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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如何减少企业家的寻租活动?

张维迎 辛庄课堂 2021-11-08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辛庄课堂首期班将于5月26日开课

作者|张维迎  

辛庄课堂学术总导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在法治化国家,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政府官员在分配财富。但在法治不完善或者没有法治的经济中,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企业活动常常要得到政府的允许才能进行。在这样的经济中,即使企业家,也未必总是在创造财富,他们很可能与政府官员勾结起来寻租,靠权力关系赚钱。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在做什么?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以寻租的方式分配财富,将社会已有的财富据为己有?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多数企业家是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为什么中国的人均GDP可以从3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没有办法解释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在分配财富,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一部分企业家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分配价值;还有一部分企业家既有创造价值的一面,又有寻租的一面,两种活动搅和在一起。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利用某些政府关系赚了钱,然后又改邪归正,转向了创造价值;还有一部分人恰恰相反,一开始是靠创造价值赚钱,但富了以后又开始发展政府关系,利用政府关系赚钱。这是我的一个大体的判断,我不能准确地告诉大家数字,但我的观察是这样的,逻辑推理也是如此。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国家,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常常与寻租活动混在一起,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是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让我们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在上世纪80年代,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计划部门控制的,比如说一吨钢材用计划的办法分配给某一个国营企业,创造的价值是600元;如果同样一吨钢材投入乡镇企业使用,创造的价值是2000元。这样,一吨钢材由国营企业转给乡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财富可以净增加1400元。但由于当时乡镇企业没有计划指标,没有办法通过正规途径买到钢材,他们就只能去找关系,甚至贿赂管钢材指标的官员。假定他们用2万元的贿赂费以每吨600元的价格搞到了100吨钢材,社会总财富由6万元增加到20万元,增加了14万元,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充满了寻租活动,其中增加的2万被政府官员占有了。
为什么有寻租活动?因为政府控制了资源。如果钢材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买卖双方都是私人企业,就不会有寻租行为了。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这就像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灭,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
简单地说,“租”这个概念来自对资源的“垄断”。任何租金都来自垄断;反过来,有垄断,就有租金。为什么经济学上把企业赚的钱叫做“利润”,而地主拿的钱叫“地租”?因为土地是垄断的,就是价格变化不影响土地的供给,需求决定价格。如果需求增加了,地租高了,有些人就愿意开发新的、次等的土地,这个时候相对好的土地就有了级差地租。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天然垄断,解决寻租的办法,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了;产权不明确,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

另一类不是天然垄断,而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比如说,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就带来了行政垄断的租金,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贿赂)打破合法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这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行政垄断;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诸如“公开招标”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寻租活动。
要使得中国经济未来能够维持一个持续的增长,非常重要的是使得我们企业家的才能更多地转向价值创造,而不是从事价值分配和寻租,而要做到这一点,我想以下几条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完善产权制度。就是说,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怎么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最优秀的人可能不愿意当企业家。现在法律已经有一些修订,企业家也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了,但是远远不够。
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减少审批。这方面,过去几年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最核心的一些审批并没有被取消,或者形式上取消,实际上没有,像企业的投资权就属于这一类。如果一个国家企业的投资行为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就不能叫市场经济,只有这些方方面面不合理的审批都废掉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真正廉洁透明的政府。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政府的好多规则不透明,企业家就无所适从,所以他就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寻租上。

第四,政府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行事。法治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约束执法的人,而不仅仅是约束老百姓。现在我们国家的好多法律是为老百姓制定的,而不是用来去约束政府行为的,结果是,政府部门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得到有效阻止。如果政府部门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最后一点,我刚才谈到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现在最大的不合理配置,就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资源不合理配置。如果我们能够从国有部门把资源释放出来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进一步得到发挥。
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点,人们经常讲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我看来,国有资产最大的流失发生在不改制下,发生在国有企业内部,而不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那么多的呆坏帐,那么多年的亏损,这是最大的流失。
我还要讲一点,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国民财富的浪费是比国有资产的流失更为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需要国家,不是为了最大化国有资产,不是为了最大化政府的税收,这一点政治学也好、经济学也好,都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政府,是要它最大化全体人民的福利,全民的财富。所以,资源配置到什么地方对国民财富的积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好,就应该让它配置到什么地方,最大化国有资产不是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个概念,政府的目的不是要最大化政府的收入,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而是要最大化全民的、社会的总财产。

尽管现在世界五百强里中国已有几家企业进入,但是主要是些国有垄断企业,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我们还很少。未来靠什么?主要靠民营企业。即使靠政府办企业,中国也可做出与美国、日本、欧洲差不多的大钢铁企业,造船企业,但是可以肯定地讲,靠政府我们不可能做出来像美国那么大的咨询公司、软件企业、高科技企业。咨询业,软件业,高科技制造业,这些只能靠民营企业去做。但是,这些产业对产权制度非常敏感,如果产权不安全,最优秀的企业家是不愿意去做它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夯实我们的地基,我们的企业在这些领域就不可能有竞争力,那将是民族的悲哀。
我在几个场合讲过一句话,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是一个爱国主义问题,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胆战心惊,做到一定规模就不敢做了,或者把精力都花在到国外去买一个护照,拿一个绿卡,老婆孩子送在那儿,每年要探亲几个月,那么我们在整个世界总价值中分配到的比例就会越来越薄。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民族的责任感,以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来看待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问题。

摘自《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文,全文见张维迎著《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次发表做了适当的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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