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与土地规模经营——秦晋蒙交界区观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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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与土地规模经营——秦晋蒙交界区观察之一*
朱 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与相伴的家庭人口一起融入城市社会，既是城市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心内容。然而截至目前，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下的隐性城乡分隔依然存在，生活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仍未得到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平等的权利。这一事实反映在统计上，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接近60%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仅44%；反映在社会经济研究中，是汗牛充栋的专题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在文化艺术领域，纪实文学作品《出梁庄记》（梁鸿，2013，花城出版社），更是深度展现了农村迁移劳动者及其随行家庭遭遇的各类社会排斥，乃至在长期生活的城市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的情境。
可是，纵然面临多种多样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障碍，上亿农村迁移人口从未停止进城谋生和为后代创造机会的努力。如果把不受政策阻碍的乡-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的城市化；把政府将部分农区及其居民划归城区的方式举措，视为行政性城市化；那么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扎根城市的方式，即可视为自主城市化。他们的行动，细雨润无声般地改变着中国城乡人口的分布。而且，正因为他们选择了制度阻力较小的人口城市化路径，其决策既展露了排除现有制度障碍的突破口，又显示出城市化进程的未来拓展空间。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课题组对城乡融合发展专题的研究，不仅聚焦于农村迁移劳动者当前的家计，而且追溯其所做的家庭城市化投资决策，同时还观察他们对直系留守亲属的生活安排以及对家乡资产的处置。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行三人于2020年9月9日～22日赴山西、内蒙和陕西交界区农村调查，从农村人口迁移的源头获得了丰富的信息。以下，仅筛选笔者印象最深的案例与读者分享。
*我们课题组得到调研县镇政府、村委会和受访农户的大力支持，还得到闫辉、彭涛、罗莹和刘新的协调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一
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的代际阶梯
我们此番实地调查的第一站，是地处晋西北的右玉县。右玉是国定贫困县，2017年“摘帽”，2018年通过验收。右玉还是"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25度以上的坡地全部退耕，2020年全县林木覆盖率达56%。当地年降水量平均420毫米，年无霜期104天，农作物以莜麦、谷子、豆类和土豆等杂粮为主。9月10日上午，与右玉县政府农村农业局等职能部门官员座谈，收获大量凸显右玉特色的农村信息：
第一，无论城乡，不曾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孩”的政策实施之前，且不论农民家庭，生育二胎或三胎的干部家庭并不鲜见。2000年，超生的干部家庭罚款额为6000元，此外还有行政记过，但次年即取消行政处分。独生子女政策终结之后，不少年轻人并不热衷生育二胎。近年来，常住人口逐年减少，户籍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人。2019年，全县人口11.6万，比上年净减少1.8%。
第二，城乡家庭皆乐意供给孩子上大学，最低要求是专科毕业，即接受12年学校教育。专科或高校毕业生不再返回农村，而是尽可能落户城市。
第三，农村年轻人普遍外出务工经商，主要迁移方向是大同、朔州、呼和浩特和太原，少数人远至北上广深等其他城市。如今农村姑娘婚配，几乎都要求男方至少在县城买房。目前县城商品住房的一半，为农村青年的家庭购买。2020年，楼房均价为每平米2800元。面积100平米的住房加上装修款，约需36万元，再加买车和婚礼等其他花销，整个流程的费用至少50多万元。娶亲，日益成为养儿农户的沉重负担。
第四，农村人口迁移带动了土地流转。全县农村户籍人口9.6万，耕地76万亩，大约1/3的耕地流转到种植大户手上。2019～2020年间，每亩租金50元。一般农户拥有的承包地规模平均50亩，经过确权的耕地每年每亩可得国家拨付的地力补贴67元。仅土地收入一项，出租户一年所得达5850元。非出租户种地也不似以前那般辛苦，因为大田耕作都实现了机械化。当地农作物生长期只有5个月（5月初-9月底），农机大户携带机器从事耕、种、收，农户一般只做些田间管理。
第五，专业户经营者多为中老年。右玉除了盛产小杂粮，绵羊质量也闻名遐迩。全县年出栏量60万只，附近县域的羊只，也运到右玉肉羊市场交易。每到交易旺季，右玉的羊业经纪人凌晨3点多钟动身，去往偏关县城收购羊只，最迟上午11点运回右玉上市，当天即可售罄。批量买家多来自晋南、内蒙及河北等地。种植、农机、养羊和贩羊等专业户的经营者，年龄一般在50左右。介绍情况的总农艺师笑谈：“右玉的乡村振兴靠的就是这些中老年了！”
这几条信息，在我们走访的村庄和农户那里或多或少地都得到鲜活的反映。9月10日午后，我们调查的地点是新城镇大堡村。村委会办公室设在村口，有两位来自县府职能局的驻村干部留守。据他俩介绍，大堡村早前位于大约一公里以远的高坡，那里有座明代的古堡。堡前曾有水源，然岁月沧桑，水脉变换，村民吃水不便，30多年前即整村迁至眼下的平地:“时间老长了！” 政府给每家划分了5间房的宅基地，故而村里的房屋连同小院沿村道两旁整齐排列。访谈结束后，我们还去看了看大堡村原址，黄土夯实垒就的古堡依然耸立，断壁残垣已被青苔绿草覆盖。
大堡村原址附近修建了高速公路
大堡村原址上的小庙只剩断壁残垣
*此番调研的村庄并未全部列表。其中，山西右玉县威远镇康平村为移民新村，住户来自镇内16个村，其承包的农地在原住村。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长安路街道办事处广济南村已地处榆林中心城区。
**杀虎口村的林地包括退耕地。
我们在驻村干部引领下进村，只见大道两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些聊天的老人。上前搭话得知，他们家家都种了芸豆，午后天干物燥，豆角容易爆裂，要等早上潮气来临才能下地收获。这恰好给了我们入户访谈的机会，我的访谈对象是张老太。她丈夫姓常，1950年生人，比张老太年长3岁。她没上过一天学，丈夫读过小学二年级。老夫妇育有一女（现年45岁）二子，皆已各自成家。女儿嫁入的村庄距离大堡村十几分钟的电动车车程，我跟张老太对话期间，女儿常女士正好骑车回娘家，顺便也接受了访谈。
常家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学了电焊，跟着师傅去大同打工。后在打工地结婚并生育一子，七年前离婚。四年前，他花费10多万元在大同买了一套50多平米的二手房，与其子（14岁）同住，并独自供孩子上学。买房前，他一直“赁房住”。常家的二儿子现年32岁，也是初中学历。当兵8年，2019年复员，在“同煤集团”所属的右玉煤矿打工。他妻子高中学历，2018年生育一女，一直在家照顾小孩，日前带着女儿回娘家了。
常家的承包地面积62.36亩，出嫁的常女士在此没有承包权。婆家分到的承包地有她一份，由公公经管，她负责家务。常女士的丈夫专事运输，驾驶自家的大货车为雇主运货，每2～3天回家一次。此间，常女士为公公（丧偶）做好饭就回娘家。她们夫妇育有一女一子，常女士毫不掩饰对儿子的偏爱。女儿初中毕业，现年25岁。儿子15岁，在距离右玉80多公里的怀仁县城（市）上初中，一年花销1.4万多元。之所以舍近求远送儿子去怀仁，是因为那里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儿子每学期学费3700多元，每月生活费600元，回家一趟乘校车60元。女儿在怀仁当销售员，每月工资2400～2500元。她不但在外陪弟弟，领了工资还给弟弟零花钱。为了供儿子上学，常女士婆家既未盖新房也没在县城买房。女儿结婚她不操心，儿子今后在哪里工作，家里就给他在哪里买房。
9月11日上午，走访威远镇康平村。该村距县城3公里，可以说是右玉的一个“橱窗”住宅区。2017年成排新房建成，来自16个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入住。目前居住着97户、219人。居民的搬迁费用为每人4.7万元，个人自掏腰包3000元/人，出资上限是每户1万元，资金缺口由国家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经费补足。村中的水电和供暖管线，皆与县城的基础设施网络相连，住户的室内设施亦与城里的家居大致相当。我们从入户访谈中得到的关键信息，是一些家庭的第二或第三代，在搬迁之前就已常住城市并稳定就业。
我们在村道上遇到的梁老家即是如此。他现年81岁，读过小学四年级；夫人78岁，小学毕业。梁家在原住村有50多亩承包地，出租他人耕种，每亩租金50元/年。二老的家庭属于纯粹老人户，养育的一双儿女早已各自成家。儿子和媳妇常年在大同打工，供给两个孩子大学毕业。20多年前，儿子家花费13万元，在一所公园附近的住宅楼买了一套二手房。现今，梁老的大孙子在上海做设计师，孙女在大同附近教书。梁老的女儿嫁到吕梁离石区，她的承包地份额在右玉娘家，地租收入被哥哥拿走。梁老云淡风轻地表示，培养大学生很贵，谁也不要求儿子还钱。
梁老在康平村得到一个公益岗，每月工资500元，每天只需打扫村内两个路段。他和夫人被评为低保户，2019年每人得到低保金4400元。此外，每人每月还领取居民养老金138元。夫人患高血压，每天帮梁老扫一会儿村道。梁老身板硬朗闲不住，打零工都不愿出示身份证，生怕工头嫌他年老而不雇用。他有时在附近的饮料厂做杂工，有时到香葱公司地里割葱，每天能挣100多元。2019年，做零工挣了3000～4000元。
从常家和梁家的案例不难看出，迄今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的进程至少包含三代人的努力：留守村庄一代做后盾，打工一代供子女上学，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一代扎根城市。在进城的代际阶梯上，男性优先获得家族支持。就第二和第三代的购房决策而言，选择的城市从小到大逐步递进。有位来自垣曲（晋南）的京城务工者曾告诉我，已资助镇上开理发店的大儿子在县城买房结婚，还需帮助大学毕业留成都的小儿子支付买房的首付款。
9月11日下午，我们走访杀虎口村得知，外出就业者购房的区位，主要在本县县城、大同及呼和浩特。（笔者通过座谈和搜寻网上统计信息，得知这三地的常住人口规模：右玉县城7万人左右，大同市约345万人，呼和浩特市约314万人。）关于打工一代及其子女在城市的生活，我们访问的留守老人只能说个大概。仅就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而言，在家乡县城可谓无障碍；而在其他城市，若无当地户籍则不得不额外付款。
杀虎口村原在杀虎堡，位于山西和内蒙交界处，距右玉县城35公里，距呼和浩特市115公里。十几年前，县政府设立杀虎口景区，在杀虎堡下方一公里远的平缓地块，修建了格局与大堡村相似的成排住房，把杀虎口村整体搬迁过来。我们去村委会找到一位村干部老王，对话间即获得包括其扩展家庭在内的村民自主城市化信息：
其一，村里最年轻的劳力是一位年届52岁、负责村委会办公区卫生的女士，比她年轻的人都去外面打工。大约70%的打工者都是“走西口”（杀虎口）奔呼市（呼和浩特），男的做装修工、木工、焊工和小工，女的在工地上搬砖或去绿化队做园林工。只要能找到工作，各行各业都做。
其二，老王的三个孩子都在呼市打工。大女儿36岁，早在呼市买房常住。儿子34岁，在呼市修车，结婚时买的是一手房，面积82平米，总价不到40万元，老王出了30万元。二女儿31岁，丈夫是怀仁县的，也在呼市买了房。
其三，大女儿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二女儿和儿子各有一个男孩。现在养小孩太贵，生育两个的都少。老王家的第三代属于呼市的“外来人口”，都在那里上学。初进幼儿园或学前班时，每个小孩一次交清借读费2.5万元。此后除了与当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交纳校服、作业本和辅导资料之类的费用外，一直到高中毕业，都不用再额外交钱。
其四，老王夫妇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生育第二胎，按规定罚款360元。由于夫人同意做节育手术，只缴纳了300元。没想到手术后生下二女儿，老王强辩这与医生的疏忽有关，故而获准免交超生罚款。儿女们对老两口很贴心，每次回乡都给他们买衣服带食物。其实老王夫妇花销少，并不缺钱。他认为，小孩养在村里比在呼市经济。可是儿女们都愿意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况且城市的教学质量比农村高得多。
杀虎口村原址上的广义桥。太阳落山之时，村里的牧羊人把羊群赶下山。杀虎堡脚下坐着3位羊主人，迎接自己的羊只回家。
杀虎口长城夯土构造，长城左边是内蒙，右边是山西。
与王家儿女的打工迁移经历相比，李老太家还多了一个进城投资建筑业的故事。李老太是1940年生人，丈夫姓刘，比她年长8岁，2003年因急性脑出血去世。老夫妇养育了三儿一女，2020年最大的61岁，最小的50岁。儿女各家都在城里买了房，有的在大同，有的在朔州，有的在右玉县城。李老太共有5个孙子、6个孙女，有的已在城里成家。例如，她的二儿子在右玉县城做建筑商，有两男一女3个孩子。其中，姑娘尚未成婚，两个小子娶亲时都买了房。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者外出就业，无疑为着摆脱贫穷、谋求土地之外的收入。除了自身和家庭必需的日常生活开支，其经济活动所得一是用于子女教育，即投资于人力资本；二是用于建房或买房，即投资于消费性物质资本；三是购买固定生产资料，即投资于经营性资产。维持生命存活的必需品支出，自然是为了支撑家庭人口的简单再生产。而那三类投资的目标，明显在于家庭人口的扩大再生产：既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也是为了生命的代际繁衍。进一步讲，更是为了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实现整个家族的向上社会流动。自主城市化，即为这类流动的一种表现。此间，迁移劳动者一方面获得原生家庭给予的物质和劳务支持；另一方面，还为子女扎根城市充当阶梯。从他们的购房区位来看，选择的城市从小到大逐步递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代际城市化的过程中，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远少于男性。
二
与人口迁移相联系的农户资产流转
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状况。犹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继而引发农地和房屋等资产的产权流转，带来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在秦晋蒙交界区，我们观察到的交易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农户之间、种养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土地租赁。此类形式的土地流转，有效促进了种植业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例如在右玉，机械化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的农户已不再鲜见，从而用规模效益消解了“种粮不赚钱”的难题。可是，租约通常一年一签。原因主要在于，租赁双方均借此规避市场风险对家庭经济安全的冲击，例如非农就业机会骤减、农产品价格及土地租金剧烈波动，等等。按照当地农村干部的说法，正是由于租期太短，“谁也不养地，地力普遍下降”。
第二种，以合作社为中介，借助线下产权服务中心和线上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农地经营权和房屋使用权的转换。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政府合作的产权交易试点，便属于此种类型。9月14日，我们去该镇所辖林原村和东海心村走访参与交易的农户，得知以下信息。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里的空场上，新鲜的芹菜正在装运，空气中飘逸着特有的菜香。菜农用拖拉机把成捆的芹菜拉到空场，每斤芹菜售价1元。收菜的人开着大车，以每斤1.4元的价格批发给包头的菜商。还有一位搬运工，因为他在忙，我们没去打扰。
林原村有一处宅院已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成功租赁，我们还到腾空的房屋和小院参观了一番。那宅院总面积将近980平米，房主老张与村合作社签订了30年的出租合同，租金总额12万元。合作社再加价把宅院转租出去，所得租金溢价95%归房主，5%归合作社。以前村里的房屋租赁惯例，是承租者签订合同后一次支付五年的租金，从第六年起再按年支付房租。如今按照产权交易平台的制度，合同签订后承租者须一次性支付合同期总租金的90%，剩余部分在合同期满时再支付。这意味着，由于合作社的背书和服务，租赁双方皆可拥有长期性的租约安全。作为房主的村民，不仅可以更快地把闲置宅院租出去，还有可能比个人直接交易得到更高的租金收入。
东海心村可交易宅院50多套，线上发布招租信息后尚无一套成交，可见闲置房屋供过于求。村党支部高书记把他家的一处房屋和养殖场交由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出租20年。他是根据资产的初始投资额要价的，例如盖房花了将近11万元，他便要价每年5000元。高书记还介绍，村里人均耕地5亩多，能种的只有1亩多，另外4亩盐碱化。11个自然村里，有6个自然村的土地盐碱化。土地流转情况也多种多样，每亩租金依土地区位和肥力而定。
其二，外来企业与农户交易。一家企业租了200亩好地，用来种菜。每亩租金600元，租期10年，三年之内付清总租金。其三，本村企业与自然村（当地称为“社”）交易。村党支部原副书记成立了一家种养企业，租下“整社”的盐碱地1500多亩。每亩租金80元，租期10年，每年支付一次。该企业投资改良盐碱地种水稻，估计2020年水稻能成活70～80%。企业雇用两个长工，每人年薪5万元，除了种地，还养鱼、养虾、养螃蟹和喂鹅。其四，村合作社收储土地，交易条件是签3年合约，每年付一次租金。与右玉的土地租赁惯例相比，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产权交易平台的存在，既丰富了交易方式，又为农户创造了达成中长期交易的可能性，从而带给交易双方稳定的资源利用预期。相形之下，陕西榆林市榆阳区的农地流转，与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革中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榆阳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办公室钟主任解释，农户的承包地“折股”入社，按合作社章程“确股确权不确地”。即入社农户拥有股权且按股分红，但其股权并不与具体的地块“绑定”在一起。本文将此类土地流转，视为秦晋蒙交界区中的第三种产权交易方式。9月16日，我们在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座谈会上得知，推行土地股份制之前，榆阳区的耕地已通过经营权置换实现田亩归并，目标是“一户一田”。进而由政府和农户匹配投资，改造中低产田、提升土壤肥力。在此基础上，大约70%的农作物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全区耕地流转总面积100多万亩，其中48万亩的经营权流转到合作社，24万亩流转到现代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9月18日，我们走访鱼河峁镇柏盖梁村，了解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立和经营情况。村党委（该村党员41名，可成立党委）高书记介绍，柏盖梁村集体成员的资格和股份，由两个时点界定。一是1998年参加土地二轮承包的本村农户，按当时分地人口获得“耕地股”；二是2017年8月1日之前持有本村户籍者，每人可得1股“人口股”；三是持有人口股却无耕地股的人，可按每股3000元的价格，购买股份（1股/人），这叫“资金股”。驻村苏书记（第一书记）补充，一些早年出自柏盖梁村、拥有城市户籍并在城市工作的人，也被赋予购买资金股的权利（一般不超过2股），以密切他们与故乡的联系。至于农户人口变动下的耕地股持有，依然实行本村在土地二轮承包时立下的规矩：“生不增死不减”。为了维护股东的决策权平衡，对资金股的购买一直予以严格限制。2017年10月25日，即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之时，全体股东总持股数为2220。截至2020年9月中旬，登记股民1131名，总持股2223股。其中，耕地股1036，人口股1107，资金股80。
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峁镇柏盖梁村受访农户的股权证
柏盖梁村的人均耕地不足3亩，合作社实行土地统一经营，但为每个常住户留下不足0.1亩的菜地（自留地）。合作社理事长由高书记出任。他是党建活动中能人返乡的典型，此前在榆阳城里经营建筑公司。2014年底当选书记后，卖掉公司一心一意办公事。合作社成立后，他直接从事经营管理，重大决策由股东代表大会表决。
2018年，合作社利用柏盖梁村800亩水浇地试种小麦，效果不佳。2019年，引入榆林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套种高粱和柴胡。按合约柏盖梁村出土地和设施，公司出技术，收入五五分成。柴胡两年收获一次，预计每亩净收益1400～2000元。合作社还养殖黑毛土猪100头；引入湖羊300只，计划5年内发展到1万只。为了与养殖业配套，合作社在山地种上了苜蓿。据乡村振兴办公室钟主任提供的最新统计，2020年柏盖梁合作社种植苜蓿500亩、柴胡1160亩。
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峁镇柏盖梁村的柴胡地 金成武｜摄
根据社内收入分配规程，合作社提取净收益的25%作为公积金（其中的5个百分点用于精准扶贫，贫困户所获红利不超过该户所应分红的2倍），75%用于股东分红。2018年，每股分红120元。2019年，合作社收入10多万元，主要用于投资，尚未分红。受访农户并未催促分红，是因为在其总收入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原就不高。柏盖梁村位于榆阳南部山区，沟壑纵横、农业资源贫瘠，村里80%以上的人口常年在外（参见表1），凭借非农收入为生。
高书记讲道，大约100多户人家在榆阳城里买了房。村里的常住人口以老年为主，60岁及以上的老人都有居民养老金，每月150多元。尚余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老人有的拿到公益岗，有的给合作社打工。到田里干活的大约30～40人，年龄在50～70岁之间，男女大致对半。男工每日150元，女工每日140元，工资差别由体力劳动贡献不一决定。其实，种植业使用人工的地方不多，种植和收割都用农机。合作社并未投资农机，而是购买农机专业户的服务，耕种费每亩60元，收割费每亩40～50元。只是锄地用人工，因为柴胡田里避免使用除草剂。
与柏盖梁村相比，榆阳区北部平川的小纪汗镇大纪汗村和井克梁村不但农业资源相对充裕（人均耕地10多亩、人均林地10～27亩），还有煤炭资源。农民既经营自家的种养业，又去工厂式养殖企业或煤矿上班，故而80%的人口常住村庄（参见表1，个人案例另文展示）。受访村书记言说，已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但未实行统一经营。
李镇长手里拿的就是柴胡。2019年，柴胡籽1斤售价20元，1亩地产量1000斤。2020年，柴胡价格因防疫翻番。 金成武｜摄
以上案例表明，土地三权分置，为活跃农村要素市场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土地流转的广泛程度和流转方式，与特定地域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自主城市化状况密切相关。调研地区的政府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依据不同地域的多样性，顺势而为创造保障要素交易安全的政策环境，为农民自主决策发展生产留下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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