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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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个响亮的大名——王建领，但熟人和朋友习惯叫他“王六”。他乐意大家这么称呼他，亲切，不生分。久而久之，许多人反倒搞不清楚他的大名，究竟是王建领，还是王建嶺，或王建瓴。
几年前，经济日报一位高级记者到佳县白云山道观参观，王六陪同，一下车，几个聊天的老乡就认出了他：“啊，咱的王六回来了！”王六笑眯眯地流泪了。他曾在佳县工作四年，当过县长。“咱的王六”，这是老百姓对他的认可，让他感动！王六插过队，当过兵，挖过煤，卖过粮，教过书，工农商学兵都干过。进入政府后，任过县委办公室主任、县长、县委书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直至省档案局局长。但他最喜欢的头衔是“陕北民谚传承人”。他觉得，研究陕北文化，是他做过的最有意义、最让他充满激情的事情。大跃进那一年，王六生于陕北米脂县城。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故有乳名“六”。他家窑洞不远，就是李自成当年的行宫。与当年的李自成不同的是，王六有城市户口，吃的是国库粮，故算城市人。
王六后来知道，在曾祖父的时候，他家在米脂被称为“王半道街”。曾祖父有四个儿子，财产一分为四，每人名下的也不少。共产党搞土改之前，他父亲少当家，把自己分得的大部分地产捐献出去了，所以土改时，只定了个中农成分。这算散财免灾，否则，祖父十有八九会被定成地主，至少是富农。那王六的命运就会非常不同，甚至根本就不会有“六”。王六天资聪颖，能说会道，从小学到高中，政治地位虽没有“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家庭出身的高，也不受大的歧视。1975年元月高中毕业后，王六去了米脂县磨石沟村插队，并担任知青组组长。他吃苦耐劳，能说会写，不到一年，就担上了村党支部副书记，他所在的知青小组，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作为模范知青，他台上讲的，当然是“要一辈子扎根农村”，但内心里，还是想早点离开农村，越早越好。“农民”在陕北叫“受苦人”，不是个好职业。王六很渴望上大学。但当时只招“工农兵大学生”，知青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才有资格报名。他等不急，就想着先去当兵，以后再从部队上大学。王六决定去当兵，还有一个考虑：他所在的知青点共有9名知青，五男四女，即便有招工返城的机会，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名额。王六提议，男知青争取当兵，把招工指标留给女知青。大家同意。确实，后来除一个独生子，其他四个男知青，真的都当兵了。1977年1月，王六入伍了，分在陕西省军区独立五团。到部队不到一年，他就被任命为班长，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说明他是一个好兵，很受部队领导器重。但王六的如意算盘散了。1977年秋，王六入伍只有八九个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样，他既没有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期盼，又错过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1978年底，部队准备对越自卫反击战，王六想上前线。他用裁纸刀割破手指，写了封血书，被调到第47野战军421团。他所在的部队最终没有机会上前线，但论个人表现，他有希望被提干。不幸的是，1979年对越作战后，部队出台正式规定，不再从士兵中提干。提干的希望也破灭了！只能退伍回家。
王六与当年部队时的战友
曾经赫赫有名的全国模范知青，当兵没有被提干，这让王六脸面上挂不住。他决定去一个没有人知道他的地方。经熟人介绍，王六去了延安地区黄陵煤矿，当了煤矿工人。但三个月后，他决定不干了。不是怕苦，也不是嫌钱少，而是怕死。煤矿工人其实赚钱不少，但每次下井都有上不来的可能。为了钱冒死，不值得！好在他有城市户口，政府给安排工作。王六本来被议定去米脂县检察院，但上面突然出了个新政策，退伍士兵不能安排在行政岗位，只能安排在工矿企业单位。回到米脂后，王六被安排在米脂县桃镇粮站，身份是“工人”，每天的工作是在粮库搬粮、站在柜台卖粮。当时粮食紧缺，也算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干得也不错。不久，县委在县党校组织“干部理论培训班”，本来要粮站主任参加，但主任为了照顾王六，就让他代去。当时王六刚刚结婚，妻子在县城工作，两地分居，利用参加学习班的机会，他可以与新婚妻子团聚。粮站主任很通人情！这次学习班期间，临时决定主要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耀邦讲话。这个决议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学习这样的决议和讲话，需要有人“领读”。但改革伊始，政治敏感，包括党校教员在内，都怕出错，没有多少人敢领读。王六自告奋勇当了“领读员”。由于他读书多，对中共历史有着许多人不具有的知识，口才又好，讲解时妙语连珠，他的领读受到一致好评。县党校校长孔令明，吴堡人，发现王六是个人才，就决定用“以工代干”的形式把他调到党校工作。王六遇到了“贵人”。党校要人，粮站同意放人，调动手续一切顺利，只等主管组织人事的县委副书记签字了。签字本来只是个形式，不巧的是，主管副书记去榆林开会了，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废止“以工代干”政策。等副书记回来，这字没法签了。王六的“以工代干”泡汤了！但孔令明是个很爱惜人才的校长。他不忍心让王六继续在一个小粮站卖粮，何况党校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以工代干”不行，就把这个“工人”调进来吧！这样，王六就以“工人”的身份进入县党校。但他的实际工作是给党校学员讲课。他讲课深入浅出，眉飞色舞，学员听得如醉如痴。很快，他就名声远扬。当时，干部队伍讲“四化”，社会上开始重文凭。王六只是一个高中生。孔令明校长认识到，从长远看，老让一个“工人”当“教员”也不是个办法，王六得有个大学文凭，否则在党校也待不住。1983年，陕西省委党校理论培训班招生，孔令明建议王六报考党校两年制大专理论班。全省有大约3000名考生报考，录取150名，王六榜上有名。但在政审时又出问题了，因为他是“工人”身份，不符合报考条件。孔令明校长直接打电话给省党校校长求情，王六总算通过政审，被“破格”录取了。王六说，孔令明就是他的“申昜”！当年路遥上大学时，由于“造反派”背景，北京师范大学不敢录取，陕西师范大学不敢录取，延安大学也不敢录取。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专程跑了一趟延安大学，找到系主任，路遥才被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没有机会上正规大学，王六就把党校当作正规大学读。王六说，两年期间，他用的是“重点放弃法”和“反向读书法”，只关注重点、原著。至于怎么个反向法，我们也不必多说。无论如何，他总算拿到了大专文凭。1985年，王六从省党校理论班毕业，回到米脂县党校。整党时，他给全县干部做了一次时事政治报告，引起轰动。县委书记把他要到县委办公室，给县委领导写材料。但他的身份，仍然是工人。在领导身边工作，给领导卖命，当然还是有好处的。1987年，因为有“大专文凭”，王六的身份终于由“工人”变成“干部”，不久又被任命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省党校的大专学历，教育部不承认，但党组织还是承认的。有了干部身份，王六在仕途上还算顺利，如同站在商场里的上行滚梯上，循序渐进地往上走。
1992年，他升任米脂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1995年，他被调任佳县县委副书记。两年后，佳县县长被调走，他本以为自己有希望升任常务副县长。但地委书记高仰秀在听了考察报告后，找他谈了一次话，地委就把他直接任命为县长。那年，他39岁。1999年，40岁的时候，他被调任清涧县委书记。2002年，他被提拔为榆林市委常委，同时继续担任清涧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不久后转任市委宣传部长。2006年，他调任商洛市委常委、副市长。2013年，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档案局局长，算提了一级。2017年，他转岗到省人大，先后任内司委、教科卫委副主任委员和社会建设委主任委员。
王六（右一）是划拳高手
在米脂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期间，王六在县城的名气，甚至比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大。名气大，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府的职位，而是因为他是县城有名的红白喜事“大总管”和“民间调停中心主任”。有些事情，书记搞不掂，县长搞不掂，王六能搞掂。所以，他又被称为“救火队队长”。当红白喜事总管，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繁文缛节多，主客规矩讲究，稍有差错，不是客人不高兴，就是主人不满意。王六总能做到游刃有余，皆大欢喜。总管当得多了，米脂县城大街上的乞丐都认识王六。他是他们乞讨的最佳路线图，跟着他，就有好饭吃。王六曾一天当过三个“总管”：一家婚礼，一家葬礼，加上县三干会。娶亲需系红腰带，下葬需系红白腰带，他一个裤兜装着红腰带，另一个裤兜装着红白腰带，没出任何差错。县委办公室抹桌子用的抹布，都是他当总管挣来的，不仅帮助了别人，还为政府节约了开支。说他从不出差错，也不完全正确。在不同工作之间穿梭、串场，时间紧迫，王六经常把别人的自行车当作自己的骑走。有一天，他曾三次骑错自行车。后来，县委县政府谁的自行车找不着了，有人就会说：“肯定是王六骑走了”。当总管也让王六练成了喝酒的本领。“一天三五场，一场三五两”是经常的事。他也是划拳高手。他很自豪自己“喝酒中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候，没有“八项规定”。时任米脂县长周锦明曾送他一副书法对联：拳打西北五省，酒喝黄河两岸；横批：六六大顺。王六说自己是“草根官员”。他不讲繁文缛节，也没有官架子，更不打官腔。他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的，谁都可以进来，不需要敲门，不需要预约。在担任县级领导之后，他的讲话稿总是自己写，充满个性，没有八股味。他下乡调研，不听汇报，只到现场考察，和老百姓拉家常。他出差不带随从，只带司机，住酒店时，总是与司机同住一个双人间，有时接待人员误把他当成司机。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商洛市任副市长为止。有次出差，司机说，与领导一个房间睡不好，他只好让司机另开一间房，自己单独住一间。
王六当大秧歌伞头（1997年）
王六自己说，官场三十多年，清涧当书记最累，但也最开心，最有成就感。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陕北有句流行的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里的“清涧”，就是王六当过县委书记的清涧，也是著名作家路遥的故乡。王六上任之前，清涧是全省有名的“乱”县。“乱”，主要来自派系斗争。清涧的派系，历史悠久，背后有阶级感情。清涧是陕北最早闹红拉起武装的地方。清涧人侠胆仗义，敢做敢为。两派互不服气，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势不两立。派系有很强的复制能力。“文革”结束了，但清涧的派系斗争一直在继续，似乎就是等着王六来解决。清涧的派系各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县上每有中层岗位空缺，两派都推出自己的人选，强行要求组织安排。安排了这一派的，那一派不干；安排了那一派的，这一派不让；两派都不安排，两派都不干。历届县委班子企图在两派之间搞平衡，结果是，官兵比例达到1:1。在如此严重的派系环境中当县长和县委书记，真是一件苦差事。多年来，清涧的县长、县委书记，没有一个从任职岗位得到提拔，平均任职期只有一年半。有些真实的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1984年清涧召开党代会、人代会，榆林地委书记辛静山亲自坐镇，县委书记居然落选了，县长被选成书记。落选的县委书记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料，这话被人听到了，在接下来的人代会上，书记高票当选县长。书记当不成，想走？没门！1990年县级换届时，数十名中层领导成群结队上榆林、下西安，冲击地委、省委，大闹天宫。1998年8月7日，在三年没有研究干部之后，县委开会讨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一派认为不公道，冲击会议；另一派又“勤王”反包围。接下来发生了著名的“西山会议”：石盘山乡政府换届选举，乡党委书记、乡人大主席为了让乡长落选，在黄河岸边的西山村，擅自异地秘密召开乡人代会。乡长闻知后，率领一群人包围了会场。情急之下，书记等人抱着投票箱，坐木船渡过黄河，逃亡到山西石楼，把乡长落选。榆林地委、地区人大工委多次组织工作组下来，并由地级领导带队，才勉强将事态平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4月，王六走马上任清涧县委书记。按说，从佳县县长到清涧县委书记，也算是被提拔了。但王六不这么看。他说自己是被抓“壮丁”抓来的。王六一到任，便遭遇了“下马威”，连自己的办公室也进不了：县政府大门已被上访者锁了好几天；四个机关大门被焊、堵、砌；县人大的牌子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卸下，倒插在公共厕所；县法院的牌子摆在大街上被拍卖；第一次开研究人事的常委会，公安就来人砸会场；……更麻烦的是，清涧的派性能做不能说，连当时的省委领导都忌讳说清涧有“派性”。省委组织部部长专程来清涧，告诉王六不能提“派性”。但王六是个不信邪的人。他面目和善，说话总是带着微笑，但并不胆小怕事。上任后第一次干部会议上，王六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介绍一个工程；不安排一个“飞人”；不吃一顿请。接下来，王六就利用“三讲补课”的机会，向派系公开叫板，向腐败宣战。他通过组织手段，先后对280多个搞小团体、违反党纪政纪的党员干部给予公开纪律处分，一次性公开处理了59名干部，清退了150名吃空饷的“教师”，解雇了178名靠关系进入政府机关的雇佣人员，近百名搞派系的人员被平调轮岗或免职。被他处理的干部，有私刻公章的，有大头小尾批地的，有自制发票收费的，有发展假党员和安排非党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有篡改“三讲”民意测验投票结果的，……真是无奇不有。在清涧工作四年间，全省告状信最多的是王六，甚至惊动了两位政治局常委，以及中纪委领导。全国人大和“三讲”办公室派专人来调查他。但调查人员没敢来清涧，只在西安市和临近的延安市子长县开展调查工作。告状信对王六的指控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县里曾发生一起农用机车交通事故。告状人指控，王六私开工程，这辆车是给他的建筑工地送料时翻入沟里的。除了告状信，王六还接到无数的电话恐吓和匿名信威胁，也曾被人当面谩骂。王六自嘲自己有一项“发明专利”：把县人大常委会的门牌直接刻在大门的水泥墙面上，解决了木门牌累次被人插入公共茅厕的尴尬。这或许也象征着，他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坚强！一个老干部，因为医药费报销问题找他，他做了安排，等经费一到就给报销。但这人倚老卖老，不依不饶，频繁到他办公室，要向他本人借钱，还开口损人。王六终于忍无可忍，说：如果你好好说话，我就是清涧县县委书记王建领；如果你还要胡来，老子是米脂街上的王六。说着就一把揪住那人的领口，将其扔到门外。这人始料不及，一个马趴就倒在地上。当时，王六也有点紧张，万一起不来，事情就大了。好在这人爬起来，骂骂咧咧走了，从此再没有来麻缠他。王六认识到，派系斗争既是清涧穷的原因，也是穷的结果。因此，在向派系开火的同时，他也注重抓经济发展，特别是解决关系老百姓生活的最迫切问题。清涧县城有三万居民，日供水量只有400吨，居民吃水难的问题，50年没有解决。王六找到了省水利厅，说到动情处，他痛哭流涕。厅长被感动了，将清涧供水工程列为省水利厅一号工程。王六如愿以偿。程安东省长来清涧视察，车队被人堵住，车身被石头砸了个坑。当省长的车掉头准备离开清涧时，王六一把拉开车门，自己坐了上去，一路向省长汇报工作，直到延安，终于讨到一笔大钱，在清涧修了一座黄河大桥。清涧有个火车站，但火车站通往县城的是一条三级公路。王六到北京，找到交通部一位副部长，三级公路终于变成二级公路。在王六离开清涧时，清涧的派系斗争没有了，老百姓气顺了。
清涧黄河第一桥
王六说，他不跑官，不买官，不卖官，也不把官帽子当回事。但他还是希望上级领导能公正对待他。2006年底，他从榆林市调到商洛市。他调侃说，就像从上海到青海。在榆林领导班子中，他排名第四，到商洛后，排名第六。这样，他在官场也成了“六”。排名降了，收入也降了，每月的津贴，比榆林时少了1500元。王六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或多或少有点气不顺。但2009年，省上想调王六到省直机关工委任副职，省组织部负责人找他谈话，他竟果断拒绝了。他做好了被免职的准备。他知道，自己有了比当官更有意义的事情做。好在省上领导也没有在难为他。四年后，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档案局局长，兼档案馆馆长。这岗位，权不大，也不需要日理万机，主要靠自己找事做，倒也适合他。我与王六相识，是2003年夏天，当时他任榆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在从榆林到神木大柳塔煤矿的车上，我们俩聊了一路。我发现他不拘小节，妙语连珠，特别爱“道奇话”（讲笑话），压根儿不像个官，更不同于我想象中的宣传部部长。
本文作者与王六、冯仑在大柳塔煤矿（2003年）
2010年12月的一天，我收到一件邮包，打开一看，像砖头一样厚的两本书，书名为《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作者：王六。王六？真是王六？是王六，内封页工工整整写着：“维迎兄雅正：品味陕北·品位陕北。王六”。我对王六肃然起敬！《把根留住》全书分上下两册，收集了陕北方言成语3000多条，谚语、词汇一万多条，加上例句、音标、注释及插图，共1400多页，120万字。陕北方言成语收集之全，范例之多，注释之详，前无古人。特别是标码数字、炭码码、阳（秧）歌场图、儿歌，是第一次有人整理出版。
《把根留住》（再版时更名为《留住祖先的声音》）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王六，一个司局级官员，过去四年里，一直担任商洛市副市长，主管农业。他哪来的时间写书，而且还是这么厚重的书？何况他还没有学会电脑打字呢！王六后来给我解释，他写书是利用晚上和其他业余时间，没有影响本职工作。事实上，他主管农业和扶贫工作期间，商洛市的“三农”工作和扶贫工作还受到上级表扬。2011年8月，全国扶贫工作现场会在商洛市举办，商洛市扶贫、低保两项制度衔接的经验被推广。在写书的几年里，王六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应酬。他也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主义中。有时候开会，别的领导做报告，他就在笔记本上写自己的书稿，假装做笔记。不止一次，会议结束了，他不知不觉，还在继续做“笔记”。王克明是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刚到陕北时，听不懂陕北方言，知青们经常闹笑话。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知青听农民聊天时说到“夃(gai)劳”，好奇问之。“夃劳”在陕北话里，指妻子有外遇的男人，意思相当于“戴绿帽子的男人”。见问，农民尴尬，随便应付：“念过高中就是夃劳”。不料，女知青欣喜若狂，说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夃劳，她的一些亲戚也是夃劳。为了融入陕北生活，王克明决心学会陕北话。慢慢地，他对陕北话产生了好奇，进而开始专注于陕北方言的研究。他惊讶地发现，陕北方言里充满了文言词、古汉语。听陕北人说话，就是听文言文，能听见古代的声音。几十年下来，他收集了3900多条陕北独有的口语词汇，其中能找到古代出处的，有近1500条，包括古老的词汇，也包括唐宋以来、乃至元代以降的古白话文里的词汇。他呕心沥血数十载，写成了皇皇巨著《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东升，一个在北京工作的陕北人，一下子买了200本《听见古代》，逢人便送。他对王六说，这是近年来出版的关于陕北方言的大著，最有可能传世的作品。
读了王克明的书，王六既敬佩，又惭愧。一个外来户，为了融入陕北生活，被迫学说地方土话，从简单的弄明白，到感兴趣，再到寻根问源，竟捷足先登，弄清了陕北方言之所以然。这怎能不让我们这些本土出生的陕北人惭愧？王六有点坐不住了！刚好他因工作调动，心情不爽，就一头扎进了陕北方言的研究。但全面解读陕北方言还真是件难事。斟酌再三，他选择民间成语作为自己研究的突破口。其实，王六研究陕北方言，也可以说是“厚积薄发”。他至今说着一口地道的米脂话。他很早就注意收集陕北方言中的俗字、俗语、俚语、格言、民谣、怪话、顺口溜、歇后语，每有一得，喜不自禁，一本厚厚的记录本，伴随他官海沉浮几十年。没有多年的日积月累，他不可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一笔一划，写成120万字的巨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看过《把根留住》后，评论道：“还没见有人如此梳理著录过陕北方言，自认为这书对语言文化的研究无疑极有价值。”王六说，《把根留住》这本书，也包含了他夫人的心血。在一次赠书会上，西北大学中文系周燕芬教授一拿到书，就问：你们这个班底多少人？王六说，一个半人。旁人不解，问一个半人是什么意思，王六说，他算一个，他夫人算半个。王六夫人周燕，与王六青梅竹马，小时候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十五六岁，就到建筑工地打工，熟悉底层民众的俗言俚语，为他提供了大量原词词汇。王六著书期间，夫人生病了，但怕王六因她而放弃写作，还带病帮他整理文稿，说希望尽快看到书。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看到成书，在书稿付梓印刷时，她去世了。这是王六的遗憾。
王六与妻子周燕的结婚照（1982年）
从陕北方言成语开始，扩展到陕北文化的研究，王六欲罢不能。《把根留住》（再版时更名为《留住祖先的声音》）出版后，他把周末和节假日都用于回陕北搞调研。调研时，他经常在农村的土炕上过夜，与农民彻夜长谈。几年下来，他走遍了陕北（包括榆林市和延安市）的25个区县。他说，每走访一个地方，每与农民聊一次，总会有新的发现。他编的《陕北民歌300首·找回祖先的声音》（五线谱版），于2017年出版。这本书除了300首民歌的歌词和曲调，还有与民歌有关的故事。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六写的《陕北回眸·陕北话中话》和《陕北回眸·信天游说》。他还有三本书《陕北回眸》系列丛书已交稿待出，包括《陕北之最》、《无定河》和《山野撷英》。他还作为总撰稿人，与他人合作，制作了六集陕北方言纪录片《陕北话》。去年秋，凤凰卫视的文化大观园栏目，连续两期推出《陕北回眸》，由王六担任讲解主角。他还写了多篇反映陕北或陕西文化的散文，其中《又见核桃压枝低》一文，被选为2014年陕西省中考语文试卷阅读答问范文。
王六说，他研究陕北文化最大的感受是，文化不是高大上，而是民间百姓的生活态度和细节。“陕北人不经意间挂在口上的方言，其实正是生命状态下的古代词汇孑遗，这种完全靠民间口语、而非官方规范原汁原味传承下来的语言文化，反倒为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抹亮丽色彩。”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至今说普通话还带着陕北口音，甚至不时冒充一句旁人听不懂的陕北方言。但我对陕北文化，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王六的书激活了我记忆，让我重新认识我熟悉的陕北方言。我曾因为说不好普通话而自卑，但我现在为我的陕北话自豪。我的陕北话，陕北之外的今人可能“解(hai)不下(ha）”（听不懂），但古人“解下”（听得懂），因为我说的是文言文，发的是古音。陕北人称沙尘暴、旋风、旱灾为“旱魃”，出自《诗·大雅·云》“旱魃为虐，如惔如焚”。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是陕北人的口头禅“回去(ke)来兮”。杜甫诗《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用普通话读不押韵，用陕北佳（县）吴（堡）方言读，则没有问题，因为“回”在陕北话里发音huai,非hui。我不曾想到，我在农村时说的话，成语连篇。不信？读一读下面这则用陕北成语创作的短信：“你走路喝林掼拉，说话憨溜少适，常常日急慌忙，不说圪情马匝。尔今(ge)你又糊得挖眉而道，鼻淌涎（han）水,站在那里憨溜不唧，唇眉现眼。把你还能得不行。快去(ke)。”（引自王克明《听到古代的声音》）这段话60个字，包括了七个成语。陕北方言丰富多彩，仅包含“眉(mi)”、“眼”两个字的成语就有178个之多，诸如慈眉善眼、喜眉笑眼、羞眉耷眼、灰眉土眼、挤眉弄眼、冷眉淡眼、没眉害眼、鬼眉怪眼、少眉没眼、贼眉溜眼，……,举不胜举，且个个传神，妙不可言。我不曾想到，陕北话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典故。比如：“赫连倒阵”（做事干净利落），原来指匈奴王赫连勃勃用兵布阵的快速利落。“徽欽”一词在陕北话里是动词，意思是置人于死地，也用于吓唬人（“小心我徽欽你”，意思是小心我揍你），源于宋徽宗、宋钦宗。以徽欽二帝的经历来看，“徽欽”一词的确入木三分，十分形象。陕北成语“岑彭马武”（不适时宜地显强炫耀）中的“岑彭”和“马武”，是指两位新莽末绿林、后归刘秀的东汉开国将领。我不曾想到，陕北话其实是多个民族语言的混合，甚至包括一些外来语，真真切切反映了陕北曾经是个多民族征战、杂居、融合之地。“胡搅胡，汉搅汉”，本意指汉人和胡人混居，陕北人用来形容混乱不清状态。“卜榔”一词在陕北方言中指棒，“给你一卜榔”，就是打你一棒，但这个词来自蒙古语。“婆姨”在陕北方言中指已婚女子、妻子，源自佛教梵文女居士之音译“尤婆夷”。
王六（右三）给周其仁等讲陕北窑洞文化（2017年8月）
如今，王六已是陕北文化的活字典，我是王六的忠实“粉丝”。2017年8月，我带周其仁、卢锋和黄益平三位同事去陕北，为了不虚此行，我特别邀请了王六和我们同行，他欣然应允。一路上，凡涉及陕北文化的问题，无论是方言、成语、民歌，还是建筑、风俗、地理，他都有问必答，让我们受益匪浅。他唱陕北民歌，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王六很高兴，他有了传承人。他儿子王力田，在北京做生意，最近决定投资点钱，把米脂他家老宅子的一个四合院改造一下，建一个“陕北方言博物馆”。张维迎：暴富暴死一念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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