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1984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期间，我曾在西安和北京等地以“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为题做过多场演讲，其中有一场是在北京大学一教做的，反响强烈。我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一场观念革命，没有观念的转变，改革不可能成功。我提出十大观念转变，包括财富观、时间观、平等观、劳动观、消费观、金钱观、英雄观、经济道德观、乡土观和人才观。根据演讲整理的文字稿曾发表于《管理世界》1985年第1期（创刊号），相似的版本曾在新华社《瞭望》周刊连载5期。我没有预料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当时讲的十大观念变革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尽管有些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曾经转变过来的观念又有转变回去的趋势。有感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重读这篇演讲稿，觉得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适用性和针对性，故摘录几小节在此发表，以飨读者。之所以旧文重发，而不是写一篇新的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的语境和其中的例子把读者带回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助于我们好好想一下，这四十年我们究竟有些什么进步。此次发表时，除了用“市场经济”替代原文中的“商品经济”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术语，未作其他改动。（原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省略。）改革对大部分人是有好处的，可是为什么阻力却很大呢？显然不能简单地从既得利益上去理解，好多是观念的问题。所以有人讲，我们这次改革，不是科学技术的独奏，也不是科学技术与经济体制的合奏，而是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意识的一部交响乐。每一个演奏者都必须跟上节拍，如果我们改革观念的节奏跟不上来，那么这部交响乐就演不好，就会显得非常不和谐，就会将一首音乐变成噪音。在外国也是这样，每一次变革，都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如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我国的这次改革，是改革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是整个观念体系的转变，即把自然经济的价值观念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如果不改变这些观念，那我们改革的成功也是很难的。
经济变革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整个观念体系都要转变。现在，我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以下十个观念，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农村变革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人。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挣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有的人说：有一个发财的，就有一个倒霉的。所以，有人富啦，肯定就有人穷了。要不，他怎么能富呢？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财富观念问题。打一个比方，这里有一杯水，如果这一杯水我喝了，大家还能不能喝？显然不能喝。这叫什么？这叫自然经济的财富观。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下，财富就像杯里的水，如你喝多了，我就喝少了；你富啦，我就穷啦。所以，在自然经济下，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财富的瓜分。市场经济社会的财富观是什么呢？在市场经济下，财富不是杯子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是泉水，不是汲之有限的而是汲之无限的。掘井的人，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财富的瓜分，而是财富的创造。这样讲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客观的历史一再向我们顽强地表示了这么一个事实。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下，财富的母体是土地和体力。我们学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有句话叫：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由于土地本身是有限的，人的体力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有限的，这样就形成一种观念——财富也是有限的。纵观历史，历代的战争，大多数是瓜分土地的战争；历代的变革，是分配的变革，如同轻徭薄赋之类的。市场经济下不是这样。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母体由生产要素本身，转向了要素的组合方式，这就是分工、协作、交换。如果说要素本身是有限的，那么要素的组合方式可以说是无限的。就像化学元素是有限的，但这些有限的元素，可以组合成五颜六色的诸事物，组成万紫千红的世界。这一点，在农村的变革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农村，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技术可以说还不如原来的(因为我们包产到户的时候，好多地方把拖拉机都瓜分了，你拿个齿轮，我拿个摇把等)。但是农村还是起飞了。什么原因？我认为除了有积极性这个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如果我们把东西方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注意的是如何分配蛋糕的问题，外国人注意的是蛋糕如何做大的问题。蛋糕蒸大了，大家就可分多吃一些，存在再分配问题上的为难情绪也就少一些。因此，这个观念，也可以说是十大观念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不转变，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种理论，认为改革就是财富的再分配。这么一来就把人唬住了，那就肯定有人得吃亏，蛋糕就那么大，给他多切一点，我就少了。我说，改革是利益的再创造。我们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把原来的财富瓜分了，并不是因为有些人穷了，他才富了，而是因为农村出现了能人以后，给整个农村带来了活力，创造出了财富。所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创造财富，而不是瓜分财富。我再举个例子，像我们价格改革当中，过去也有一种理论，认为价格改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利润的再分配；价格合理不合理，对整个宏观、国家来说无所谓。就是说，价格不合理，这个口袋装得少，但我倒到那个口袋里，总量是一样的。实际上不是那样。你把这小口袋的东西转到那个口袋里，两个口袋都少了。所以，我们现在改革价格，不仅是利润的重新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价格改革本身要创造出财富来。还有一个口号叫做“损人利己”。损人利己当然是不对的，但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个口号给人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利己就等于损人。这在自然经济下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时生产是一个定量，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分配上，你多了，就是我少了，对你有利，就是对我有害；利己必损人。所以，人们从长期经验中得出：要好一家，先倒四邻。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这个口号可以改成利己亦利人。我们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一般是既利己、又利人的人。最好的体制，即是把利己同利人统一起来的体制，而不是简单的利己不利人。如果在一个体制下，利己总是害人、损人，那么，说明这个体制肯定有问题。过去那种体制下，利己就是损人。所以，这个体制就要改，改为利己又能利人的体制。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平等？是分配上的平等。因为我们的财富是有限的，所以，人们的注意力是分配问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是自然经济的平等观。那么，市场经济的平等观是什么？不是分配上的平等，而是机会均等。自然经济传统的平等观是以机会不均等为前提的。因为农民从来没有可能和皇帝有什么平等，和地主老爷有什么平等。而这一切又似乎是那么的合乎常规。事实上，这样的平等观只有在同一个阶层的人身上能得到体现。也就是说，这样的平等观是以等级观念为前提的、机会不均等为前提的。现在我们要从重分配平等转向机会均等，由过去结果线的平等，转向起跑线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跑，至于最后谁胜谁负，由竞争来决定。优胜劣败。破除平均主义，还必须树立起机会均等观念。应当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社会中机会不均等的事情还是很多的。电影《人生》中反映的就是一例。高加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进了城，有了用武之地，但还是走后门，被清除回去了。影片中，高加林有一句话：“我哪点比城里人差？！他们能干我就不能干？！”我说，你只有一点比城里人差，那就是你不是城里人。尽管你有横溢的才华，潇洒的外表，城市姑娘见了也为之倾倒，但终因你是一个农村人，对不起，你还是回你的农村去吧。没办法呵！机会不均等。太阳暂时还不能照在你头上。何止一个高加林啊！我们的农村人和城里人，因为一个户口制度，在二者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攀越的墙。农村有多少青年人，就因为受这垛墙之隔而被拒之为寻找发挥配才能的天地的大门之外。所以，我特别欣赏路遥说过的一句话：“社会应当让阳光照到生活的每一脚落，使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城里人的机会就均等呢？也不是。同样在一个城市，在不同的机关，就不均等。在不同的城市，更不均等。举个例子，西安某校中文系有个青年教师，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考上了，但不能录取。什么理由？因为他妻子不在北京。一个人事业上的命运因妻子的户口问题而受影响，这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的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如上海高等学院招研究生，有些招生简章上就规定，必须户口在本地的人才能报考。这是个什么问题？难道上海人就都比外地人聪明？我看不是的。这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种规定无疑要埋没人才。
当然，我们说机会均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均等。像教授的儿子与农民的儿子天生的环境就不一样，能平等吗？不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谁也无法改变这种事实。但是，我们有一些人为的规定，应该改变；人为的歧视，应该抛弃。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享有同样的选择机会，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利于出人才，出类拔萃的人就能显现出来，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对于改革来说，机会均等更重要，我们不是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但是，如果机会不均等，先富起来的人未必是应该先富的人。如果你占有一种特权，而这种特权在别人是没有的，你可以经商，别人不能；你可以办工厂，别人不能，你富啦，不一定是你有才能。现在，中央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干部经商，必须禁止。当然，干部经商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他自己退休后，利用原来的老关系经商；或者是由他的儿子出面经商；或者是权力入股，你办个公司，我给你当顾问，给你搞一些特殊的条件，到时候你给我一笔钱便可。所以，我强调这个机会均等，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要改革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我们的竞争就不能开展。农村变革以后，先富起来了一部分人，同时也出现了个问题：你共产党不是提倡勤劳致富吗？那些所谓的“能人”，游游逛逛，走东转西的，靠一张嘴就可以挣到一笔钱，你能说这是勤劳致富吗？我认为这里有个劳动观念的转变问题。我们过去讲的劳动，是消耗体力的劳动。前面讲了，在自然经济下，财富的母体是土地和体力。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消耗体力才是劳动，脑力劳动算什么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更无所谓什么劳动者，是毫无疑义的寄生虫。但在市场经济下，劳动的重点由体力逐渐转向了脑力，由拼力气转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因此，如果说自然经济时代是一个体力竞争的时代，那么，市场经济时代就是一个智力竞争的时代。能人致富在那些视脑力劳动不是劳动的人来看，是不劳而获，真正老实巴脚的人，地里干活的人没有富，似乎是个大遗憾。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一个社会只培养体力劳动者，那这个社会就难办了。问题很明白，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而愚昧的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是很困难的。所以，尽管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没有消耗多少体力，但他终是劳动者，一个用自己的智慧，服务于自己，服务于社会的脑力劳动者（这里当然不包括那些以权谋私或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过去，我们一味强调苦干，而不注重巧干。我们的字典里，有这么一个成语叫做投机取巧，是属于贬义范畴的。我认为对这个成语有平反的必要。因为投机涉及到我刚才讲的时间观念问题。市场经济突出的特点就是投机，没有投机心理就抓不住信息，就可能白浪费了时间，就产生不了效率。而取巧，涉及到一个劳动观的问题。过去，我们的老人往往是这样教育小孩的：要求踏踏实实。他所谓的踏踏实实就是不要耍奸。不要耍奸，里边就包含有不要取巧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外国人启发教育小孩的方式就比我们显得高明。举个例子，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描述了这么一件事情说：“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道路。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子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推动了蒸汽机的一次大改进。”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到，斯密认为各种经济现象是在各个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驱使下，自然发生的。在这里，他轻视了科学在发明中的作用。但是，他却说明了机械的发明和应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所做的工作，这无疑是对那个贪玩的儿童巧干的肯定和赞赏。但是，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样想问题。当事者只要求你踏踏实实干活就行了，不注意巧干。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愚公移山”精神过分地宣传。大家想一想，老愚公之所以要搬山，是因为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人出入的去路。但是，他如果把搬山改成搬家岂不更好？既省力气，又不浪费时间，子子孙孙亦不再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没完没了地干下去。所以，对我们目下来说，我们极需要的是智公，而不是“雄心壮志冲云天”的愚公。可能有人要这么说，你这是牵强附会，跟宣传愚公精神不一致。我说，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所有的寓言故事，都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做出新的解释。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这种要求是指历史现象发展主流而言的）。我们中国穷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苦干的精神，而是我们没有巧干的意识。文化革命中，我们移山填沟造平原，大干一冬春，造田两亩，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少？社员们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不说，所造之田，好几年并不能长出庄稼来。这便是学习愚公精神的好处!愚公几千年前搬山，我们几千年后也跟着搬山。这倒真有点血统论者所言说的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孙好汉、曾孙子亦是好汉的味道。
我们说的巧干，也是一种勤劳，一种劳心费神的勤劳。这里又要涉及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过去，知识分子的劳动是不算作劳动的。我们有一句套话是：知识分子是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会打仗。似乎我们国家只需要做工、种地、打仗的人，其他行当的人就不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偏见，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看待。当然，停留在自然经济社会，这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再持这种观点便是大错而特错了。我们过去那种体制，对知识分子没有需求，自然经济，大锅饭，有没有知识分子绝不是什么事关紧要的事情。因此，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得到重用。过去我们搞政治革命，走的是革命救国的道路，需要的是一大批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搞“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以为这样就能富国，结果是越搞越穷。历史已经证明：革命只能救国而不能富国。现在，党中央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实业富国的正确道路。如果说，我们过去革命救国需要的是革命家、军事家，那么，现在实业富国需要的则是一大批科学家、企业家和商人，他们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过去流行一种观念，叫做“学而优则仕”，我们好多人现在还持这种看法。当然，社会还需要政治家，还需要有人去当官。但如果仅停留在这种观念上就很不够了。我们现在搞经济建设，就应当树立一种“学而优则商”的新观念，鼓励有才华、有能力的青年去当企业家。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这里，我想谈一谈正业与副业的关系问题。什么叫正业？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每个人从事社会需要的某项工作，这就是正业。现在有一些大学生、研究生、教授开办企业，有人就批评他们“弃学经商”、“不务正业”，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拿农业来说，我们过去受“以农为本”的小农观念的束缚，认为农民跑运输、搞建筑都是 “不务正业”。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进行，这个观念就被突破了。现在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工业、商业等反而成了农民的主要职业。可见，要搞市场经济，传统的正业与副业的观念必须来一个彻底的转变。 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总是用道德来衡量经济。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所以道德要让位于经济。现在有好多人把道德与经济对立起来，还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经济，如讲等价交换，他说要互相帮助。其实等价交换就是最大的互相帮助，他们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问题。举一例子，也许有普遍的意义：电视曾报道有一个青年免费为群众修理锅盆，很多人在排队等着让他修理。我们宣传这种高尚的思想，无可非议。但这种思想行为仅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尚的，对于社会来说也许不是。为什么这么讲，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经济学上认为，任何产品都有一个合理的使用周期。一个东西坏了该不该修，所收费用就是该不该修的一个标准。如果修理费高于购买费，就不该去修。这就是合理更新。而现在免费修理，有些不该修的也拿来修，就破坏了社会产品的合理更新，也会影响生产。第二，一个人修，其它人在排队等，只是因为不收费，却造成时间的浪费。第三，修理者个人的行为是高尚的，而有些人却是在捡便宜。我们号召为人民做好事，这是道德，要与经济观念、经济活动区分开来。农民有句话：“算帐不留情，开帐人对人”，表现了道德问题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学习雷锋做好事，你修理也可以收费，收费交给有关部门，办福利事业、公共事业，岂不还是高尚的吗？有些万元户捐出资金办学板，我们应该鼓励这种行为。商品社会下最大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干好自己的事，而学习雷锋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他干一行爱一行。同时我们也必须克服形式主义的东西。如我们搞植树造林，为了强调我们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可以车接车送，往返几个小时，干了个把钟头，栽了几棵树，浪费时间，浪费钱财，收效不大。如果我们把这些费用交给专业园林工，肯定会比我们干得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种道德去代替经济活动。经济有它本身的规律，不是道德可以随便代替的。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我们好些同志，也包括我自己，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就是说，在这场变革当中，要经历一种感情上的折磨。看到别人富了，难免叫人眼红。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这样，就会感到轻松一些；否则，毫无准备，就会感到痛苦重一些，无法忍受。有些人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整天松松散散，毫无节奏混日子。他这样想：与其远离家乡干事业，不如全家团圆拜祖先；与其吃饱喝足听音乐，不如饿着肚皮唱山歌；与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如你给我送礼我给你请客。变革发生之后，这些人的观念跟不上了，痛苦就由此而来。正因为面临这样的痛苦，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怀念过去，崇尚过去，认为我们搞大规模改革还不如过那种大家都穷的日子，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多美呀!你看过去的社会，人的道德多高尚，现在呢？人人都在讲金钱。这还了得！有些小说家已经开始这样描写个体户了——人富了，良心却坏了，等等。另一种人，可能给大家设计一个新的乌托邦，就像旧乌托邦一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变革当中，应当看清社会的潮流。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面临的痛苦和资本主义的痛苦不一样。我们发展到这一步，可以尽量减少痛苦。而最大的减少，就是我们事先做好思想准备；否则，就会感到无法忍受。
全文见《管理世界》1985年第1期，收入张维迎《市场、价格与企业家》（80年代文集），北京大学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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