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的中国史缘——《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出版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教授196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课程，专治中国中古史。1970年获硕士学位，1975年获博士学位。1973至1997年间，在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执教。二十五年间，她从一位默默无闻的临时教员起始，最后成为伊大的杰出终身教授和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领袖人物。自1997年起，伊沛霞教授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执教，直到2022年荣休。伊沛霞教授是《中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的创刊编辑，并任主编；主治宋史，尤重社会史、家庭史；著有《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宋徽宗：天下一人》等，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五卷本）》等。2014年荣获全美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2016年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20年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
本书编者与伊沛霞合影（左起：段晓琳，易素梅，程晓文，张聪，姚平）
在西方中国史学者中，伊沛霞教授以其对中国史之融会贯通、开妇女史研究之先河以及将社会生活史引进美国大学教材而备受尊仰，她的著作在学界非常有影响。伊沛霞教授的学术生涯不仅反映她的才智和勤奋，更重要的是，它在多方面折射了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半世纪以来由汉学（Sinology）转向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过程，以及美国多元文化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对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的影响。
为纪念伊沛霞教授荣休，并作为其职业生涯的回顾与总结，由姚平等五位中国学生主编、伊沛霞教授亲自选定其不同时期发表的重要论文11篇，由姚平等翻译，汇为《中古探微》一书；后附五位编者论文各一篇。本书内容涵盖伊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宋代为主，社会史和女性史是主要着眼点，时间跨度为1985年至2019年。除一篇曾在我社《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出版过之外，其余均为首次汉译出版。
目录
序：五十年的中国史缘——伊沛霞访谈录
001
唐代的书仪
T’ang Guides to Verbal Etiquette
（姚平 译）001
宋代的火葬
Cremation in Sung China
（张聪 译）028
妇女、金钱与阶级：司马光及宋代理学的妇女观
Women, Money, and Class: Ssu-ma Kuang and Neo-Confucian Views on Women
（程晓文 译）055
宋代士人阶层的婚姻
Marriages Among the Sung Elite
（程晓文 译）087
姓氏与汉族身份标识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姚平 译）116
宋代宫廷祭祖仪式中的神御
Portrait Sculptures in Imperial Ancestral Rites in Song China
（易素梅 译）131
性别与汉学：十四到十九世纪西方对缠足的诠释
Gender and Sinology: Shifts in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Footbinding, 1300—1890
（郭中翰 译）170
君位的传承：中国的案例
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 The Chinese Case
（易素梅 译）208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强制移民，900—1300
Government-Forced Relocations in China, 900—1300
（张 聪 译）231
朱熹在手书上的题跋
Zhu Xi’s Colophons on Handwritten Documents
（段晓琳 译）262
榜而告之：宋代与民众的交流
Informing the Public in Song China
（段晓琳 译）282
殇之痛：唐代的悼亡子女墓志
Coping with the Loss of a Child: Evidence from Tang Funerary Writing
（姚 平）315
文本、文体、女性道德：宋代一位淮阴妇女的前世今生
The Many Lives of the Woman of Huaiyin in the Song（960—1279）: Text, Genre, and Female Morality
（张 聪）333
不规矩的观者，性别化的观看：亵慢神像和宋代民间宗教中的视觉文化
Deviant Viewers and Gendered Looks: Erotic Interactions with Images and Visual Culture in Song Popular Religion
（程晓文）363
家事与庙事：九至十四世纪二仙信仰中的女性活动
（易素梅）385
西湖十景：景观命名的传统
Ten Views of West Lake
（段晓琳）418
附录 伊沛霞履历 445
在本书出版之际，姚平等先后对伊沛霞作了两次访谈，谈及伊沛霞的人生经历及学术生涯的诸多方面。以下是伊教授对其中四个主要问题所发表的看法。
一、为什么选择中国史，为什么选择妇女史
二、对身为女性历史学家有何特别的感受
三、对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看法
四、对自身学术生涯的回顾与评价
一、为什么选择中国史和妇女史研究
我以研究中国为业并不是什么特别原因所导致的，是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渐渐产生了兴趣。直至高中毕业，我从未碰到过一位来自中国甚或是去过中国的人。1965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大一时，在选择社会科学专业还是人文科学专业上踌躇不定。我非常喜欢大一的社会科学必修课，阅读了马克思和韦伯等思想家的著作。但如果选择社会科学专业，则必须修一年学程的非西方文明课，于是我决定先选一门试试。当时可选择的课程是俄国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我觉得俄国文明太接近西方，便不经意地选择了中国文明。随后又“突发奇想”地决定修一门中文课。当时的课程指导老师认为，古代汉语早于现代汉语，因此初学者应该首先修古代汉语。所以，大二时，我修读了《西方文明》《中国文明》（由顾理雅、柯睿格、何秉棣各教授一学期）以及《古代汉语》（由顾理雅授课）。《古代汉语》课用的是顾理雅自己编的教科书，第一年从《孝经》学到《论语》，第二年学《孟子》，由柯睿格授课。我非常喜欢古代汉语课，在学习过程中，对《中国文明》课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我想，中国史这个领域一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方面可作探寻，也一定是一个机会很多的领域。所以，在大二结束时，我已全然决定研究中国史；同时，也坚定了当一个大学教授的想法，因为在我看来教授们的日子似乎很闲适。而进入妇女史研究领域，是因为受了美国妇女史和欧洲妇女史研究的影响。我最初是在1980年前后因受到欧洲家庭史研究成果的启发而转入家庭史研究的，因为家庭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到了1980年代后期，顺理成章地进一步转向妇女史研究。
二、对身为女性历史学家有何特别的感受
从事妇女史研究与作为女历史学家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不过，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环境的变化造成的。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博士，在1970-1971年间选择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我绝对不会去想女性应该研究某种历史。我所希望的是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我是女性，但我的性别与做历史学家没有关系。正如与我同辈的其他女性一样，我希望能证明，若平等待之，女性能胜任所有男性做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妇女力争女消防员被社会所接受，她们根本没有要求任何幼儿保育之类的特殊待遇。
至于在身为女性教授方面，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渐渐变得容易起来。在读博士课程时，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同学中的女性比例要远远超过哥大教授中的女性比例。当时大家以“夫人”（Mrs.）称呼东亚系唯一的一位女教授，而以“教授”称呼其他的男性教授。我想其原因是，对男性来说，“教授”意味着“一位男子”，因此，称一位女性为“教授”似乎很不自然。我在1973年刚到伊利诺伊大学执教时，整个亚洲研究课程（Asian Studies Program）没有一个女教师，而历史系也好像只有两位女性，其中一位还是当年刚招的。在许多场合下，我感觉到男教授们真希望我自动提出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不过，当他们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后，一些男教授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尤其当时已在伊大的两位中国史教授——魏侯玮（Howard Wechsler）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久而久之，随着与我同辈的男性教授的职务提升，对女性同事的接受也大有改善。与我同辈的男性教授往往在读博士时已经接触了不少女研究生，因此，与前辈相比，他们更容易与女性同事相处。
三、对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看法
就中国史研究而言，美中关系的变迁对这个领域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读研究生时正处1960年代后晚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国公民不能去中国。我的老师们基本上是冷战代学者，他们大多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因为对军事战争有兴趣而开始做东亚研究。在我求学的日子里，越南战争是一个重大议题，因此，这两代学者在观念上有非常重大的分歧。我们所称的社会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非常流行，这当然也是受了历史领域中的研究趋势的影响，如法国的年鉴派等。我们做社会史的目标之一是超越贵族史，虽然我们知道由下向上写历史是难以实行的。另一个目标是分析社会结构，更明确地了解贵族怎样掌握权力，为什么要掌握权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收集可以数据化的资料，这是因为在史料中，平民百姓往往是以数字出现的，如人口资料等。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师辈的研究过于注重狭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
1980年代，许多学者转向于研究文化史，这是与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紧密相关的。理论方法、尤其是文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不少文章和著作往往开宗明义地强调其理论上推设和主张。就中国史研究而言，其趋向更为繁复。这是因为，1979年美国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后，美国研究生和美国教授可以到中国去学习、做研究，中国学生也可以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至1980年代晚期，大多数重点博士课程在招收大量的中国学生，而许多新入学的美国学生也已经在中国生活过——或是在那里教授英文，或是在那里的国际组织工作。因此，研究生课程中的语言训练成分逐渐下降。
1980年代至1990年代间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的增加也对中国史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档案馆逐渐愿意让学者查阅他们的资料，而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批准采访、民意调查、驻扎田野调查的申请。历史学家们发现，与以往相比，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选择以大量文件、珍本书籍和考古材料为基础的研究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入学的博士生的论文题目，而且一些有眼光的资深学者也很快地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来设计自己研究项目。博士生在日本学习的时间缩短了，相应地，日本学术界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随之增强。
我相信当一二十年后我们回望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研究趋势。族裔（ethnicity）、身份标识（identities）、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显然是目前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是我还不能肯定这些研究是否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
四、对自身中国史研究生涯的回顾与评价
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就开始学中文，师从顾理雅（Herlee Creel）、柯睿格（Edward Kracke）、何炳棣（Ping-ti Ho）和孔飞力（Philip Kuhn）。我还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先生汤姆，1968年我毕业的时候就结婚了。然后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在那里我师从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狄培理（Wm.Theodore de Bary）、姜士彬（David Johnson）、华兹生（Burton Watson）、夏志清（C.T.Hsia）、韦慕庭（C.Martin Wilbur）。还和几位日本研究的教授一起研讨。那时候，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和房兆楹（Chao-ying Fan）正在编辑《明代传记词典》，他们也加入了狄培理的明代研讨班。在这一时期，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结构如何演变—吸引了我的兴趣，我1975年的论文就追溯了博陵崔氏家族从汉到唐的发展。
1973年，我们搬到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我与中国史方面的资深同事相处的时间是最多的，所以我认为他们对我作为一个中国研究学者的成长有着莫大的帮助。他们包括郭辅德（Robert B.Crawford）——他曾在华盛顿大学师从卫德明（Helmut Wilhelm）和萧公权（K.C.Hsiao）；易劳逸（Lloyd E.Eastman）——他曾在哈佛大学跟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学习；以及曾经在耶鲁大学师从芮沃寿（Arthur Wright）的魏侯玮（Howard Wechsler）。在伊利诺伊大学，我在东亚语言和文化系任教，教授古代汉语和各种研讨班的课，还有面向本科生的课程，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家庭和社群”以及“东亚的妇女”。这些课程能够满足本科生选读非西方文化课程的要求。在研究课题方面，在我的博士论文之后，我回头研究了几年汉代，然后在1979开始关注宋代，主攻家族史，依次转向妇女史、宗教文化、视觉文化和帝国机构，但我一直都在研究宋代。
1997年，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大学，在那里我最亲密的同事是盖博坚（Kent Guy）和董玥。我的主要职务是在历史系，主要教授的课程是宋代以来的中国史，还有中国通史，同时也开设各种主题的研讨班。
除了写面向其他中国史专家的学术专著之外，我还为学生和普通大众写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一个终身教职。我在1970年代末申请了一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的课题。这个项目是让我和一群研究生一起编写一本关于中国文明和社会的资料汇编，后来于1981年出版。这个项目让我开始参与翻译中文史料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致力于此。这个项目也让我开始写有关中国通史的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同意编写《剑桥插图中国史》，几年后又同意合作编写有关世界史和东亚史的教科书。根据谷歌学者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剑桥插图中国史》是我被引用最多的出版物，尽管《内闱》（The Inner Quarters）也不遑多让。《宋徽宗》（Emperor Huizong）的中译本销量也很好，但被引用的次数还没有那么多。
当然，关于我的职业，我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我的先生是实验科学家，所以我们需要两份工作，同时我们抚养了两个儿子。虽然工作和家庭都很繁忙，但我还是找到了有趣的生活方式。仅举一例，参与和组织会议对保持我的思辨能力很重要。我喜欢与其他学者合作并向他们学习，所以我很享受我参与的所有合作项目。旅行和长期的访问学者职位也是一大亮点。我非常喜欢我们能在不同的地方居住，深入了解那个地方，并且和当地的学者交流。逗留的时间一般从一个月到一年不等，我们去过的地方包括京都、东京、北京、上海、杭州、香港、台北、巴黎、明斯特和普林斯顿。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我应该算是学术界最早的一批女性学者。当我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中国领域的教授中没有女性，当我1973年来到伊利诺伊大学时也是如此。而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我1997年来到华盛顿大学时，学校里已经有几位中国学科的女性教授。而今天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是女性，如今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里似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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