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之际，王稼祥应毛主席之邀写了一篇建党22周年纪念文章，在该文章中他首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却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将国内外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梳理过后，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文中写到：党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认可马列主义，认可斯大林，同时，对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观点也推崇备至。他号召人们要阅读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研究毛泽东如何应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到中国环境中。这也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跟后来我们熟知的“毛泽东思想”只是多了“同志”二字。延安整风时，中央党校学员曾讨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同样用谦虚的口气，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在这之后，党的理论工作者们，提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内容，总结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道路，得到了党内的广泛认同，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总结和概括，也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开始出现了“毛泽东主义”的说法。
其实，主义与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思想一般就是指个人的观念或少数人群的想法，这些观点可能并未得到广泛的共识或认可。而主义则是对思想的概括和提炼出的精华，是能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推崇的理想观点和主张，能够被大众共同认可，具有信仰意义和践行的理论。再或者说，主义强调的是一个广大的社会群体对其理念的共享和接受，而思想则更多关注个体或小群体的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观点。
1942年7月1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发表了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文章中，邓拓就使用了“毛泽东主义”一语，把毛泽东主义总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邓拓指出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中国化，并从思想方法论、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三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内涵。而邓拓等理论工作者提出系统总结概括出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并开始在党内深入学习，也代表了广大党员的心声。关于对“毛泽东主义”这一理论的确立，却是没能达到统一的认识。尤其是毛主席本人对待“毛泽东主义”一词的态度，他第一个坚决反对“毛泽东主义”这一说法，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思想还难以上升到主义的高度。
从1943年开始，中宣部就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的思想，这同样也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重视。此时，毛主席依然不愿意中央去宣传他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与思想，为此，他还专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主席特别申明自己还是在学习的阶段，不宜当做体系去宣传，因为还没有成熟。”1943年7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应毛主席之邀写作的建党22周年纪念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也是该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因此后来都认为王稼祥为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第一人。
文章定稿后，王稼祥先是把文章交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没有什么意见，但对其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说法依然有自己的坚持。他一再表示：首先，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其次，坚决的反对“毛泽东主义”的说法，并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自己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在一开始连“毛泽东思想”的说法都不赞同，但在王稼祥反复陈述理由并态度坚决下，毛主席才勉强同意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
王稼祥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整体来看，1943年，是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具有突破性飞跃的一年。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毛泽东选集》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了党的指导思想，但毛主席对这一提法的表态始终谨慎而又谦虚，他尤其不愿意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或者将毛泽东思想升级为毛泽东主义。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主要的是要学习毛泽东主义”。他请周总理同毛主席商量后，再给予指示。毛主席得知后便直接写信给吴玉章，再次明确地表示：“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说的‘中国革命经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这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1952年9月24日，当年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邓拓，已经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社长，他把人民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毛泽东审阅。草稿中，有“这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主席特意将这句话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去，他又把草稿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
关于他对草稿的批改，他还专门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毛主席如此在意这些提法的差别，是因为他始终处于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到1955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有一些同志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但是，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是枝叶。”到了六十年代，还不时就会有人提出“毛泽东主义”，但都会被毛主席严词拒绝。毛主席始终坚持表示，他没有“主义”，他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就这样被忽略至今，再也无人提及。
1980年，负责编写战史工作的郭化若听到了一些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歪风。对此，他严肃地表示：“必须坚定不移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以大量无可置疑的史实，充分反映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作用。”他说道：外国人都讲，毛主席代表一个时代，是中国的光荣。我们中国人更要维护民族的光荣。所以，毛泽东思想的这面旗帜是万万不能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