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9 | 这一年，那些需要获得平等和尊重的人
2019年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并非不留痕迹！
这一年，有太多人进入我们的视野，
传递光明与希望，梦想与感动！
有的人，面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不是置身事外，指点江山！
而是直面挑战、躬身入局，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
他们是有态度的人！
有的人，带着科学思维和质疑精神，去求真、求美、求善！
在公益的道路上，上下求索，寻找改变世界的那条最佳路径！
他们是用科学改变公益的人！
有的人，像困在孤岛上的“鲁冰逊” ，需要一个支点脱离险境，重新回到阳光照耀的地方，感受爱和温暖!
他们是需要获得平等和尊重的人！
有的人，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贫瘠乡村，在乡野中遇见另一种生活，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这片热土上耕耘着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希望！
他们是守望乡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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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天到晚背着全部家当
寻找一处可以安身的地方
为什么流浪街头
没有人喜欢流浪街头
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精神领域
有家不能回的痛苦
谁能体会
他们的家没有屋檐
他们从不乞讨
在社会最底层坚韧地“活着”
每一个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都是这个星球
永不褪色的一抹“暖色调”
希望有一天，你走上街头
去和你的“邻居”聊聊天
听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试着帮助他们
乡村教师的尴尬境遇！
乡村振兴，离不开优质的乡村教育，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支撑和根基，
若教师缺乏，乡村教育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农村学龄儿童来说，乡村教师是他们看外部世界的眼睛和窗户，是他们心中知识和希望萌芽的播种人。
对国家来说，乡村教师是九年义务教育最基层的执行者，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第一层“把关人”。
乡村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三尺讲台，这样的奉献，何尝不是一种“守岛精神”。
但与这份厚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教师流失问题的严重。有调研显示，75.6%的受访者反映周边或家乡乡村学校教师资源严重紧缺；师范生“愿意去农村当教师”的仅有38%。究其原因，教学负担重、工资待遇低、晋升天花板等现实困境，不仅阻碍了师范毕业生投身乡村教育的热情，也让现有乡村教师面临着离职冲动的考验。
北京城南的流动儿童！
北京城南的霍村，是一个外来务工人群的聚居地，汇聚了来自安徽、河北、河南等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其中，流动儿童占到流动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流动儿童成长环境恶劣，因为缺少户籍或学籍等原因，难以匹配到相应的教育资源，一些爱心公益机构便在霍村设立儿童能安全玩耍的场所——霍村新市民生活馆。
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其教育问题也日渐浮现。这些孩子留守在农村，或是流动到城镇，面临着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挑战。
第一次调研时，冯改红见到羽佳蹲在门口，吸着鼻子，她父亲刚发泄完，抓起桌上几十块钱，去别处赌博了。除了脸上的巴掌红印外，她手臂的掐痕也很明显，几年的调研经历告诉她，这又是一个流动家庭，父母工作不稳定，孩子还遭遇到家暴。
令人担忧的是，这个流动儿童栖身的霍村生活馆，由于得不到持续资金支持办不下去了，春节后就可能关门歇业，留给孩子们的快乐时光不多了。
14岁“河南籍上海初中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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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的“河南息县人”；他在公立中学上学，父母离异，父亲出狱后长期在外打工，母亲早已经重新组建家庭。杰杰和姐姐一直和爷爷奶奶居住在菜地旁搭建的棚屋里，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爷爷奶奶20年前来到上海，一直以种菜为生。在这个14岁少年的身上，聚集了流动、留守、单亲、服刑人员子女、校园欺凌、户籍歧视、升学壁垒等等众多不同的标签。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楚这个14岁少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心灵创伤，处于困境和弱势的他，本来应该得到社会的更多帮助，但包括国家政策在内，都是一再使他陷入更加无望的境地。仿佛只有生命的消逝能换来一点同情。
贫困精神障碍家庭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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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接触的第一个贫困重度精神障碍家庭，是一个双胞胎家庭。两个小男孩的妈妈在生下他们之后，就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在这之后又遭受了村里一个男人的性侵。她的丈夫多处状告，却找不到人为他们主持公道，于是也渐渐变得抑郁。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540万例，患者家庭的贫困率高达57.2%。而到2017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581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据背后，是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杨娜说起自己见过的一个小女孩，她86岁的奶奶至今还在靠叠元宝赚钱，一个元宝可以挣到五分钱。奶奶的两个儿子都是精神障碍患者，其中有一个还因为病情严重，会伤及他人，被锁在笼子里面，没办法出来，也一直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贫穷让这个家庭笼罩着绝望的气息，当团队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奶奶哭着说，她怕自己死了，她的孩子会没人管。
已经上了高中的孙女偷偷告诉杨娜，奶奶提起这件事就会忍不住哭。“但我奶奶没有想过，其实还有我呢”，小女孩也流着眼泪说：“我就算不上学，也会把我爸爸和大伯照顾好的。”
马赛女孩的教育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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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ya是这所学校的7年级学生，来自周边的马赛社区。
Naya说她的一天是从凌晨四点开始的。她的家在距离学校约十公里的地方，每天上下学路上要花费四个小时左右。为了按时赶到学校上课，她不得不早起。
而长途跋涉上学的负面影响还不止这些：早起的疲惫和长时间的步行造成的体力消耗使女孩子们往往难以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
此外，长时间步行上学途中的安全问题也是马赛父母们最为担心的一点。很多女孩被迫离开学校，仅仅是因为父母担心她们上学途中的安全。
Naya的好友在不久前退学了，因为她刚刚订婚。她的父母担心她在步行上学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强暴。对于一个即将出嫁的女孩来说，保证贞洁是极为重要的。除了荣誉，父母担心的还有彩礼价格的折损。
“如果上学的路可以更近一些，她大概还可以再多读一年级。”提到好友，Naya有些遗憾地说到。
“所有的马赛女孩都想上学。”Loitokitok镇Marlal小学的老师John说到。
深陷泥潭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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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旷的屋里只有一条大炕，炕上坐着雨燕的妈妈，呆呆的看着我们，村长此时也派人去找放羊的雨燕爸了，村长叹了口气说，“雨燕爸爸身体残疾，妈妈三级智力残疾，就生了这么个漂亮的姑娘，可怜了这孩子。”
雨燕的爸爸个子很高风吹日晒的脸上布满了沧桑，看起来像六十多岁。爸爸看到这么多人很紧张，远远站在家里水缸边儿不动窝。
雨燕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说“我家太穷了，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一下明白了孩子之前对我们的抗拒是来自她深深的自卑，当我感受到这点心都碎了。
多多是个低功能型自闭症，也就是说，他一辈子都很难进入主流社会。最初家里人以为多多不理人是个聋哑孩子，在他三岁时做了人工耳蜗手术。我管他叫“天线宝宝”，他的头上拉着一条线，线的一头是很重的电池。
洋洋从小得了“成骨不全症”，俗称就是“瓷娃娃”，其特征为骨质脆弱，不能跑跳会经常骨折。因为每个瓷娃娃的发病时间不同，患病程度不一样，每个“瓷娃娃”的轮椅都是定制款。
“瓷娃娃”早早就和就读学校签订了免责协议，他们需要很小心的注意，因为一旦骨折就意味着要在医院进行手术，以及很长时间的休养。可是偏偏要考高中的时候，洋洋在上厕所时听到自己大腿骨盆咔擦的一声，又一次骨折他就需要再重新读书。
一个自闭症家庭的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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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吴民工作，唱歌、跳舞、打球，非常活跃。自从有了晨晨，他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这些让人崩溃的日常，一遍遍，已经磨平了岁月与脾气。
吴民说，有时候崩溃起来悄无声息，“周边也有因为自闭症孩子影响夫妻感情，因为孩子而争吵最终家庭破裂的。”
“无论是孩子的异常，屡教不改，还是外界的质疑，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面对和承担的。有些人脆弱，承受不住，而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强大。”吴民觉得自己是后一种人。他说，他们不需要藏着掖着，也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理解和宽容。
吴民有些焦虑，“我不能让晨晨待在家里，这样只会越来越退化，我和她妈总有一天会离去，到时候怎么办。”
吴民是个实干派。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能抱团取暖。他计划着，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家长一起，为自闭症的孩子打造属于他们的“小社会”，里面可以学习、工作、生活，得到24小时的托管。
“这很难，但不是没可能。问题来了就解决，总会实现的吧。”吴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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