姻亲网络，可能是缘于资料问题。在包弼德（Peter K. Bol）的数据库中，官员的姻亲信息较易获取，建立在同年、同乡甚至行贿受贿基础上的紧密关系则较难提炼。但姻亲网络对国家最高决策的影响是不是决定性的？需要更多证据支撑。若无充分的证据，这种化约就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产生自欧美的社会科学理论，跟古代中国的路径有很大差异，需要谨慎套用。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认为，18世纪中叶英格兰和中国长三角的经济状况非常相似，进而产生中英为何走上殊途之问。其实，这完全抽掉了背后的政治社会关系、发展路径的差异，撇开这些因素，认为中英是可以比较的。国内的经济史学界普遍承认，大分流是个伪命题。若想用历史的材料研究政治学，就要用细节的材料去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并非现有的社科理论所能解释的。

哈佛大学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

包弼德教授是其维护和升级工作的主持者。

刘勇教授指出，在构建理论模型时，较难的是将古人身份转换的机制纳入考量。相比“精英的地方化”，刘教授更认同“地方精英的士大夫化”的说法。本研究似有过分强调对立之感，忽略了概念在现实中的统一性：一是皇帝和国家的对立，认为两者的发展运势是相反的，二是中央和地方精英的身份对立。如曹教授所言，官员的流动使中央和地方精英的界限趋于模糊。亦须留意官员使用自己身份的策略性：情况往往是，当面对地方之时，“我”就代表中央；当面对中央之时，“我”就代表地方。此外，还有科举制生产出来的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间的身份转换。本研究对“国家”概念的使用也是值得省察的。当今人毫无负担地使用此概念时，如何将其与古人的认知相对应？相比“国家”，古人更熟悉的是“天下”概念。天下观带来的超越性认知，会挑战我们把宋、明、清当作国家实体的理解。天下观是超越一朝一代、超越实体政权的，改朝换代亦可视为政权组织方式的一种内在调整。朱熹不会只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因此，使用国家的概念往往会带入今人的生活经验，忽略“国家-国民”与“朝廷-子民”的差异。地方化如何与超越性的大一统认同相协调？这是亟待思考的。

黄冬娅教授指出，本研究在因果机制层面有待进一步探讨。中央门阀与地方精英均属于bureaucracy（官僚体系），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既非早期分封制下的诸侯，会削弱国家的直接统治；亦非帝制中国晚期的informal bureaucracy（胥吏、衙役，黄宗智、瞿同祖所谓“非正式官僚”），会侵蚀国家的税源，与国家能力的扩张相抵牾。同为state agency，他们都可能与君主产生利益冲突，皇帝可以对其生杀予夺，中央做大对他们未必有好处，为何要在税收上帮国家强大起来呢？其次，本研究认为，宋代精英的地方化影响了state building（国家建设）。或许前后逻辑恰恰相反，是state capacity（国家能力）下降导致了地方的兴起，中央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精英。倘若国力下降并非精英地方化所致，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黄教授从纯理论层面，推想出一种竞争性解释：是征税成本和经济结构的变迁。门阀政治时期，土地较为集中，及至明清，随着土地集中度的下降，国家失去了对征税基础的有效掌控，经济结构改变，进而影响了state building。此外，明清财税规模的下降关涉到ideology & policy，是宋明儒学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国家采取低税收政策，同时，人口的急遽增长也势必降低人均税收的数字。

申斌副研究员指出，本研究在建构模型时，较少考虑到空间的非均质性，默认不同区域的税收、治安、战争、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实际上，中国古代财赋体制的空间格局明显是非均质的，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存在极大的空间差异。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维护和平是古代最重要、几乎唯一的公共服务。例如明代，大量江南财赋被投入九边的军事防务。按照本研究的预设，江南精英理应最抵制纳税，而九边理应最欢迎？再如清前期，中央精英几乎被满洲贵族所垄断，难道他们最抵制增税？其实，东北龙兴之地有特殊政策保护，内地增税不会触及他们的利益。并且，本研究较少关注王朝内部的历时性变化。星状的“精英社会域”如何逐渐形成？如秦灭六国、隋唐关陇集团，都是从地方性的精英群体逐渐扩展到全国的。再如元朝的怯薛制、清朝的八旗制，也在王朝内部经历了显著的变迁，可以从社会科学层面提出解释。再者，本研究认为，分裂的精英群体造成国力的衰弱。事实上，当精英分化，形成领结状、环状的社会域，正给了皇帝打击反对意见、贯彻自身意志的绝佳机会。科举制选拔的官员，一旦罢官抄家便一无所有。研究表明，明清两朝通过治理官员，从官僚集团内部攫取资源，提升了国家能力。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首创“关陇集团”的概念。

郦菁副教授指出，由于现实议题较难触及，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历史学转向，倾向于利用历史材料做更长时段的研究。唐宋变革、关陇集团等著名史学论断，也包含对社会科学的借鉴。深化二者的交流互鉴是必要的。本研究中用税收衡量国力的方法，的确有待考量。明代常用劳役来替代或补充货币税收，清前中期，一个小范围的满洲贵族群体就承担了官僚系统，比较轻薄，数据上显示全国税收较少是有原因的。况且，明代用鱼鳞图册深化对土地的管理，清代用火耗归公等制度提升财政收入，种种实例表明，国家是有能力增强汲取力度的。再者，从普遍性社科理论来看，联系紧密的精英集团不一定会提升国家能力。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精英到底属于国家还是社会呢？波兰、战国时代日本的历史经验表明，精英倘若不进入中央国家，永远都是一个自肥的状态。

随后，王裕华教授对诸位与谈人的发言表示感谢，择要进行了回应。关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转向，王教授指出，20年前的社科著作很少涉及历史，两个研究领域从彼此忽视，转变为现在的交锋，是一个积极现象，希望自己能做抛砖引玉的那个人。随着对史学了解的深化，下一代社科学者也能做出更高水平的研究；关于国家能力的衡量标准，税收的确不能完全反映国力，但目前尚未找到更合适的跨朝代衡量标准。如果看疆域大小，元代就是国力最强的，但这显然有悖史实。“南征北战”也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战争的参与者和结果——晚清剿灭太平天国靠的是作为地方力量的湘军，又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关于精英的判断标准、是否进入中央国家，王教授在研究中为了弥合不同朝代的差异，采用了一以贯之的硬性指标。从三品以上官员，大抵都能上朝见到皇帝，跨过这道基本的槛，才能进入数据统计范围。
关于空间的非均质性，在书后面的章节是有所讨论的，用统计学的办法可以处理。并不会把北方人和南方人盲目作比较，而是控制住若干因素，比较同一省（府）内，不同亲缘关系导致的对国家态度的差别。关于宋明儒学和地方权力的关系，王教授认为，前者是精英地方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朱熹等理学家的思想中，并不在乎中央政府，只在乎自身修养和家族传承。新儒学其实是对新兴的地方化精英诉求的一种正当化。关于天下观问题，有待进一步考量的是，当精英提到天下之时，会在实践层面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古人虽然表面上讲的是天下，实际想到的往往还是中国之内的事，不会去考虑欧洲。
关于清朝对财税的使用和监管，的确比较高效，这与本研究的主张并不冲突。应当区分的是皇帝对官僚的控制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王教授认为，前者增强与后者减弱是并行的。税收减少促使清朝加强官员治理、提高税收利用率。同时，政府将负担的公共服务减少到最低程度，很多事务由地方家族来承担，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家不掌握土地的情况，有清一代没有做过一次土地核查，在此方面的尝试受到了官僚系统的阻挠。宗族已经控制了地方社会，政府无力介入。关于崇高追求对士大夫决策的影响，王教授表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不会完全相信官员表面的话，而是更注重社科理论分析得出的深层原因。因为官员有时会用冠冕堂皇的儒家意识形态，来粉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尾声将至，此间是岭南的静夜，彼端是麻省的晨曦，地理的阻隔并未减缓学术交流的脚步，在意犹未尽的讨论中，活动圆满结束。

整理：孟   寂

海报：肖雨鑫

初审：李芷莹

审核：区瑞珍

审核发布：谢   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