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李伟《晚唐五代士风递嬗与古文变迁研究》
晚唐五代士风递嬗与古文变迁研究
李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11月1版
138.00元
978-7-5732-0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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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本书将晚唐五代的古文变迁作为中唐古文革新与北宋中期古文繁盛之间的重要过渡，补充了唐宋古文发展历程中的历史链条，不仅回答了古文在中唐之后衰落而至北宋中期复振的历史原因，而且沟通文学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充分结合时代风气、士风精神与思想嬗变等社会文化因素，对晚唐五代时期的古文变迁作出全面深入的文化阐释。
作者简介
李伟，1982年生，山东兖州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计划”，主要研究儒学文化、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中国古典散文，已出版《文儒演生与文脉传承》《汉唐文学的多维文化透视》等著作七种，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葛晓音序
中唐古文运动和北宋古文革新是唐宋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现象，也是以往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点所在。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大家的研究，成果众多，认识深入，较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了极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文学高潮而忽略低潮，对于这两次性质相似的文学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关注不足。由于这种联系主要潜藏在晚唐五代古文发展的趋势中，加上这一时期古文总体成就不高，难以吸引研究者的兴趣，因而相关成果寥寥无几。即使有少数研究者对晚唐五代古文做过系统的阐述，也因受平面化的传统研究方法的限制，未能将这一时段视为两次古文高潮之间的过渡，着力探索其中的深层次问题。
本书作者李伟十余年前在选择晚唐五代古文作为博士论文研究题目时，已经初步具备了要在唐宋古文发展的低谷中寻找其承前启后意义的自觉意识。博士毕业后，论文经过多年的修改，其中的问题意识愈益明确。这就是本书绪论中作者注意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何理解中唐古文经过韩、柳创作的高潮后却在晚唐五代迅速走向衰落？而处在晚唐五代骈文复盛时期的古文又是在怎样的发展历程中逐渐酝酿着在北宋再次崛起的生机？晚唐古文是否继承了中唐古文革新的精神？怎样辨清中唐古文衰落的真正原因，才能避免古文创作走入歧路？骈文与古文的文体对立最终对古文的未来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带着这些问题，他规定了全书的基本思路和任务，这就是研究“晚唐五代古文的阶段特征、演进过程、代表作家的创作特点、文人的阶层特点和创作趋向、文体发展的创变、古文与骈文在此时的消长关系、古文发展的地域特色等。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当时古文创作的经验教训，挖掘其中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近十几年来，国内文章学的研究热潮兴起，相关课题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很多以前被忽视的中小作家、文章体裁也得到关注。但本书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因草创于十年前而落伍，目前也还没有见到能够取代此书的著作。主要就是因为李伟不但能站在观察文学史发展的高度，将晚唐五代古文发展的低谷和中唐、北宋两个高峰视为一个整体，从中发掘出一系列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打破了这种时段性分体研究向来按时代和作家分章列节的传统，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建构框架，每章重点论证一个问题，各章内容之间又形成呼应。这就保证了全书观点的原创性，无论将来是否还有更新颖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出现，此书都难以在同类研究中被湮没。
由于问题意识明确，本书解决问题的多个角度，都能紧扣中唐古文运动和北宋古文革新之间的关联。其中最重要的是文道关系，这固然是两次古文运动的核心问题，但是以往研究一般都着眼于重道或重文的分歧。作者抓住二者之间的“关系”，着眼于道的内涵演变及其对文的影响，论证中便有新的发现。例如从儒家之道的美刺教化观来说，虽然韩愈已经使盛唐以前重雅颂的观念转向重怨刺，但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本书指出晚唐五代文人对“道”的理解中其实一直存在雅颂和讽喻的两面，包括向来被视为以讽刺为主的皮日休在内，这就导致北宋前期无论古文还是骈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助太平之颂声”为最高境界。所以说：“两种趋向并存的晚唐古文实际构成了中唐向北宋古文的转变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其中所呈现的经验教训和创作得失也成为北宋古文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又如已有研究曾经指出欧阳修要求文学发挥“忧治世而危明主”的作用，是北宋古文革新的重要思想，认为承平之世诗文仍应以兴讽怨刺为主，这是对前人强调治世而颂、世乱而怨的传统观念的重要突破，也是保证北宋诗文革新得以彻底成功的理论基础。本书则发现由唐入五代时，部分士人已经出现了“居安思危”的观念，如杨夔《创守论》、王易简《渐治论》、皮日休《六箴序》、冯道《论安不忘危状》、张昭《陈治道疏》等等。这些士人所反复提倡的谏诤讽喻中所蕴含的切于世务的精神，也成为那些具备道德才学、意欲辅时济物的士人努力追求的理想标尺，这种更为广阔的政治视野和淑世情怀，便成为北宋中期古文运动中欧阳修、苏轼等人“忧治世而危明主”的观念的先导，也是促使古文再次勃兴的重要原因。
又如已有研究曾经指出韩愈之道的内涵强调从寒庶阶层选拔道德才学之士。欧阳修则认为复古明道应以忧念天下为务，不应只求寒士个人的“光荣而饱”。本书探究了这一观念在晚唐五代的渐变过程。作者首先从研究晚唐士风的变化入手，注意到韩愈并没有解决士人在政治生活中应该坚持怎样的道德标准。晚唐前期才有韦端符《君子无荣辱解》、房千里《知道》等文章讨论君子和小人“荣辱”的内涵，韦处厚、李绛、李德裕、裴度等也对士人的道德人格问题甚为关注，这与长庆以后党争愈演愈烈，科举弊端导致进士“浮薄”等背景有关。李伟认为晚唐前期士风的深入探讨表明此时对“道”的理解已落实于士人人格的方面，并超越了当时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影响到古文创作主体精神品格的提升，这也是晚唐“道”的内涵渐变的一个新趋向。北宋古文中对君子道德品格的重视以及议论时政的现实精神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欧阳修等人扭转此前对“道德”理解的种种偏颇，号召士人应具有忧世济民的情怀，才使道德内涵的社会意义得以彰显。以上所论都抓住了贯穿于唐宋古文运动中的“道”的核心内涵，并使其在晚唐五代发展过程中断线的环节得到了接续。
为了更透彻地说明文和道的关系，本书还从前些年讨论中唐子学精神的热点话题中借鉴视角，探讨创作主体的个性在文道转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者抓住子学重视个性精神、现实关怀、要求成一家之言这三方面特征，在文与道之间加进了文的创作主体，指出韩愈所提倡的“师其意”的“意”只能是贤人在对“道”的独特体会中所具有的个性精神；学古文者必须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体会，下笔为文才能“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这种创作意识就与“子学精神”的“自开户牖”在精神实质层面达成了默契。同时，“子学精神”代表的现实关怀和批判针砭也是对中唐古文运动实绩的延续和保留。由于打通了子学精神和古文运动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观点使以往研究中唐古文运动只关注文和道的视野有所拓展，也使道与文的转化有了中间环节。而且顺此思路，李伟还注意到李翱从哲学角度对“道”和“圣人”认识的改造，忽视了文道关系中创作主体的转化作用，从而使“子学精神”代表的个性意识和关注现实的特点退出了此时的古文创作。并据此分析了李翱、皇甫湜古文思想的共同性及其与韩、柳的差异。这就将李翱和皇甫湜处理文道关系之所以造成各自偏颇的根源挖出来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作者将李商隐、刘蜕等非韩门的作家文人也纳入晚唐古文创作的主流，着重指出李商隐对“道”的反传统理解凸现的是文章之“道”的内涵需要在作者个性思想的参与下才能不断地创新，这一重视主体个性的精神与韩愈古文思想中的“能自树立，不因循”也一脉相承。因而认为李商隐将早年的古文创作经验落实于追求个性思想的创新，这是对韩愈古文革新精神的重大发展。同样，刘蜕也能够在接受韩愈古文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在古文创作中努力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从诸子百家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求古文发展的新方向，以一个特立者的形象延续了中唐韩、柳古文重视创作主体怨刺之言的思想。这些论述以创作主体的个性精神为主线，将晚唐古文创作中各种分散的表层倾向统合起来，使全书对文道关系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层面。
本书对文道关系的研究重心固然在道的内涵演变以及创作主体在文道转化中的作用，但也注意到有少数古文作者已经认识到道与文不是道带动文的单向性关系。如在论述孙樵的文道思想时，特别指出其理论表述中极为强调“文”的表现对“道”的流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认为在处理古文中的文道关系时，“道”要想取得出人意表的效果，也必须在其表现形式上，即“文”的方面达到“人所不到”的境界。这就从孙樵对文道关系的独特认识这一角度找到了其古文求难求异的原因。
此外值得称道的是，李伟在全面阅读古文文本的基础上，发现了唐末五代古文在江西地区得到较好发展的现象。第七章着重分析了苻载和柳宗元、李渤和韩愈的交往及其古文创作和思想，认为中唐时期苻载、李渤等人的创作奠定了江西地区古文的基本特点，晚唐刘轲古文有继承韩、柳以及向小品文转化的倾向，后继者还有来鹄和袁皓、沈颜，活跃于江西诸州的闵廷言、陈象、陈岳等，并探索了古文传统在江西得以延续的原因。这就为北宋古文大家中多江西人的现象作出了一种解释。他还在检索晚唐五代至两宋有关当时古文发展的评论条目时，注意到在“韩、柳”并称之外另有为数甚多的“韩、李”并称，这一现象前人关注很少。本书第八章着重辨析了“韩、李”并称的出现过程及其代表的文化意义，认为“韩、李”并称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就是突出强调了韩愈古文中的“道统”因素，而此点也成为晚唐五代至宋代的士人重视李翱古文的主要原因。并且通过对李翱肯定王通之“理”的分析，解释了王通在晚唐五代乃至宋初儒学地位提升的原因。这两章的研究不但具有补阙的意义，而且作为全书的结尾，也再次说明了北宋古文运动中各种现象和思想倾向都可以从晚唐五代找到渊源。
以上所梳理的只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中的重要创见。而与主线相结合的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例如对杜牧古文内容的理解，作者能联系中晚唐以来探索王道政治的思潮以及对官吏才具看法的转变，指出杜文中政治历史观念的背景；在研究唐末小品文时，注意到李商隐、刘蜕在小品文发展中的前导作用，并发掘出更多的小品作家陈黯、程晏、来鹄、袁皓、黄滔、沈颜等，使小品文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皮、陆、罗三人。在探讨晚唐五代古文文体的新变时，着重对晚唐五代墓志和厅壁记的深细研究，也可填补目前研究的空白。
总之，全书对晚唐五代古文的定位是唐宋两次古文高潮之间的过渡阶段，研究思路始终把握住中唐古文因何衰落、北宋古文因何兴起的大方向。同时采用立体化、多视角的研究方法，通过文本细读将导致这一古文低谷的政治、思想、制度、士风等各种因素发掘出来，打通外因和内因的研究，从“道”的旧观念和新思想的交织中发现其内涵革新的趋势，在“文”的利弊共生的现象中看到古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因而能够在最后的结语中，对本书绪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清晰的回答和理论的归纳。
本书作者李伟，十年前曾在北大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如此宏观的选题，能在三年内如期完成，实属不易。毕业以后，没有急于出版论文，而是继续思考，不断增订完善。今日再看，书稿内容不但比原稿厚重深入，而且提炼概括能力也有了跃升，读后颇感欣慰。他既嘱我作序，便借此写下一点感触，同时祝愿他始终保持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争取开拓出更多更新的研究课题。
2022年春分于北京海淀寓所
作者后记
敲下本书的最后一个字符，终于完成了一个已迟滞延宕了十余年的著述，自己却没有那种应该获得的满足感，心中充满的是怅惘与无奈，也许这正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表达的“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之感。摩挲着这些十余年来伴随自己的思考而不断形成的文字，蓦然回想起的是十余年前初入燕园时的读书时光。十余年来虽然自己的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但当年博士生活的点点滴滴仍如旦晚才脱笔砚的唐诗一般，鲜活如昨，温暖如初。
2007年9月，我有幸考入北大中文系，投于葛晓音老师帐下，开始了四年的读博生涯。说起这段师生缘分，其实还真有点命中机缘的味道。最早知道葛老师，是在自己上高中时。一位邻居兄长家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名为《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的著作，书的作者正是葛老师，当时大约是1998年的暑假。这本书的开卷印着葛老师在家中读书的一张照片，书桌上摆放着白色的水仙花，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葛老师面对相机镜头温文尔雅，其清雅之气颇具学问大家的风范。当时的那位兄长将古代文学研究的种种学界掌故娓娓道来，我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对葛老师的印象由此而生。此外，葛老师能够于2007年继续在北大招博士也是一大机缘。我读硕士的那几年，葛老师本已在北大停招多年，因她早已成为北大与香港浸会大学的双聘教授，主要精力在香港那边。但在2007年初，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招生导师名单突然出现葛老师的名字，这令我喜出望外，随即决定报考。这些机缘巧合仿佛命运的牵引，我真没想到十年之后能够忝列葛师门下，得以亲承音旨，师徒名分真像是前缘注定！
燕园风景自是引人入胜，所蕴含的万千气象和历史记忆早已使它成为众多学子的向往之地，能够在此读书本已十分幸运，而能够立雪葛门则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北大读博四年，葛老师大多数时间都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但每年三四月份的两会期间都会回京，另外寒暑假期间葛老师也是在京休息。每到此时，葛老师都命我去家中或在教研室讨论学术和论文写作的情况，畅谈之中，葛老师每每耳提面命，分享研究心得时，不时有犀利之语。这些经验之谈，可惜我没有逐字逐句地记下来，否则会是一部兼有《世说新语》与《五灯会元》妙旨的佳作。而就我记忆所及，葛老师强调最多的学术研究经验是读透作品典籍和尽力寻求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一切学问研究的根基，成为她后来极力倡导文学的内部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看似简单的经验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洞见。在当今日渐纷扰且流转炫目的学术研究名利场，葛老师的这些经验理念犹如空谷足音，时时指引着我的研究方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选择晚唐五代与古文研究，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所致，更重要的是这一领域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热中之冷”，既有开掘的余地，又有今后延续的空间。在写作论文过程中，葛老师除了假期回京的当面指导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利用电子邮件联系。我每写完一节，就以电邮发送给葛老师。她很快就会用红色字体标识文中需要注意的部分，其中有表示肯定之处，但更多的是指出论证的不足、材料的缺失和认识上还需提升的地方。四年下来，与葛老师研讨论文的邮件已达数百封。正如当年陈贻焮先生指导葛老师，葛老师拿回先生批阅的读书笔记时总会迫不及待地先数一数有多少对号（那是陈先生的肯定之意）和需要改进之处。我的这些电邮也饱含着葛老师对我的细致指导，至今仍保存在我的电子信箱中，时时提醒自己要谨慎对待交出的每一篇论文。
读博四年，能够进入北大中文系，确实是作为一名中文系学子的幸运，因为这里不仅是中国最好的中文学科，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中文的教学科研单位，有人戏称这是中文研究的“国家队”，而且是乒乓球级别的。能够有如此评价，主要是这里既有良师，也有益友，形成了一个气氛和谐且积极思考的学术共同体。在我读博期间，自资格考试、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直至最后的答辩，要感谢北大中文系不同教研室和外校相关专业的老师的赐教和指导。如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董学文教授和卢永瞞教授在我资格考试中，提示我注意古代文论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从理论上帮助我理清研究思路。而在开题和预答辩中，傅刚教授、杜晓勤教授、李鹏飞师兄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孙明君教授等都给了我很多研究的启示和帮助。在答辩准备过程中，首都师大的邓小军教授、北大中文系的程郁缀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宁研究员作为评审专家，参与了我的论文外审，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很多有益的修改意见。答辩中则要感谢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彭庆生先生、首都师大的马自力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宁研究员和北大中文系的杜晓勤教授、李鹏飞师兄等诸位老师，他们不辞辛劳，在褒扬拙文时又能指出今后需要修改的方向。特别要说明的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彭庆生先生，他作为国内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冒着酷暑来参加答辩实属不易，而且对我论文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例如怎样运用音韵学和制度史的知识进行古文研究等。这种细致严谨的精神体现出老一辈学者的学术风范，令我十分感动！可惜彭先生于2016年上半年因病辞世，我已无法再向先生呈送小书以求指正，至今思之，不禁泫然。
北大中文2007级博士班是一个和谐团结的集体，虽然来自四面八方，所学专业不尽相同，但入校后大家曾同游京郊，畅聊学术，特别是每年两次去地坛公园一起淘书买书，每月在宿舍楼附近的驴肉火烧店一起聚餐，略显逼仄的店面却更烘托了大家热烈讨论的气氛，恍惚间真有点“精神贵族”的意思，其中的欢乐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如今日益强调竞争和考核的学术风气，促使大家很难再有如此从容的姿态去生活了，这也只能成为我脑中的美好记忆。
博士毕业后，我起先就职于济南大学文学院，成为一名地道的“青椒”。我在教学上曾很长一段时间教授过广告学和新闻传播的相关课程，虽增长了见识，但毕竟距离中文专业的学习渐行渐远。后经努力才重回旧业，教学与科研能够结合起来才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十年之后，到2021年初，我有幸加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代文学专业，山师的中文学科蜚声学界，能够以省属高校的整体平台而位于中文学科的国内前列，实属不易。我也将珍惜此契机，在自己心仪的专业上继续前行，不负初心。
此外，一路走来，还有很多老师不断关心我的成长。其中我的本科老师刘怀荣教授和硕士导师傅绍良教授，领我进入古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之门，指示学术门径，惠我良多。一些老师在我碰到学术迷茫时也曾给予关心和帮助，如山东大学文学院李剑锋教授，他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他作为陶学接受史研究专家，给我很多研究启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跃进教授，学识渊博，见解深刻，是我做访问学者时的指导老师。在我最感学术困惑之时，刘老师也曾以专业理想和学术精神激励我，为我释疑解惑。如今移席华南师大的蒋寅教授则一直关注我的成长，每当召开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期间，他都不断鼓励身在学术边缘地带的我要继续努力研究。其他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孙书文教授、肖光军书记，山东省社科联的高玉宝先生，山东大学的刘运兴教授，武汉大学的尚永亮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的张树国教授和湖南师范大学的曾绍皇教授等，都曾给予我关心、支持和帮助。
书中的相关内容曾先后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山东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斯文》和《东海中文学报》（台湾）等刊物，感谢上述期刊的编辑为修改拙文而付出的辛劳！
本书能够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有赖于杜东嫣女士和龙伟业编辑的热情联系，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大力支持令人感佩。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我国古籍出版方面的专业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嘉惠学林的图书。前总编赵昌平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出版家，更是享誉学界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能够在上古社出版研究著述，于我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在本书出版前的校对过程中，我的研究生亓玉、孙月、赵文萱等同学助力良多，感谢他们的辛劳！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他们一直默默支持我的生活和研究，让我能够在清贫的古典学术研究中安心地走下去，虽然我能够回报他们的实在太少！特别是李昊骏小朋友的成长，让我更加明白生活的乐趣。近年来的学术研究经由大众传媒的传播，已从象牙塔逐渐走向民众，各种项目和基金的介入也使得此前的贫瘠学苑变成众神狂欢的热闹道场，但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终究还是“为己之学”。天道悠长，人生苦短，自己还是希望能够效法先贤，在纷扰的世俗中去努力探究一个学术的究竟。
李伟
于泉城积跬斋
2022年3月12日
责编：龙伟业；排版：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