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企业家不是“好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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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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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连载之五

马科斯被炒鱿鱼了，才有了家得宝

伯尼·马科斯（Bernard Marcus, 1929-）是美国著名企业家，建材连锁超市家得宝(Home Depot）的创始人。

他出生于一个俄罗斯犹太人移民家庭，上中学的时候就曾想当一名医生，但因交不起一万美元的贿赂金给招生人员，与哈佛医学院失之交臂。他进入罗格斯大学读了药物专业，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当过药店药剂师，也换过其他工作，最后做到圣地亚哥一间建筑材料连锁店的经理。

作为连锁店经理，伯尼·马科斯经常给公司老板提建议。他提出的全新经营理念与老板的想法不同，让老板烦不胜烦，最后被老板开除了。

伯尼不服气，下决心要建一间自己的建材商店，去实践他全新的经营理念。他找到了在同一间建材商店里任财务总监的阿瑟·布兰卡（Arthur Blank），鼓动阿瑟辞职和他一起去创办属于自己的全新“建材超市”。

1979年，马科斯创办了家得宝建材超市，时年50岁。公司于1981年上市，马科斯和布兰卡都成了亿万富翁。2002年，马科斯从董事长位子上退休，时年73岁，布兰卡接替了他的位置。2014年，家得宝在全球有2200多家店，雇员超过35万人。

企业家不喜欢有企业家精神的雇员

我想用这个故事证明的是：企业家通常不是“好员工”。

所谓“好员工”，就是执行命令、按程序办事的员工。他们很具有专业精神，但把服从权威当作天职，缺少企业家精神。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固执已见，不愿意服从权威，经常不守规矩。他们喜欢摆布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摆布。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破坏者，不是规则的执行者。他们是偏执狂，不是“好好先生”（Mr. Yes）。小时候，他们一般不是乖孩子，经常会惹是生非费。这样的人在企业内部通常会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创造力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此时，他们就会离开现在的雇主，创办自己的企业，成为企业家。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曾有过当雇员的经历。像卡耐基、福特、英特尔三剑客，都是如此。

《哈佛商业评论》1985年第11期发表了标题为《创业的阴暗面》的文章，作者赞许地引用了一位企业家的如下观点：“通常企业家都是难搞的员工，于是就自己创办公司。他们不接受别人的建议或命令，并渴求经营自己的公司。”作者认为，与雇佣的高管不同，企业家是怀疑权威的，他们不愿意融入现有组织或科层。“相反，他们往往会觉得这样的结构令人压抑。他们发现，在已有的体制中，很难与人合作，除非公司结构由他们创建，工作按他们的要求完成。”他们之所以成为企业家，是因为他们无法屈从权威，也不愿意遵守已有公司的规则。[i]

王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追求与众不同，从不循规蹈矩。他有强烈的征服欲和表现欲，喜欢冒险和挑战，甚至愿意冒着死亡的危险证明“我能，你不能”。所以，无论在部队当兵，工厂当个人，还是在铁路局当技术员，政府机关当科员，他都感到憋屈，活得很痛苦。但他又憋不住，一有机会，就锋芒毕露，喧宾夺主，甚至搞恶作剧，寻找自己的存在感。他让上级难堪，上级怎能不给他小鞋穿？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后，王石这样的人可以选择不当雇员。1983年，32岁的时候，王石毅然辞去广东省外经委的公职，离开广州，来到深圳，自己创业，开始了他的企业家生涯。作为企业家，王石的标志性成就是万科房地产公司。

现在不少人热衷于讨论如何激发公司内部的企业家精神。当老的公司面临创业和创新精神衰退的时候，激发内部企业家精神是有意义的。像思科、阿里巴巴、腾讯、海尔等公司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当一个公司变得越来越大时，严格的规则和科层结构是必不可少的，管理必须职业化和规范化，否则，公司就不可能有效运营。但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决定了，随着公司的变大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企业家精神的密度一定会逐步稀释。或许，这就是企业难以基业长青的主要原因。

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企业家精神总是在创业企业表现得更突出，大公司很难不被职业经理人主导。雅虎公司收购周鸿祎创办的3721公司后，曾希望周鸿祎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管理好雅虎中国。但周鸿祎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最终只能选择离开。[ii]

对经济学的挑战和政策含义

前面，我通过几个故事引出了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的几个结论：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企业家决策不是约束条件下求解；企业家决策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不能完全听命于投资人；企业家不是“好员工”。

正如我在一开始就讲到的，我相信，这些结论具有普遍性。

如果我的结论基本是正确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就面临很大的挑战。经济学是有关市场的理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理性人决策模型。理性人决策模型就是满足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目标函数，诸如“市场失灵”这样的理论就是从这样的范式推出来的。如果真实世界的企业家不是按照这样的模型做决策，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就是误导的，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政府干预政策就没有了理论基础。

比如说，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如果存在正的外部性，企业家的最优决策就不可能符合社会效率标准。特别地，企业家不可能有足够的积极性从事重大创新，因为重大创新的正外部性太大了，企业家从中得到的只占社会总收益的很小比例。但无论是由于“过分乐观”，还是因为追求超越利润之外的目标，企业家经常做一些从理性计算来看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如菲尔德铺设海底电缆）。这意味着所谓的“外部性”并不一定削弱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由于过分乐观，许多企业家会失败，甚至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过失败的经历，但少数成功的企业家给社会带来的财富是巨大的，远远超出他们自己得到的回报。因此，外部性并不构成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

再比如，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排斥竞争者进入，不仅不思进取，而且用高价格剥夺消费者剩余。但如果企业家决策不是基于计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竞争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来自意想不到的对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靠现有的产品和技术维持垄断地位，除非他们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为消费者生产出更好的产品。雄心勃勃的新企业家总是试图用新的理念打垮在位的优势企业，取而代之；而成熟的企业由于企业家精神的衰退，官僚主义盛行，面对新的挑战者，总是应接不暇，顾此失彼。结果，整个经济犹如旅馆，里边住满了客人，但那些客人总是变动不息，许多新客人名不见经传，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得不走人。[iii]因此，经济学家所谓的“垄断”，也不能构成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真正打垮“垄断者”的是新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反垄断部门。

产业政策也是一个例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决策者对未来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方向能达成共识为提前。如果企业家的判断是独特的，创新是非共识的，产业政策不仅不会奏效，而且会严重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此，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没有产业政策，如此，才能形成众多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层出不穷的局面。我们无须担心没有产业政策的扶持就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企业家的本性就是尝试新的东西。产业政策导致的“羊群效应”总是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别提寻租行为带来的消极后果。

我们的结论对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也有重要含义。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不仅忽视了企业家非利润目标的积极意义（非利润目标等同于“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入在经济学中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而且无视企业家与投资人在认知上的冲突。比如说，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论假定小股东总是对的，错的一定是控股股东。结果，“完善公司治理”等同于约束企业家，一整套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策把公司变成了一个准官僚机构，严重地抑制了企业家精神。那些公司治理最“规范”的企业，在创新方面往往乏善可陈。我相信，如果华为是一个上市公司，很难有今天的辉煌！

只有理解了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才能真正明白市场如何运行，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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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Manfred F. R. Ketsde Vries. “The Dark Side of Entrepreneurship.”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 1985). 这里的文字转引自雷纳·齐特尔曼：《富豪的心理》，第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田亮译。

[ii]见周鸿祎著《颠覆者：周鸿祎自传》，第十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iii]这里，我借用了熊彼特的比喻。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79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何畏、易家详等译。

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全文两万余字，连载于复旦大学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联合主办的《管理视野》2020年第2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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