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影响在美国迅速传播，这个争议性的案件不仅关于妇女权利或终止妊娠本身，它也关乎于其它的诸多社会正义议题中涉及不同边缘群体的议题，比如说特定种族群体、低收入群体、性多元群体（性倾向与性别认同多样性群体）等。考虑到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政治变革势必会影响到许多其它国家，在事实上关于终止妊娠权利的话题也在全世界各地被讨论。尽管自称“支持生命”（pro life）的群体宣称他们在尝试拯救未出生的儿童的生命，但他们所想取得的政治变革会显著地影响怀孕者的选择、权利，乃至于生命。终止妊娠应当作为怀孕者的最终安全网——无论其生命有没有受到显著的威胁。终止妊娠未必在任何情境下是任何怀孕者最好的选择，然而，它不应当是违法的或被禁止的。 尝试禁止终止妊娠本身，并不会真的达成如此的结果，它只会减少安全的终止妊娠。而推动人们去使用不安全、不稳定的终止妊娠，这必然会对怀孕者的生命安全有所损伤，乃至于杀死部分的怀孕者。生下一个不被希望的孩子，同样会对怀孕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以至于使其抑郁；而一个未经计划的孩子出生，也会使怀孕者可能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两者都可能让自杀率上升。并且，所有医学上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个人职业的负面影响，非常有可能也都由怀孕者承担。（尽管不同国家、州、公司可能会有一定的补助，但补助可能是微薄的或不适用的。）此外负面影响也可能传递到怀孕者的亲密关系对象、家人、朋友或同事。考虑到怀孕者是最终要经历妊娠痛苦以及怀孕中物理或精神负担的人，ta们应当拥有是否终止妊娠的最终决定权，而不应由任何其他人代为决定——无论是亲密关系对象、家属或是政府。 “支持选择”并非建议所有怀孕者都应该进行终止妊娠，而是建议一个怀孕者有权这样做。即便终止妊娠是合法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怀孕的人都会去终止妊娠，也不意味着怀孕者生下孩子的权利有任何损失。如果一个胎儿真的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生命，那么应当认为大多数人不会尝试去杀死这样的人类生命，并完成妊娠且在自己没有能力或不愿养育孩子的情况下将其转送其他希望养育孩子的个人或家庭。然而，如果大多数的人仍然选择终止妊娠，那么说明大多数的人从根本上不认为胎儿等于儿童，那么“支持生命”的群体就不应该将自己的思想强行推广于他人，乃至于用法律禁止他人的个人权利。自称“支持生命”的群体，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去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主意，但是，他们不应仅仅因为自己相信胎儿是生命就使终止妊娠非法化。美国是一个拥有广泛的多样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自由国家，因此，人们不应该强迫他人同意可能会对他人生命造成损害的观念/想法——如果仅仅是部分群体觉得如此符合其道德。 1994年一家诊所前（图源：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pro-life-charities/）政府强迫个人生育孩子是在尝试控制怀孕者。毫不令人惊讶地，即便终止妊娠是非法的，它也不会真正地消失。禁止终止妊娠的尝试仅仅意味着禁止安全的终止妊娠。在过去的美国或其它国家，有无数的例子表明如此，怀孕者必须通过地下诊所来进行终止妊娠。它也引向另一个问题：得克萨斯州惩罚尝试帮助怀孕者终止妊娠的人。根据CBS新闻，“得克萨斯州禁止怀孕六周后的终止妊娠，包括一个不常见的手段确保法律实施：该州的居民可以起诉诊所、医生、护士，乃至于帮助女性去到手术地点的司机，赏罚金可达10000美元。”这个法律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也让社会更加分裂。而在法律外，曾经的历史里，极端狂热者也曾用枪支对终止妊娠诊所乃至于医生的家进行扫射，或进行袭击威胁，其它言语的侮辱和威胁更是不计其数。继续扩大化的争议以及将终止妊娠非法化，有可能将这些灾厄重新带回社会。一些人也许会说，怀孕者如果没有办法负担养育这个环节，完全也可以生下孩子，但把孩子给予其他人或组织。然而，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它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所有人。一些人无法负担这样的解决方案，尤其是每月都入不敷出的群体。妊娠的费用也许会被特定的组织或诊所给免除，但怀孕期间本身的支出通常不会被报销。确实，特定的人可能会有更加完整的医疗保险，或是在给怀孕者提供更好福利的公司工作；但也有很多人没有或缺失医疗保险，或者独立工作而没有相对应的福利。尤其是考虑到后疫情时期许多工作转为居家工作，许多工作转变为分散的、临时的、外包的，更多人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在大公司下进行稳定工作有着稳定福利的正式员工。怀孕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是精神上的负担，这种全方位的负担让很多怀孕者无法撑到完成“支持生命”群体给出的理想化方案。另一方面，尽管“支持生命”群体希望将终止妊娠非法化，却很少在支持怀孕者的方面进行补助和福利的提高，更多的法案反而倾向于惩罚怀孕者而不是帮助怀孕者——这些都让那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它们一起将怀孕者推向不安全的终止妊娠方式。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怀孕者是青少年或大学学生，他们从根本上难以负担怀孕和生育。诚然，每个人都可以更加小心地避孕，但任何避孕手段，无论是安全套还是避孕药物，都并非100%有效。人类并不完美，人生总有失误，终止妊娠则是避免错误变成灾难的最后一个安全网，终止妊娠非法化不仅提高了错误所要支付的代价，也使错误更加致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怀孕者生下孩子，但把孩子给予其他人或组织的方式，即便终止妊娠是合法化的，它也一直存在，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群完全可以承担得起；但相对的，禁止终止妊娠则会让最脆弱的人群承担最严重的后果，有性命之忧。从根本上来说，过于理想化的方案不适用于他们。未经计划的怀孕往往因缺乏性教育和避孕用具产生。尽管许多人总是去相信和默认每个人都对性行为有着充分的理解，并且有着稳定的获得避孕用具的渠道，但这并不符合现实。根据 SimpleHealth的一篇文章，“截至2020年10月，只有3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规定公共学校需要提供性教育，28个（州）强制性教育和HIV教育。因为这些法律并不相同，美国的性教育并不稳定，被性健康组织分享的教育资源和信息共享也难以依靠。（比如计划生育。）”根据另一篇在 School-Based Health Alliance 的文章，“COVID-19 的影响促使了整个国家层面的停摆，许多学生不能从健康中心或是当地杂货店取得避孕用具。这个问题导致了青少年怀孕的流行。”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想要减少未经计划的怀孕，提供更有效的、更广泛传播的、更可用的性教育是一种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提供免费的、可用的避孕用具也是重要的手段。而禁止终止妊娠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像前文所述，它只增加了犯错误的人需要支付的代价。从这个角度来说，禁止终止妊娠，则是对所有潜在的和已有的怀孕者的重刑主义，它势必使国家人心惶惶，加剧社会割裂。无论是政府或个人都不应该把必须或不能生下孩子的决定强加给怀孕者。强迫人们拥有一个不想要的孩子正如剥夺他们的孩子一样残忍和不人道。无论是“一孩政策”还是“终止妊娠非法化”都是在控制女性的政治谱系上的ji端观念。“支持生命”本身并不是问题，相关人士有权建议怀孕者将无法或不愿养育的孩子给予特定的组织或家庭，但是如果他们强加法律于怀孕者，便是越界和侵权的行为。禁止终止妊娠往往只是禁止安全可用的终止妊娠，它们势必对最脆弱的人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如果人们想要更好地支持生命，那么对怀孕者的终止妊娠非法化的严重影响则必须被考虑，一个不考虑执行性和社会现实的决策是一个不负责任和不完整的决策。有无数的方式避免计划外的怀孕、生育、养育以及终止妊娠，其中最为直接的方法是提供更好的性教育和避孕用具，而禁止终止妊娠绝不是最好的选项。禁止终止妊娠更可能产生的结果是惩罚最脆弱的群体，并加剧社会的割裂。 图源: https://www.aclu-ms.org/en/know-your-rights/abortion-rights 尽管许多人认为，顺性别女性和其他性多元群体成员，完全可以以简单的规章流程要求有阴茎者佩戴安全套便可以有效地避孕和规避性传播疾病，然而，本身避孕用具并不是100%保证避孕，在交媾过程中安全套可能出现破损、滑落的情况。而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拥有如此的概念，本身代表着个人拥有一定的特权。一方面是教育的特权，如文中所述，美国的性教育资源并不均衡，部分地区缺乏性教育课程。它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其它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存在性教育资源不足、不平均的情况；在这个前提下，接受充分的性教育，对性行为有着充分的觉察和认知，本身就拥有知识上的特权，它并不完美地适用于所有人。以作者为例，作者个人就没有接受过完整、清晰而负责的性和性别平等教育，大部分的知识来源于自己在互联网上的查询搜索。从这个角度来说，拥有完整、充分的性教育是幸运的，也因此，在教育资源不平均的情况下，不能指责他人对知识的缺乏。性与性别平等知识，很遗憾地，并不是通用的常识，在这一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距离达到此目标还有很长的路。另一方面，也需考虑到性侵的情况，这里说的并不止陌生人的性侵，也包括约会性侵、婚内性侵、熟人性侵。在诸多情况下，包括经济或其他条件受制于侵犯者乃至于难以反抗和拒绝，或是自己进行拒绝会陷入进一步物理暴力的可能的情况，顺性别女性与其他性多元群体成员都未必能有充分的自主权和性知情同意权，未经计划的怀孕完全可能作为性侵的额外后果产生。在这个角度上，当个人已经失去了对性行为的自主，则更不可能要求幸存者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能力要求侵犯者采取避孕措施，因此反过来说，也不能要求、苛求任何意外怀孕者成为完美受害者才拥有完美的终止妊娠权利。 终止妊娠权利，应当是任何情况下的安全网和基本权利，它的使用不应设置人为限制。如果一个人能够对性行为保持充分的知情同意，可以规避意外怀孕，这是幸运的，这往往意味着，个人生来就拥有的资源是充分的：比如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拥有充足的金钱和教育资源以能接受完整、充分的性教育，以及相应的，对自我人格的发展有着充分的自信，没有形成内化厌女/自我厌恶，受家庭、社会的支持，有着独立的人格、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而这其中如果缺少一点，都可能导致“不完美的反抗”。在现实的社会中，无论是恰好生活在保守环境，还是生活在厌女的原生家庭，许多人确实生来就更难以获得自我解放可能性的觉察，不仅难以自我拯救，还可能内化悲惨的命运而无法进行完美的反抗。但是如果因此就放弃团结，那么一个广泛的共同体就无法建立。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只靠万中无一的完美的精英、圣人去推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不能接受不同人在不同领域的局限性，对平等的推动往往会变成少数人的自我感动和自娱自乐。 回到问题本身，如果终止妊娠权利是基本人权，那么保证它就不应该是有前提的和有条件的。无论是人们可以去另一个州终止妊娠，或可以靠避孕用具规避这些事情，这些说法都毫无必要也无建设性。同样，无论是罗诉韦德案的当事人，或是任何类似案件的当事人，可能有着在他人看来并不深思熟虑的人生决定，这些也都不应该影响公平和正义本身的贯彻。以及，终止妊娠非法化是否真的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不应预设如此，因为最脆弱的群体，往往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我认为必须被考虑。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并没有从道德上进行相对式的评论，更多是指出“支持生命”一派的禁止终止妊娠观念在科学性和可执行性上的问题，以及可以预见的危害性，它无需对陈腔滥调的道德说教进行回应便可以客观地进行批评。 引用：-Picchi, Aimee. “Texas Abortion Ban Turns Citizens into ‘Bounty Hunters.’” CBS News, 3 Sept. 2021, cbsnews.com/news/texas-. Accessed 18 May 2022.-SimpleHealth. “How a Lack of Sex Education Has Impacted the United States.” SimpleHealth, 31 Dec. 2020, simplehealth.com/blog/t.-Waller, Brooklyn. “The Lack of Sex Education and Why It Needs to Change | School-Based Health Alliance the Lack of Sex Education and Why It Needs to Change | Redefining Health for Kids and Teens.” School-Based Health Alliance, 22 Mar. 2021, sbh4all.org/2021/03/the. Accessed 18 May 2022. 撰文：凌子卿 排版/校对：Acui、Pei(原文发表于知乎平台，点击阅读原文跳转）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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