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如何减少企业家的寻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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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辛庄课堂首期班将于5月26日开课

作者｜张维迎  

辛庄课堂学术总导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在法治化国家，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政府官员在分配财富。但在法治不完善或者没有法治的经济中，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企业活动常常要得到政府的允许才能进行。在这样的经济中，即使企业家，也未必总是在创造财富，他们很可能与政府官员勾结起来寻租，靠权力关系赚钱。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在做什么？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以寻租的方式分配财富，将社会已有的财富据为己有？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多数企业家是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为什么中国的人均GDP可以从3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没有办法解释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在分配财富，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一部分企业家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分配价值；还有一部分企业家既有创造价值的一面，又有寻租的一面，两种活动搅和在一起。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利用某些政府关系赚了钱，然后又改邪归正，转向了创造价值；还有一部分人恰恰相反，一开始是靠创造价值赚钱，但富了以后又开始发展政府关系，利用政府关系赚钱。这是我的一个大体的判断，我不能准确地告诉大家数字，但我的观察是这样的，逻辑推理也是如此。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国家，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常常与寻租活动混在一起，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是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让我们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在上世纪80年代，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计划部门控制的，比如说一吨钢材用计划的办法分配给某一个国营企业，创造的价值是600元；如果同样一吨钢材投入乡镇企业使用，创造的价值是2000元。这样，一吨钢材由国营企业转给乡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财富可以净增加1400元。但由于当时乡镇企业没有计划指标，没有办法通过正规途径买到钢材，他们就只能去找关系，甚至贿赂管钢材指标的官员。假定他们用2万元的贿赂费以每吨600元的价格搞到了100吨钢材，社会总财富由6万元增加到20万元，增加了14万元，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充满了寻租活动，其中增加的2万被政府官员占有了。

为什么有寻租活动？因为政府控制了资源。如果钢材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买卖双方都是私人企业，就不会有寻租行为了。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这就像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灭，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

简单地说，“租”这个概念来自对资源的“垄断”。任何租金都来自垄断；反过来，有垄断，就有租金。为什么经济学上把企业赚的钱叫做“利润”，而地主拿的钱叫“地租”？因为土地是垄断的，就是价格变化不影响土地的供给，需求决定价格。如果需求增加了，地租高了，有些人就愿意开发新的、次等的土地，这个时候相对好的土地就有了级差地租。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天然垄断，解决寻租的办法，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了；产权不明确，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

另一类不是天然垄断，而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比如说，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就带来了行政垄断的租金，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贿赂）打破合法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这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行政垄断；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诸如“公开招标”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寻租活动。

要使得中国经济未来能够维持一个持续的增长，非常重要的是使得我们企业家的才能更多地转向价值创造，而不是从事价值分配和寻租，而要做到这一点，我想以下几条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完善产权制度。就是说，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怎么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最优秀的人可能不愿意当企业家。现在法律已经有一些修订，企业家也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了，但是远远不够。

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减少审批。这方面，过去几年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最核心的一些审批并没有被取消，或者形式上取消，实际上没有，像企业的投资权就属于这一类。如果一个国家企业的投资行为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就不能叫市场经济，只有这些方方面面不合理的审批都废掉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真正廉洁透明的政府。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政府的好多规则不透明，企业家就无所适从，所以他就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寻租上。

第四，政府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行事。法治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约束执法的人，而不仅仅是约束老百姓。现在我们国家的好多法律是为老百姓制定的，而不是用来去约束政府行为的，结果是，政府部门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得到有效阻止。如果政府部门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最后一点，我刚才谈到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现在最大的不合理配置，就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资源不合理配置。如果我们能够从国有部门把资源释放出来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进一步得到发挥。

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点，人们经常讲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我看来，国有资产最大的流失发生在不改制下，发生在国有企业内部，而不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那么多的呆坏帐，那么多年的亏损，这是最大的流失。

我还要讲一点，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国民财富的浪费是比国有资产的流失更为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需要国家，不是为了最大化国有资产，不是为了最大化政府的税收，这一点政治学也好、经济学也好，都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政府，是要它最大化全体人民的福利，全民的财富。所以，资源配置到什么地方对国民财富的积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好，就应该让它配置到什么地方，最大化国有资产不是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个概念，政府的目的不是要最大化政府的收入，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而是要最大化全民的、社会的总财产。

尽管现在世界五百强里中国已有几家企业进入，但是主要是些国有垄断企业，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我们还很少。未来靠什么？主要靠民营企业。即使靠政府办企业，中国也可做出与美国、日本、欧洲差不多的大钢铁企业，造船企业，但是可以肯定地讲，靠政府我们不可能做出来像美国那么大的咨询公司、软件企业、高科技企业。咨询业，软件业，高科技制造业，这些只能靠民营企业去做。但是，这些产业对产权制度非常敏感，如果产权不安全，最优秀的企业家是不愿意去做它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夯实我们的地基，我们的企业在这些领域就不可能有竞争力，那将是民族的悲哀。

我在几个场合讲过一句话，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是一个爱国主义问题，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胆战心惊，做到一定规模就不敢做了，或者把精力都花在到国外去买一个护照，拿一个绿卡，老婆孩子送在那儿，每年要探亲几个月，那么我们在整个世界总价值中分配到的比例就会越来越薄。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民族的责任感，以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来看待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问题。

摘自《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文，全文见张维迎著《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次发表做了适当的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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