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精英意识与社会良序——序井奎新书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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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拍摄｜曹毅

开篇不易，因为释题很难。井奎这本书，是他在哈佛校园访学一年的新鲜观察与切身感受。我读他写的文稿，最常想到的是普遍见于人类社会的“精英失灵”现象。事实上，井奎记述的美国社会状况，必须置于奈特“社会过程”学说的视角下才可能获得关于“社会良序”的深层理解。

我2004年在胡舒立新闻团队的编辑部第一次解释“精英意识”为何与“精英”有本质差异，似乎不顺利。于是，2007年在《IT经理世界》我的专栏里撰文“什么是精英意识”，有了更完整的解释。最后，2014年，我与周濂在他主持的《东方早报》“思想评论”（周刊）栏目有一次冗长的对话，分三次刊发。其中第三篇，“财新网”2014年8月14日转发时的标题是“涌现秩序和社会公正——与周濂对话（三）”，以最长的篇幅，将“精英意识”与“精英”的区分嵌入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旨在引出任何社会都必须持续求解的“精英失灵”问题。那篇长文，我不加修订，抄录一段对诸友理解我这篇序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文字：

不论如何，一个社会的精英不失灵，需要同时满足三项条件，其一是保持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其二是有能力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不必达成全体一致的同意，此处共识的程度旨在动员足够的政治资源以求解达成共识的基本问题，其三是求解基本问题确实缓解或改善了社会状况从而不致发生社会革命。反之，若上列三项条件的任何一项不能保持，就是精英失灵了。可见精英不失灵是很难的，于是要有足够高的纵向流动性。测度一个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我们主要考察它的下层成员向着上层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四十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罗写过一本关于组织及其限度的文集，他在那里提出一项原理或任何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我大致描述阿罗提出的这一原理，可列出三项命题。其一，任何组织必有科层结构。其二，科层结构较低层次的成员拥有较丰富的信息而较高层次的成员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其三，存在最佳的科层结构使得信息因自下而上流动而失真导致的成本，与决策因自上而下传递而导致的执行成本，二者之间在边际上相等。我常说，阿罗的贡献绝非若干次诺贝尔奖可以覆盖的。刚才介绍的这一原理，值得单独颁发诺贝尔奖，姑且称为组织学基本定理。在转型期社会，精英很容易失灵。根据阿罗组织学基本定理，我们若希望中国转型期保持和平稳定的推进，也就是希望通过持续的改良而过渡到一个更好的稳态社会，我们就应改善社会的纵向流动性。许多在较低层级的社会成员，因为有更丰富的信息并且对重要问题有敏感性，于是能够提出重要的问题。关键是他们的声音被遮蔽了，因为不是精英。这些人，我称为具有精英意识的社会成员。精英意识与话语权相匹配的人，才是精英。这是中国转型期社会最不同于西方稳态社会的，我称为“转型期社会首要特征”的转型期性质。

在西方，英文的“elite”（精英）是法文，源自拉丁文“eligere”（被选中的）。根据大英百科2016年11月30日发布的“elites”词条，精英常可分为两类——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维基百科“elite”词条的篇幅远长于大英百科，主要基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发表于1956年的名篇《权力精英》。与米尔斯对资本主义权力精英的这一批判强烈互补的，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发表于1976年的名篇《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两位社会学家揭示的，正是被我称为社会演化基本困境的“精英失灵”现象。既然是基本困境，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演化必难回避。在中国传统里，与“精英意识”对应，是“忧患意识”。孔子《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良序（well order），要与数学的定义相区分，故在标题里写为“社会良序”。在英语则不必如此，例如，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牛津通识读本）开篇区分“good governance”（善治）与“bad governance”（恶治）。善治，就是社会治理的良序。中国传统有“善政”之说，孔安国《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俞可平2014年《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证：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所谓“善政体制”趋向“善治”，指的是要朝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和廉洁政府等五个方向努力。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专访俞可平教授，以“中国治理之谜”为题刊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1期，财新网2021年1月19日节选转载，标题是“探寻中国治理之谜”。其中有这样一段：我反复研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发现并概括出了“亚里士多德之问”：为什么同一批人、在同一个地方，有时这么贫穷，有时这么富裕；有时这么野蛮，有时这么文明；有时这么专制，有时这么民主；有时这么保守，有时这么开放？亚里士多德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产生和规范权力的政治制度。为了寻找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晚年带领1000多个学生考察了158个古希腊城邦并撰写了政体考察报告，很可惜因为时代久远只留下了《雅典政制》这本残破不全的著作。他追求的是人类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我认为，这个谜底我解开了。在2020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我发表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治不是君主制或贵族制，而是民主共和制。

制度与人的行为模式，二者必须匹配。这是一项基本原理，是我几十年制度研究的心得。它在我35年前一篇工作文稿里的最初表述是：特定的文化土壤养育了人及其制度。它的最新表述，2020年7月4日我的财新博客文章，“制度是群体的信念表达”。令人满意的制度，核心是人而不是制度。好的制度，维系于人的忧患意识。

有据可考，三千年世界经济史。在历史的“局外人”视角下，基于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样本，似乎有五百年兴衰的周期律。人烟稀少的区域，其兴也勃焉，车水马龙，繁盛荣达。人口稠密的区域，其亡也忽焉，人去楼空，断垣残壁。阿西莫格鲁2003年撰文列出“财富源泉得以涌流”的三项条件：1）产权保护足够普遍，2）精英群体足够自律，3）纵向流动性足够高。

良治社会激活企业家潜能，这是经济发展的通例。首先是“斯密-杨格”定律，由下列环节构成的良性循环：（1）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千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称为“国民财富的源泉”；（2）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度，受制于市场的广度；（3）市场的广度依赖于货币收入购买力的增长，货币购买力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其次，是“奈特-诺斯”命题：“政治的和经济的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核心驱动力”。这里，企业家精神同时表现为三大特征——敬业、合作、创新。

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市场广度的拓展，依赖于社会成员身上蕴含着的企业家精神在多大程度上被激活。良治，能够充分激活社会成员身上蕴涵着的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过程。阿西莫格鲁列出的三项特征，可详述为：（1）足够广泛的产权保护。这里，受到保护的，不仅限于君主和贵族的产权，而且扩展至平民百姓的产权。商鞅变法，取信于民而后效。保护产权是承诺，是社会契约，非有足够广泛的信任感而不能生效。足够广泛的社会信任，固非一日之功，却可毁于一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是复杂社会的通例；（2）充分自律的精英群体——“充分自律”可定义为使足够广泛的社会成员有尚且满意的发展机会。这里，精英可定义为“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并且被社会认为是重要的故而拥有社会权力的社会成员”（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精英可能丧失对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却依旧拥有社会权力，同时，未获得社会权力的社会成员可能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保持敏感性。这样的错位，称为“精英错位”，常见于转型期社会，也常成为社会瓦解的主因；于是，（3）足够高的社会纵向流动性。这里，“足够高”的涵义是，首先，精英群体得以吐故纳新，从而长期保持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其次，社会各群体不致固化为“阶级”，从而不致形成摧毁社会根基的“阶级斗争”。

哈佛明星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2020年发表的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中译标题“优绩的暴政”，也可译为“贤能的暴政”或“精英的暴政”）。桑德尔指出，近几十年来，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深化，毒害了政治环境，分裂了人群。这种鸿沟，部分地是由不平等造成的，部分地与人们对于成败的态度有关。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那些失败者不应归咎于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这样的态度来自一种看似吸引人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优绩主义”的核心。可是在现实社会里，远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向上流动。贫困家庭的儿童在成年之后依然贫困，而富裕家庭的儿童却可继承父母的社会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ecker，1930-2014）晚年多次讨论（我收集了三篇不同文稿）个人财富的四项决定因素，依重要性的顺序列出：（1）随机冲击，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与学生们讨论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学生们认为，越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因素就越重要，而在中国社会，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也许降低至第四位；（2）可继承的社会关系，这一因素，学生们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最重要，应排在第一位；（3）个人禀赋，即通常所谓“聪明才智”。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居于第三位。我的学生们认为，这一因素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大致也居于第三位；（4）可利用的资本，包括教育和资金等等。我的学生们认为，这一因素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应排在第二位。

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年以专著《21世纪资本论》闻名于世，次年访问北京，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谈及如何解决当代普遍的“贫富两极化”难题，他认为累进所得税似乎是唯一的方法，但他立即指出，能够有效“均贫富”的累进税率至少要达到65%，缺乏现实可行性。此后不久，中国“平台经济”的领袖们纷纷上市聚敛财富，所谓“第三波造富运动”。新的亿万富豪们，与皮凯蒂和同事们收集的美国样本类似，大多来自互联网技术领域。大约同期，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攀升至0.46至0.53之间，财富基尼系数应当在0.60以上。

我受《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委托，于1998年访谈八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其中，萨缪尔森的谈话最精彩，我在财新博客2020年12月6日重发了访谈文稿，开篇“精选内容”，第一段，我抄录在这里。

萨谬尔逊：让我告诉你，中国面临的大问题是什么吧。假如你日益依赖于市场经济，那么将以各种的概率，倾向于日益增加的不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一些人努力工作，一些人走运，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走运，还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高的教育，等等。库兹涅兹曾经总结过，当经济发展的时候，收入不平等程度［例如以洛仑兹曲线或基尼系数描述的］会增加，然后，当经济发达起来以后，不平等开始降低。但是，大多数不平等程度缩小的情况是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的，而现在西方正在转向自私自利的社会……。

不要忘记，邓小平1992年1月的“南巡讲话”，最初是以“普通党员”的名义传播的。那时，中国经济还未完全苏醒。迟至2000年，中国经济仍在和平崛起的初期阶段。故而，今天重温萨缪尔森的预言与皮凯蒂对“财新”记者强调的观点——《21世纪资本论》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响应，自有一番新意。

另一方面，达利欧（Ray Dalio）2021年新书《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标题直译：“变迁中的世界秩序——各国成功与失败究原”），以长期历史视角，考察13个帝国的兴衰周期，如图1所示，凸显了达利欧的“中美冲突无法避免”之预言。

图1.达利欧2021年8月17日即将出版的新书《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截图取自达利欧的推特文章：公元600年至公元2020年主要帝国的实力周期图示：中国实力（红色实线）于1950年之后迅速崛起，美国实力（蓝色实线）于1950年之后正在迅速衰落。另外的11个国家是：奥托曼帝国（红色间断线）、英国（黑色实线）、蒙古帝国（咖啡色实线）、法国（浅蓝色间断线）、荷兰（橘黄色实线）、西班牙（浅绿色长短线）、阿拉伯哈里发（灰色点线）、日本（灰色间断线）、印度（浅蓝色长短线）、德国（灰色实线）、俄罗斯（紫色长短线）。

我注意到达利欧绘制的中国实力曲线，有三次顶峰。第一次是唐代，第二次是宋代。学界关于这两次实力顶峰，争议不大。第三次顶峰，达利欧绘制的图示，似乎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峰值，其一在明代后期，其二在清代中期，并且在1950年达到谷底。这样的判断，显然有很大争议。另一方面，学界关于美国实力衰退的讨论，虽未定论，大多认可“衰退”之判断。

在达利欧推特文章的另一幅插图里，他特意用圆圈标明中国实力曲线与美国实力曲线在2020年的上下交汇。为强化这一预言，他在另一篇推特文章里提供了2021年新书的另一张图示，插图2，以八项指标显示1800年至1980年中国实力的变化情况。

图2.达利欧新书图示1800年至今的“中国崛起”曲线，八项指标：教育（蓝色实线）、贸易（浅蓝色实线）、创新与技术（红色实线）、竞争性（绿色实线）、军事（橘黄色实线）、储备（白色实线）、金融中心（深灰色实线）、产出（浅灰色实线）。

注意，达利欧计算这八项指标所据数据截止于1980年。那时，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尚未克服重重阻力（详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中译本）。迟至1985年，主要由于农村“包产到户”成功经验的说服力，城市体制改革才正式启动。改革开放，顺序其实是开放与改革，政策制订者们出国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党内共识。

从图2所示的终点继续前行，经过四十年的努力，2020年，中国社会有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豪和数以万计的千万富豪，还有数千万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尤其是都市地区的老住户，变卖一套房产即有数百万元可支配的收入。在中国人口各年龄群组当中，显然，1980年代出生的群组，因缘际会，在最好的年龄收获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最丰满的果实。我在北京大学讲授EMBA课程，学生大多来自这一代群。

顺便提及，我的研究表明，根据中国人口代群的早年经历与心理结构，其实不能以诸如“80后”和“90后”这样简单的代群来划分，而应当以诸如“75后”、“85后”、“95后”这样的代群来划分。井奎属于我的学生当中最优秀的那一类，1978年出生，是“75后”。在西方的主流大学，“75后”代群大约在十年前已逐渐成为各院系的学术中坚。中国的大学，官僚化程度积重难返，更何况中国学界素有“论资排辈”和“远近亲疏”之陋习。故而，许多院系的领导者仍是“55后”和“65后”。与我在北京大学共同创建“法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丁利，属于“65后”，北大毕业即加盟中山大学法学院，十多年来，准备以“副教授”终老，今年晋升为正教授，令我喜出望外。井奎著述勤奋，若干年前晋升为浙江财经大学正教授。去年在哈佛访学，见闻颇丰。他的这本文集，是初到美国所感最可表达的印象，而将来必有更深层的感受在适当时机涌现于他的思想世界。

我是1953年出生的人，似乎介于“45后”代群与“55后”代群之间，是“红色中国”的同时代人。对我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是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共产党人。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和思想，很大程度上必须承受20世纪“百年革命”的遗产。

数百年之后回顾20世纪的“百年革命”，从晚清的炸弹党人到延安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论有怎样千差万别的表达，能够在数百年之后凸显于历史长河的，恕我冒昧预言，仍是“争取平等”。这样的努力不仅普遍见于人类社会，而且普遍见于动物的等级社会（例如已有一亿年以上历史的龙虾社会）。虽然，人类争取平等的过程，显得格外惨烈。只要存在“等级”，就有争取平等的斗争。我甚至可以说，“物竞天择”在种群内部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争取平等的斗争。

维基百科“intelligentsia”词条，最新编辑于2021年4月12日，与我印象中的起源有差异。据我年轻时的印象，这一名词伴随着1825年12月14日旨在推翻沙皇统治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并随这些被列宁称为“贵族革命家”的流亡而汇入巴黎时尚。据维基百科，最早使用这一名词的是波兰知识分子反抗沙俄统治的领袖人物BronisławTrentowski。继而，波兰文的单词“intelligentcja”，转而传入俄文，再传入法文和英文，至今带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尾缀“-sia”。不论“知识分子”这一语词起源于波兰还是俄国，它最初的涵义都是：“享有优良教育的人为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而斗争”。

今天的政治哲学家更喜欢讨论“正义”，因为“平等”显得偏激。虽然，平等诉求是动物的深层心理活动。据我观察，最接近社会现实的正义原则，常识的表达是：“基本的平等与可容忍的不平等”。罗尔斯正义原则，是这一常识表述的一个版本。正义诉求的原初表达是拉丁文的英译：to each his due（直译：给每一个人他应得的）。“his due”，他应得的奖或惩。古代社会，奖惩天定，但人还有内心的标准。天人不一，人可有正义诉求。

特定社会为满足社会成员平等诉求可能支付的代价，随核心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有显著差异。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莫里斯2015年发表了他的“文明三部曲”之三：Ian Morris，with Margaret Atwood，et. al.，comments，2015，《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 how humanvalues evolve》（标题直译：采猎者，农夫，化石燃料——人类价值如何演化）。他关于三大社会类型核心价值的研究表明：（1）农耕社会可容忍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工业社会；（2）采猎社会可容忍的不平等程度，是三类社会当中最低的。

顺便列出莫里斯“文明三部曲”的前两部：（1）Ian Morris，2010，《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 The Patterns of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标题直译：为什么西方统治至今——历史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关于未来所揭示的）；（2）Ian Morris，2013，《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 How Social Development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标题直译：文明之测度——社会发展如何决定族群之命运）。

我必须立即补充列出斯坦福大学另一位古代史教授谢德尔2017年发表的著作，关于平等的长期研究结论：Walter Scheidel，2017，《The Great Leveler ---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标题直译：伟大的平等机制——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暴力与不平等的历史）。

图3，取自：Walter Scheidel，2017，《The Great Leveler ---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3章，从公元前7000年到21世纪，西方社会的“不平等曲线”，经历了三次激烈平等时期：1）罗马帝国崩溃以及大规模瘟疫，2）黑死病泛滥，3）1930年代的大萧条。

历史经验从西方推广至世界，谢德尔列出激烈平等的四大机制：（1）大规模瘟疫，（2）全面战争，（3）社会革命，（4）国家解体。

在谢德尔长期史视角下的这条不平等曲线，第一次激烈平等发端于罗马帝国解体，以及史称“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大规模瘟疫。第二次激烈平等的直接原因，是肆虐欧洲两百年的黑死病（鼠疫杆菌）。第三次激烈平等的直接原因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通常认为由此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借用莫里斯的分析框架，农业社会的财富形态是土地。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土地荒芜，财富随之迅速消失。钱穆考证，魏晋南北朝几乎四百年的乱世，土地荒芜，财富消失殆尽，堪称中国的“黑暗时代”。第三次激烈平等发生在工业社会里，财富的主要形态是金融。故而，第三次激烈平等，不仅彻底，而且迅速。

纵观谢德尔这张图，最左端的时间是九千年前，农业社会发端。有据可考的三次激烈平等，时间特征是：上升缓慢而下降陡峭。符合常识：集聚财富所需的时间远长于摧毁财富所需的时间。每一次激烈平等化的时期之后，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经济复苏时期。也因“平等”所需的时间太短，我才使用“激烈”这一修饰语。华尔街的常识是，漫长攀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贬值至33%水平所需时间的10倍。灾后社会财富的重新积累，大致基于类似的理由：信任，必须重建普遍的信任关系。

中国与美国，各自都有不平等的历史，各自也都有争取平等的历史。谢德尔的长期不平等曲线意味着最佳的社会演化路径是：争取平等，避免革命。众所周知，中国晚近几十年财富和收入严重不平等的原因，在1998年萨缪尔森预言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腐败。官员随意侵夺社会普通成员的产权，是腐败。利益群体操纵公共政策和立法机构以寻求超过公平份额的租金，是腐败。大公司运用市场权力阻碍公平竞争，是腐败。交易不诚，可演化为腐败。学术不端，可演化为腐败。假天下之名以谋私利，可演化为腐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非正心诚意而不能免于腐败。惟不忘初心最难，是以，在野党转而为执政党，最难免于腐败。又诛心最难，是以，抵制腐败，与其诉诸思想改造运动，远不如诉诸制度更为有效。

然而，制度与行为，二者相辅相成，共生演化。广义而言，制度是群体行为之规约。有“天下大同”的群体行为，有“退而求小康”的群体行为，未见有悖于群体行为而能运行之制度。故而，在人类演化的目前阶段，“六亿神州尽舜尧”固不可求，遂常见与小康群体行为匹配的社会制度。在小康社会里的精英群体，最难保持的就是精英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西南联大的精神，于民族危难之中最易激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七十多年的和平时期，所谓“好时代”（good time），养育了几乎三代，所谓“软弱的人”（weak men）。Jordan Peterson常说的“人与势”循环，有丰富的制度寓意：好时代养育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产生坏时代，坏时代养育坚强的人，坚强的人产生好时代。

美国的衰落，始于战后“婴儿潮”（软弱的人）成为社会中坚（1960年代），克林顿是“软弱的人”的总统，彻底摧毁了白宫两百年来值得信任的宪法形象。有鉴于此，特朗普专权，不再令人惊讶。当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对美国宪政的严重挑战。布坎南早已意识到美国宪政的社会共识正在瓦解，故而，他1998年对我说，他晚年最希望促成的是五十州州长会议，重新缔结美国宪法。这一行动，布坎南称为“宪法革命”，不是温和的“修宪”，也不是激烈平等的社会革命，而是在宪法框架内重新缔结宪法。可惜，他设想的第二次“大陆会议”，至今无法实现。究其理由，当然是“精英失灵”，请诸友回到开篇重温我列出的精英失灵的三项“充分条件”——即其中任何一项条件足可产生精英失灵。

终于，我用两天时间写完了这篇冗长的序言，颇有“借题发挥”之嫌，但确实有“点睛之笔”的初衷。井奎文集的记述，在长期史视角下，是他在特定时空采集的样本，非置于长期史视角下而不能感受深层问题意识。

（汪丁丁，2021年4月18日，夏威夷帕克兰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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