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小编按】闽南师范大学林继中教授师从杜诗学泰斗萧涤非先生，其博士学位论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于1986年通过答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甫一问世就深受学界赞誉。该书于2012年修订再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至2020年第3次印刷。

下文为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所撰书评，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后收入其论文集《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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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1994年初版（右）、2012年修订版（左），封面题签为萧涤非所书

一

宋人喜治杜诗，“千家注杜”虽是夸大之辞，即如元好问《杜诗学引》所云“杜诗注六七十家”，已颇可观。持论严苛的钱谦益指斥宋人所注“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钱注杜诗略例》），虽失于偏激，但各家水平相差悬殊，多因袭逞臆之说，确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注家中，独赵次公注受到广泛的好评，元好问称其“所得颇多”，宋人曾噩许其为“少陵忠臣”（《九家集注杜诗序》），林希逸称其“用功极深”（《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刘克庄甚至以其与杜预《左传注》、李善《文选注》、颜师古《汉书注》相提并论，以为“几于无可恨矣”（《后村大全集》卷一〇〇《跋陈教授杜诗补注》），钱谦益也不能不承认其为“善于此者三家”之一。赵注虽曾付刻，但流布不广，南宋人已称难觅。明清以降学者，仅能于各种宋人集注本的引录中见到赵注。直至民国间，赵注的两种残本始为人所知。其一为明前期钞本，有李东阳印鉴，为明内府收藏，民国初年流出，为傅增湘所得（今国家图书馆，以下同，不再出注），今归北京图书馆；其二为前本之传钞本，有民国间许承尧跋，初藏安徽省文史馆，现归成都杜甫草堂。80年代初，四川师院（今四川师范大学）雷履平先生先后发表了《赵次公的杜诗注》（《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和《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赵次公杜诗注残帙》（《草堂》1982年第2期）二文，除对赵次公其人、其书作了研究外，并列举三证，考定上述残帙确为赵注原书。同时提出：

赵注残帙，仅存杜晚年诗作，许承尧《后记》惜其“神龙见尾”，真一憾事。前此诗作，宜取宋人“集注”所引赵注，加以辑录，以与残帙相配，使成完璧。

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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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书影

笔者当时方从事于杜诗早期流传情况的研究，对赵注残帙的整理出版属望尤殷。可惜雷先生不久即因病逝世，未能卒业。其后获读《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1辑刊林继中先生长文《赵次公及其杜诗注》，始知其自1984年春起，即在山东大学著名杜诗研究家萧涤非教授指导下，从事赵注的辑校工作，历时二年，已初步告成，并因此获文学博士学位。经过修订，这部107万言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简称《辑校》）终于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怀着欣喜的心情读完全书，不仅感佩赵次公解读杜诗用力之勤、用思之细、征引之博，不愧宋代治杜之巨擘，同时也不能不对辑校者为恢复赵书旧观所作的巨大努力而深怀敬意。《辑校》体例之精善、搜罗之全备、去取之严谨、校勘之审慎，在国内近年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是罕见其匹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辑校》的出版在杜诗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是近年以来国内古籍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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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修订版《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内页

二

由于赵注原书所存残帙，仅约当全书之一半。欲恢复全编，须从各种杜诗集注本中搜求遗文，工作量相当繁重。今存残帙仅为钞本，两种钞本又实出一源，错讹衍脱在在多有，又无他本可校，只能参引他书所引及注文所据书以校订文字。《辑校》无论是辑佚还是校勘，都有相当的难度。除了一般古籍整理所应具备的抄录、对校、标点等程序，还要求辑校者对存世古籍有广泛的了解，并对宋、元、明、清各代的杜诗注本作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方能订定体例，网罗遗逸，校订文字，编录成帙。辑校者既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力，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全书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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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涤非遗墨：题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首先是体例完善。明钞本赵注仅存丁帙七卷、戊帙十一卷、己帙八卷，凡二十六卷，仅占赵注全书五十九卷的五分之二强。全书前半为辑佚，后半为校点，体例上很容易产生分歧。辑校者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后半所存原帙，在比对了两种钞本的优劣、源流后，选用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为底本，以杜甫草堂本参校，除将原编分注于各句下之注文，加序号统一移注于诗后外，基本保存了原编的面貌。甲、乙、丙三帙为辑逸，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辑校》为使辑逸部分尽可能地接近赵注原编的面貌，《凡例》规定“前三帙复原尽量依明钞本体例”。具体规定了以下几点：一、辑录逸文，以存录逸文最多的《九家注》本为主，据其他各书所引校补。二、前三帙的分卷编次，以“《百家注》目录所标示之时地，兼及篇幅长短酌定”，并据明钞本赵注中提及前三帙卷次之零星记录作适当调整。之所以采用《百家注》编次为主，是辑校者反复研究，确信南宋各集注本多采用鲁訔编年，而鲁訔编年仅在赵注本编年的基础上作了少量调整，保留鲁訔编年原序者首推《百家注》。以明钞本赵注残帙与《百家注》编年作一比对，可证其最接近赵注原貌，稍有出入处当为鲁訔改订。三、前三帙所录杜诗正文，依《九家注》，凡与注文有歧互者，则据赵注为正。四、明钞本题下注明古体、近体，且有题解等，尽量予以补足。上述规定，使辑逸部分最大可能地接近赵注的原貌。至于《九家注》引录赵注时，增入的“见前”“见某篇”之类文字，虽知非赵注所有，删削又易造成新的混乱，故仍予保留，处理至为审慎。为便于读者与《九家注》对读，在目录各诗下加注《九家注》的卷次，“足见惨淡经营之苦心”（萧涤非先生语）。

其次是搜罗之全备。古籍流布过程中，其文字常为他书钞录征引。古人引录古籍，不像今人严格规定应忠实原文，常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或全录，或节录，或撮述大意，或辗转袭引。散逸古籍的遗文，如同流星形成的陨石雨般散落在群书之中。更何况杜诗注本繁多，相互因袭至为严重，网罗遗文谈何容易。辑校者在比对南宋各注本引录赵注情况后，考知最早引录大量赵注的是《十家注》本，但稍迟的《九家注》则引“赵注比他本最详”（《沧浪诗话》），也最近真，故前三帙的辑逸以《九家注》为主，并据《十家注》《百家注》《分门集注》《黄氏补注》等宋人杜诗集注本广搜遗逸，明清时人所著如《杜臆》《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诗辑注》等，虽无缘直接从赵注原书中引录遗文，但其所引亦偶有宋注本未见之遗珠，于赵注引文之校订亦间有心得，故也予以逐一披检，逐条对校，庶使天壤间尚存之赵注文字得以收存无漏。即如后三帙明钞本所缺的《秋兴八首》注，也据《九家注》补齐，偶见之缺文，也尽量为之补足。

再次为校勘之精审。赵注残帙仅存明钞，夺讹衍倒多不胜举，辑佚所得更引录不一，文字多有歧互，何况赵注大量征引古籍，引录又非尽原文，故《辑校》成书过程中，校勘任务极为繁重，要臻善境更为不易。从现在出版的全书来看，校勘工作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举其大端，有几点尤见突出。一是讲究用书之版本。除两种原帙钞本外，凡据以辑逸或参校之用书，均尽可能地选用存世最好版本。如《九家注》用影印宝庆元年曾噩刊本、《百家注》用贵池刘氏影宋本、《杜诗详注》用康熙五十二年后刻本，均颇见别择之功。所用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残本《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宋刻《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均为存世孤本，尤称难得。即便校核原文时所据校之子史类书籍，也极重版本，如《水经注》用影印《大典》本、《庄子集释》用思贤书局本、《陶渊明集》用焦刻本等，绝无苟且随意之病。当然，如作严苛的要求，《钱注杜诗》用宣统刊本似不及康熙刊本。二是会校各本，处理审慎。前三帙以《九家注》为主辑录，凡他书所引者，均曾会校，有价值之异文出校，引录注文有较多不同时则予兼存，遇有异说者也给予交代。如第616页据《百家注》录“赵云：抨，披耕切，训击弹也”一则，校云：“《分类集注》标郑曰。《十家注》《百家注》《分门集注》咸作赵曰。”第417页据《百家注》所录一则，校记指出据《九家注》应为王洙注。于明钞本所存后三帙亦曾据宋人集注本会校。这些工作看似烦琐，其实很有意义。三是于赵注引书引文，尽可能地检核所引原书，以订正缺讹。此类例子较多，全书近千条校记，大多属此类，可不枚举。四是于赵注本身在引史实不符合诗意、文理欠通等方面的错误，及引据史文与今本有所不同者，皆保留原貌，或加校语，不随意改动，因前者可见赵注之不足，后者容为赵氏别有所据。全书校勘程力至多，而所出校记显然经过由繁至约的处理，故皆简洁得体，无枝蔓芜杂之病。

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者辑逸工作的成绩时，曾提出辑本优劣之四条标准：“（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四节）以此检核《辑校》全书，在上述四个方面无疑皆可列为优等。仅以第二点来说，除非发现赵注全编，在《辑校》以外恐很难再找到赵注的遗文了。

三

《辑校》的问世，使世人得以充分了解赵注的庐山真面目，杜诗学史上许多传误或模糊的记载和批评，也因此而可得到澄清。林继中先生在《辑校》的长篇前言中，对此作了大量深入而令人信服的研究，如考定赵注成书于绍兴十七年左右，而非宣和年间，指出赵注有初稿、定稿之分，初稿可能称《正误》，定稿则称《先后解》举证都很有说服力。再如南宋的编年本杜诗注本，多称“嘉兴鲁訔编次”，今人洪业、万曼等对杜集源流的研究中，也认为鲁訔对此有开拓之功。林继中将赵注明钞本编次，与保存鲁訔编年本次第的《百家注》《草堂诗笺》对核后，确信杜诗编年的最初工作是由赵次公完成的，鲁訔仅是在赵编的基础上作了局部的调整。后世鲁氏编次本盛传，而赵注则不显，以致产生误解。

对赵注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林氏《赵次公及其杜诗注》一文指出：“在赵次公之前已有……多家之注，但称得上全面、完整地阐释杜诗，集北宋注杜之大成，启后世注杜之法门者，自当首推赵次公。”这一评价很有见地。今知杜诗注释约始于北宋元祐间，似以邓忠巨（慎思）为最早，在赵注以前已有王得臣、伪王洙、杜田、鲍彪、薛苍舒、王至、郑卬、蔡兴宗、师尹、李歜及樗叟、东溪先生等十馀家。这些注家于杜诗研究虽有开创之功，但所作多不能尽惬人意，或学力不足胜任，或多随意解说，或仅注部分，或秘而不传。当时还处于杜诗笺注的草创时期，研究水平普遍还不高。赵次公对杜诗注解倾注心力，积功十多年，在编年、注出典、笺史事、解诗旨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从其注文看，他对上述杜、薛、师、蔡、李等家的注说均曾有所参取，对各家之误说也多有纠驳。赵注的特色，林继中曾将其归纳为重出处、重整体性、重真实性、重文学性、重实践性五个方面，并举了大量例子来予以说明。本文限于篇幅，对此不拟作全面介绍，仅就《辑校》中略举几个例子以见其用功之深。

赵氏生于江西诗说盛行之际，坚信杜诗字字有出处，故对杜诗出典的考求十分严肃认真，虽有求之过深过细之病，但确实多有发明，并指出用典有许多变化，以能混成如己出者方为最高境界。故于杜诗活用前典处，有许多很好的解说，如对《诸将五首》“早时金碗出人间”一句的两个语源，一为卢充出崔女墓中金碗，一为沈炯所云“茂陵玉碗，遂出人间”，皆似是而又有所不合。赵氏平章二说，解说较为圆通。对于杜甫误用典实处，赵氏也有所揭发。再如《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句，赵氏列举宋武帝、范云、庾肃之诗文中用“竦”字的例句。以明其用例，有助于理解。《送重表侄王殊评事使南海》“海胡舶千艘”句，赵注云：

舶，大舡也。《番禺杂录》曰：“番商远国，运宝货非舶不可。”刘恂《市舶录》曰：“独樯舶，深五十馀肘；三木舶，深一百馀肘。”肘者，西域以为度也。舡总名曰艘，犹今言几只也。

王殊将往广州，杜甫诗中述及胡商商船之盛。赵注所引《番禺杂录》为宋初郑熊著，刘恂为唐末人，另有《岭表录异》《市舶录》则罕见称引。二则均记广州事，可见胡商以巨舡运货之盛况，于理解杜诗，最为贴切。

钱谦益曾批评赵注“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钱注杜诗略例》）。林继中指出钱氏仅见《九家注》之类摘引之赵注，未见原编，因而批评失当，并举《杜鹃》一诗为例，指出赵注笺解至为充分而可信，后来王嗣奭、钱谦益所解，其实仅复述赵氏剩义而已。钱注的最大特点是以史证诗，其实这一方面赵注已花了极大气力，以揭示杜诗的“诗史”意义。对杜诗中所见人物的考释，赵氏亦颇留心。如《送鲜于万州迁巴州》，赵氏引卢东美《鲜于氏冠冕颂序》，以考知鲜于万州名炅，是鲜于仲通子，从而使“京兆先时杰，琳琅照一门”两句得以落实。对于杜甫在蜀中所到之处，赵氏似多曾亲往踏访。如《观薛稷少保书画壁》有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赵氏注云：

稷所书《惠普寺碑》上三字，字方径三尺许，笔画雄劲，傍有赑屃缠捧，乃龙蛇相缠也。今在通泉县庆寿寺聚古堂，余亲到寺观之。三字之傍有赑屃缠捧，诗人道实事为壮观之句耳。

记其亲见碑字，使杜诗可得确解。

赵注引书之博，还可从其保存的今已散佚的诗文和古籍中获知。前引林文已揭出赵注所存唐以前及唐代散佚诗文多例，对此我还可作些补充。唐代李康成辑《玉台后集》，明以后散亡，我近年为《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所作辑本，所得有百首之多。但赵注引及六例，除董思恭一诗外，其馀上官仪、乐昌公主、沈君攸、虞茂、卢思道五诗，均为拙辑所失收，为赵注所独有。再如其注中三次引及沈佺期《祭李侍郎文》：“思含飞动，才冠卿云。”《全唐文》无此文。北京图书馆存清抄《沈云卿文集》五卷本中，收《故工部侍郎李公祭文》，其中确有此二句（见《文献》1995年第2期程有庆文），知赵氏直接录自沈集。又《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之四释“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两句，引杜时可《补遗》云：

晋平居诲为张邺使于阗判官，作《行程记》云：“其国采玉之地，玉河在于阗城，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流为三河：一为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至秋水退，乃可采。彼人谓之捞玉。”

平居诲于后晋天福间随张匡邺出使于阗，归作行记，载所历山川诸国。原文不传，欧阳修将其节录入《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是今人研究五代时于阗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文献。赵注所引，“平”可纠正《新五代史》作“高”之误，张邺即张匡邺，多为欧所删节，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前人常称宋人所注唐宋诗词集，多引世所不见之书，其价值与类书等。赵注正具此等价值。《辑校》一书，不仅为治杜诗者当留心，同时也为有志辑录宋前古籍的学者所当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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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教授在《林继中文集》新书发布会上发言（2020年12月）

四

毋庸讳言，辑校者为恢复赵注全编的面貌，虽已尽了极大的努力，但因九家注以降各本对赵注的引录，均有较大程度的删削，甲、乙、丙三帙辑录而得的赵注文字，与后三帙相比，多较简略，距原帙毕竟还有距离。全书六帙仅五十二卷，也未达到五十九卷的总卷数。赵注中一再提及卷首有《句法义例》，因原文不存，也只能暂付阙如。这些缺憾，如果今后没有可能发现赵注全帙或前三帙的传本，也就永远难以弥补了。萧涤非先生称《辑校》“为今后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为完善的赵注本”，是最为恰当不过的评价。

《辑校》对赵注的研究，多有创获，但在个别问题上，也仍有可作进一步探讨处。如《前言》中推测赵注底本“应是与吴若本相近的一个注本”，“说赵注底本为‘吴若注本’，虽或不中，当亦不远”，即值得深究。自清初钱谦益揭出吴若本并据以参校后，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但自张元济影刊《宋本杜工部集》，以绍兴翻刻王琪本和吴若本两种残本合成全璧，吴若本的面貌已为世所熟知，即其虽阑入少数北宋末年人之注文，而其主要特征为会校本而非注本。《前言》虽列举了一些赵注本与吴若本相同的文字，但吴若本最习见的“樊作某”“晋作某”“荆作某”一类校记，在赵注本中却全无痕迹，且吴若本于绍兴三年刊板于建康府学，赵次公则于绍兴前期在蜀中进行杜诗注（《前言》推测当在绍兴四年至十七年之间），时间虽相接，也可能得见吴若本，但其对前代及同时注杜者提及多人，却从未提到吴若。因而我认为，赵注本的底本不大可能是吴若本。

此外，本书的校点工作，间亦有可议处。如1229页“谢朓和萧子良《高松赋》有卷风飚之歘吸，积霰雪之岩皑是已”。似《高松赋》为两人所作。检《谢宣城集》，此篇题作《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竟陵王即萧子良，赵注引录时于赋题有所改动，标点时应作“谢朓《和萧子良高松赋》”。1082页有“余知《渚宫故事》”，“余知”未标人名号。其实此处脱落“古”字，余知古为《渚宫故事》作者。1326页有“王褒《与郭弘让书》”，“郭”应校改作“周”，赵注曾多次引及此文。1400页有“《太平》总类于寒食门”，应作《太平总类》，为《太平御览》之原名。376页“如宋齐丘化书有云”，于“宋”及“齐丘化”下分标专名号，误，应作“宋齐丘《化书》”。至如995页“刘劲《赵都赋》”，“劲”为“劭”之误，134页“乔知道《从军行》”，“道”应作“之”，则不详为失校抑排误。前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落，无有竟时，信然。《辑校》的校勘程功甚巨，学术质量上堪称上乘，辑校者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于全书大量细节问题的处理上随处可见，上述失校情况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极微，并不影响全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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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继中教授（2020年12月）

五

古代典籍在长期流布过程中，因天灾人祸、兵燹虫蚀等众多原因，许多重要典籍遗佚不传，在文化学术史上造成重大损失。从群书中网罗遗文，部分或全部地恢复失传古籍的面貌，这一工作在宋代开始，至清代达到鼎盛，形成古籍辑佚学。清人所辑如《旧五代史》《元和姓纂》《宋会要辑稿》等，或恢复原编，或规模大备，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著，为后人广泛地利用。利用原书的部分残卷，网罗遗逸，以恢复旧观，清人虽已有先例，但所做并不太理想。如《唐语林》原编为十卷五十门，至清代仅存齐之鸾刻本二卷十七门。清人辑本将二卷残本析为四卷，据《永乐大典》辑录佚文编为后四卷，因难以区分门类，只能以时代先后编录，虽粗成卷帙，距原编相去尚远。现代学者掌握资料之全面深细，治学方法之科学严谨，都足以超迈前人，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应做出不逊于前人的工作。近年所见如尚志钧《唐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史金波等辑复唐于立政《类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类林研究》附），都是利用残卷恢复古籍原编的成功范例。《辑校》则在集部古籍的整理复原方面，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有益尝试，使沉晦七百多年的赵注全编得以重为世人所知。著名文学史家程千帆先生称许《辑校》治学之征实严谨，“如乾嘉诸老之治经者，盖未有第二家也”。程先生早年曾专治杜诗版本，撰有《杜诗伪书考》等文，对《辑校》之评价自属心得之谈。《辑校》一书在古籍整理复原方面的宝贵经验，也为同类著作的整理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近悉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利用几种宋刻残本，已完成了施、顾注苏诗宋本的复原工作，即将交付出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类典籍有起死回生、重见天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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