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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辛庄课堂 2021-11-08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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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

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虽然汉武帝的做法看起来和秦始皇不一样,一个尊儒,一个坑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了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这是中国思想市场的大体演变历史。
朱熹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
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先看看生产思想的环境

16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说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
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偶尔也有几个官场不得志的或者没考中进士的。西方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知识本身,用知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中国的官僚生产知识,如果某个观点跟他的官位发生冲突,就只能选择放弃。这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开完听证会后,马丁·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Frederick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
马丁·路德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

朱之瑜

再看看传播思想的环境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有一项研究估计,从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欧洲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的40倍。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445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50年时间里印刷机在欧洲扩散到250个城市,出版了1500万到2000万册图书。反观中国,毕昇在1045左右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国书籍出版还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腾堡是一位企业家,毕昇没有成为企业家。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也写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于1313年完成了《农书》,到1530年时全中国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于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却到他死后的1637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应星于1637年完成了《天工开物》,该书被誉为17世纪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但唯一留下来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发现的。《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有2万多卷,可是只制作了3套,现在已没有完整的版本。这些科学家写了书,但是没有出版或者没有足够多的版本流传于世,知识怎么传播呢?反观西方,比如法国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发行量达到25000套,传播效果完全不一样。而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只印刷了7套,其中4套保留在皇宫里。乾隆时期焚烧的书和选编进去的书,在数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编进去的好多书可能被篡改过。
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学者追求新颖,总会有人来挑战现有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科学革命以后就被抛弃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这跟以前“上帝创造人类”的说法完全不一样,颠覆了原有的思想体系,但能顺利出版并流传开来。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证明原来的理论上,即使后来清朝出现所谓的考证学派反对朱熹,认为朱熹说的东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样,但他们只是要证明汉代之前的那个版本是对的,而不是去挑战儒家的思想。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许多灾难,很大的原因在于当时没有思想市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的观念,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为他改变了人的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如果说某个人为自己谋利益,就指这个人不道德;亚当·斯密则证明,一个人谋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谋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还说自由贸易可以改进双方的利益。这些思想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由于亚当·斯密的贡献,后来英国才废黜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走向自由市场。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中国人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再相信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铁饭碗和大锅饭,转而相信市场竞争、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

思想市场依赖于独立精神

任何思想都是个体思考的产物,集体不会思考。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在出现之初,一定只被少数人接受。如果没人反对,往往说明这套东西不是新的。这是任何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学者必须有独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曾说:“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独立性,他的智慧就会降低。”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农民养了几头猪,有一次出门时忘了关圈门,猪都跑了。获得自由的猪必须自己找食,防范人的追捕和其他动物的侵害,经过几代之后,变得非常有智慧。它们经常偷吃村民的庄稼,几位经验丰富的猎人闻听此事,很想为民除害捕获它们。但是,这些猪却很狡猾,从不上当。
有一天,一个老人赶着一头拖着两轮车的驴子,车上拉着许多木材和粮食,走进了“野猪”出没的村庄。当地居民很好奇,就走向前问那个老人:“你从哪里来,要干什么去呀?”老人告诉他们:“我来帮助你们抓野猪呵!”众乡民一听就嘲笑他:“别逗了,连好猎人都做不到的事你怎么可能做到。”但是,两个月以后,老人回来告诉那个村子的村民,野猪已被他关在山顶上的围栏里了。
村民们再次惊讶,追问那个老人:“是吗?真不可思议,你是怎么抓住它们的?”
老人解释说:“首先,就是去找野猪经常出来吃东西的地方。然后我就在空地中间放一些粮食作陷阱的诱饵。那些猪起初吓了一跳,最后还是好奇地跑过来,闻一闻粮食的味道。很快一头老野猪吃了第一口,其他野猪也跟着吃起来。这时我知道,我肯定能抓到它们了。
“第二天,我又多加了一点粮食,并在几尺远的地方树起一块木板。那块木板像幽灵般暂时吓退了它们,但是那白吃的午餐很有诱惑力,所以不久他们又跑回来继续大吃起来。当时野猪并不知道它们已经是我的了。此后我要做的只是每天在粮食周围多树起几块木板,直到我的陷阱完成为止。
“然后,我挖了一个坑立起了第一根角桩。每次我加进一些东西,它们就会远离一些时间,但最后都会再来吃免费的午餐。围栏造好了,陷阱的门也准备好了,而不劳而获的习惯使它们毫无顾虑的走进围栏。这时我就出其不意地收起陷阱,那些白吃午餐的猪就被我轻而易举地抓到了。”(以上故事参见范毅然编著:《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第13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

这个故事有两个含义:第一,失去了独立性,动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都会降低;第二,如果经受不起诱惑,最后就会丧失独立性。这两点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必须牢记。
我相信,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北大国发院在智库品牌论坛【朗润·格政】的基础上,组织了改革开放40周年讲座课,每周一位教授主讲一个专题,以学术的视角回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与内在逻辑。本文是作者演讲稿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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