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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乡与妻子合影（1964年）
本文作者王国乡，对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1935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195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读大三时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被开除学籍，1974年又因“宣传利润挂帅”被捕入狱，先后在劳改农场和监狱里待了22年，硬是在推广华罗庚“优选法”的过程中，悟出了资源最优配置的“等边际标准”，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他还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究美学和伦理学，其论文得到朱光潜、宗白华和李泽厚三位大家的肯定。进入21世纪后，他用“等边际标准”建立了“自利不损人”的经济道德理论，试图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道德困惑”。本文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苦难人生，特别是自己的思想形成的过程，读来令人感叹，唏嘘不已。本公号分三期连载全文，这是连载之二。
王国乡：苦难人生中的学术研究（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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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束劳教那天起，我便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但不是公开研究人口问题。因为“人多生产多，人多是好事”的观点仍在大行其道，人口问题研究仍属禁区；也不是公开研究“大跃进”问题，因为“三面红旗”还在高高举起，怀疑或否定“大跃进”仍然具有政治风险。所幸的是，我最感兴趣的美学问题讨论还在进行。而通过四年的潜心思考，我的美学与伦理学思想，已经比较成熟。我确信自己在美学方面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从蒙昧中走出来有重要意义；我也许能够借此找到一个学术研究工作岗位的机会。
我托人从北京买来《美学问题讨论》论文集，开始整理我在北大读书时所写作的四篇美学论文。我之所以如此重视美学研究，是因为在这些论文中表达了我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我认为，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以列宁为代表的前苏联哲学体系，基本上是一套机械唯物论体系，其伦理学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这是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与人性论完全对立的。我研究美学的主要目的是想借这个唯一可以讨论问题的窗口阐述我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由于农场劳动时间过长，也没有誊写条件。我只好借结婚的机会回河南老家抄写论文。在妻子的协助下，我们用复写方法，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共同抄写了一式三份四篇论文（约10万言），并附上内容提要，直接从河南（避免写上清河劳改农场的邮址）分别寄给北京的三位著名美学专家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先生，请他们对我的论文给予指正。同时表示我将在半月后（实际是返回劳改农场的路上）来京拜访。![]()
王国乡与妻子合影（1964年）
令我激动不已的是，三位学者都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朱、宗两位老先生处，我隐瞒了自己的劳教右派身份，只说是在河南任教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化名王戈湘，我在北大是著名的“极右分子”）。我寄给朱光潜先生的文章是《论美是依鉴尝人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评论》。朱先生对我的文章中关于他的美学思想的评论很感兴趣。我们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的气氛中，就康德的不可知论、机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美感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直到朱先生的家人要他用午餐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三个多小时。临走时他说，“你很能想，有独立思考能力，希望以后多联系，作更深入的讨论”。朱先生的银发、睿智的眼神、谦和的学者风度，以及他书房内挂的唯一的一副大尺寸的毛泽东像，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送给宗先生的两篇论文是《论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客观需求活动》和《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宗先生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我的文稿，在文稿中夹了许多他事前写好的评论字条。他对我的美学思想大加赞扬，认为我“从审美需求的角度解释个体审美感觉的差异性，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有发表的价值”。他要我将每篇文章压缩到3 000字，并附上简历和单位介绍信，一起寄给他，他将尽力帮助我发表文章。宗先生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对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北大学子给予如此的关爱，令我万分感动。后来我常常为对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深感惭愧，但在那个时代也是我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是北大反右时期的著名“右派分子”，如果我报出真实姓名，将会给老先生带来不便。我寄给李泽厚先生的文章是《谈美与效用的关系问题——试论美学研究中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立》。在李先生处，我如实说出我的劳教右派身份。他对我深表同情。他和他的美丽新婚妻子倾家中之所有为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蛋有肉，他们自己不吃，专门让我享用，并说：“你在农场难以吃到这些东西，多吃点吧。”饭后李先生对我说：“你的文章有发表价值，但你的身份不合适。你要尽快离开劳教农场，哪怕是当一名农村代课教师，我也会设法为你发表文章。”三位学者对我的研究结果的肯定和鼓励，使我感到欣慰，增强了自信，并坚定了我离开劳教农场的决心。1964能，我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家乡，并为做一名农村小学代课教师做了不懈的努力，而终难如愿（虽然我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也已经摘去右派帽子）。我本人作为摘帽右派（摘了帽子仍是右派）、劳教释放分子，没有国家职工身份，开不到“单位介绍信”，便没有发表文章的资格，也不可能以学术研究谋生。这使我失去再与三位美学家联系的勇气。之后，姚文元发出停止美学讨论的禁令，加上“文革”的狂潮，彻底粉碎了我希望成为美学研究者的幻想。在“文革”开始时，为了防止被烧毁，我将美学文稿封存在房檐下的土墙内，也算是“束之高阁”了。美学研究成果对于我运用价值判断理论，研究道德价值判断及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以及研究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见本书第二至四章）借华罗庚推广“优选法”的东风，
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选择问题
在家乡，我和妻子作为无工作岗位的城镇居民，只能靠在街道上干服务业、打零工为生。儿子出生后，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我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在打工糊口上，搞学术研究的心思也早已抛诸脑后。“文革”开始后，我被开除出街道“修理门市部”，遭到抄家、烧书、批斗、游街等种种折磨，并强制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就是造反派的“打人游戏”班。他们不仅亲自动手打人，还要“五类分子”互相打，最初是互打嘴巴，后来发展到互打木棍。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年商人被打倒在地，奄奄一息，当晚抬回家就毙命。我因被委派为记录员，而避免了打人与被打。当时已有传闻，外地农村已经有将“五类分子”全家斩尽杀绝的。父母对我的安全很是担心，要我设法出去躲一躲。当时我因没有活干，全家已经没有饭吃。我便以没饭吃为由，请假打工。造反派既无法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只好让我到城关建筑队打小工。此时正好建筑队在湖北有工程，我便带着妻儿去湖北打工。以此渡过“文革”初期最动乱的两年。1969年，我一家三口被强制取消城镇户口，下放农村劳动。直到1972年，我们才随着下放居民的“返城高潮”，回到原来住处，当上了“黑户”居民。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没有户口，没有粮食供应（只能买高价粮为生），也不安排工作岗位。这倒使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选择职业的自由。我先后做过拉板车、修板车、泥瓦工、装修、绘画、商店橱窗布置、机械设计、修乐器、修篮球等工种，最后，我选择为中小学修风琴、篮球为主要职业。这种职业使我有机会游走于城镇与农村学校，了解到“大跃进”以来的农村生活情况，看到报纸和新出版的书籍，知道了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并且由于生活较有宽裕，也使我有一些空暇时间来思考社会经济问题。![]()
我原来是从研究人口问题的角度，理解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重要性。通过“大跃进”期间的“放卫星”、“蛮干风”的思考，我进一步发现，这一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大跃进”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为生产力结构规律），在一定技术水平下，耕地的生产力是有限的，追加投资的报酬是递减的，超出饱和限度的投资，其报酬为0，甚至为负值。领导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的“大跃进”口号，正是迷信苏俄教条，忽视或否定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表现。可以这样说，“大跃进”的实践证明，否认一条经济规律，导致数千万人生灵涂炭！通过对家乡情况的实际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正确的。在“大跃进”时期，几乎每个村（大队）、乡、镇、县、地区、省、市，都有自己的“大办钢铁，大办粮食”、“放卫星”的重点工程，他们把大量人力物力都投入到重点工程（水库、堤坝、试验田，炼钢基地）中，造成巨大浪费，使生产队的土地因缺少人力物力而大幅度减产。这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饿死人的最根本的原因（虚报产量、超额征购只是现象）。对家乡实际调查表明，“共产风”也是通过破坏土地生产力结构规律发生作用的。首先，“共产风”破坏了土地与农民的产权关系，公有产权为农村干部瞎指挥提供了可能。如果产权是明晰的，各级干部便不可能任意搞重点工程、“放卫星”；“大跃进”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将大大降低。其二，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要求农民吃“大锅饭”，严禁自家做饭，也严禁个人家中私藏粮食，所以，1959年虽然风调雨顺，庄稼长势良好，但在收成时，出现严重浪费现象：麦穗、谷穗掉在地上没人捡，红薯拦在地里无人收。不合理的产权关系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构，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形成60年代的大饥荒，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大饥荒之后，由于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对纠正“大跃进”错误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人们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自1966年“文革”发生后，形势急转之下。“大跃进”、“三面红旗”又重新祭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像当年“放卫星”一样，成为另一种鼓励蛮干风的口号。事实上，“文革”以来，各部门、各地区、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都在进行典型实验，培养“学大庆”、“学大寨”的典型。这同“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一样，也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实验点”之中，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这是“文革”以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的重要原因。与实践中鼓励追求最高产量的政策相呼应，在理论上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的文章也频频出现。当时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张春桥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就是经济目标不同：资本主义为追求利润而生产，导致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矛盾；社会主义为增产使用价值产品、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能够消除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在经济理论上完全堵死了阐述科学的经济规律的可能性。70年代初，全国报刊掀起推广华罗庚优选法的高潮。这是理性的人们为了克服重新刮起的蛮干风而做出的努力。人们希望用华罗庚的科学规划方法代替盲目追求产量的反科学的生产行为。有一天，我从报上看到，华罗庚推广优选法小分队来河南开展工作。其中一篇文章谈到农业中运用优选法选择最优施肥量问题，其最主要的论点是认为，最优施肥量应当由最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决定；超出最高产量增加的化肥，不仅不利于提高产量，还可能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等等。这一分析对于克服因追求最高产量，而超出饱和限度追加人力物力，造成的浪费现象，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以最高亩产量选择最优施肥量的方法，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因为，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当总产量达极大值时，新增（边际）产量必趋于0。这意味着，以最大产量为目标选择生产要素——如化肥——投入量，将使最后投入土地的一斤化肥的边际产量（当时称新增产量）等于0，这显然是一种浪费。事实上，在化肥边际产值递减至小于化肥价格（成本）之后，继续投入土地的化肥，都是得不偿失的投资，从经济核算看，已经是过多的投入或浪费。因此，我认为，以最高亩产量为目标选择的投入量不是最优投入量。只有以最大净产值（利润+工资）为目标选择的化肥投入量才是最优投入量。我心中十分清楚，这种经济分析方法的实质，就是提倡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核算。如果在经济理论上直接提倡利润目标，就等于与中央“反对利润挂帅”的经济政策唱反调。这是当时的极左路线所不能容许的。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不是从批评华罗庚优选法的角度，而是以推广华罗庚优选法的角度，来讨论经济目标选择问题，那就能在科学规划的概念上提出经济目标选择问题。此外，利润目标也可以改称为节约目标，即节约社会劳动时间目标。按照当时国内通行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化肥的价格与粮食价格都体现其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就应当在生产中节约劳动时间。从而，提倡以节约额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核算，就是符合社会集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其实，我在当时已经用“需求价值论”和“稀缺价格理论”代替了劳动价值论。）据此，我认为，从推广华罗庚优选法的角度，提出一种以全面节约社会劳动时间——增加社会集体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核算方法，在经济上是利国利民的，在政治上，也是稳妥的、安全的。于是，我便利用打工的休息时间，开始写作论文。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终于写成了这篇文稿，题目是《价值效益规律的初步研究——论全面节约社会劳动时间的经济核算方法》。全文约8万言。中心思想是比较实物效益目标核算与价值效益目标核算的优劣，证明以价值效益（净产值）为目标的经济核算对于节约社会劳动时间，提高社会总产量的重要意义。文章写成后，抄写成了难题。这时，我弟弟的一个学生名叫涂旭阳的青年人，在县委担任打字员，他很赞同我的观点，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打印。经过一个多月的夜间加班劳作，我们终于装订出80册。我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欣慰。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打印文稿，给我带来一场更大的灾难。
我确信自己的研究结果，对于实现经济核算由实物产量目标向价值目标的转变，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974年4月初，为了获得华罗庚优选法办公室的认同与支持，我带着30本文稿去北京前门饭店找到这个单位，希望能同这里的专家深入讨论问题，不料我却受到意外的冷遇。在我陈述了自己的经济目标选优方法之后，接待人回答说：“我们只懂数学，不懂经济，不能做出评论，你可以去经济研究单位讨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他不懂我说的问题，还要请他们认真读一读我的文章。他的回答是“我们很忙，没有时间读你的文章。”我感到失望，只好悻悻离去。在之后的十多天内，我先后走访了《人民日报》、《经济研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计委、北大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等许多单位，大多是行政干部接见，很难见到专家，即使费尽心机见到专家，也难进行深入讨论。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留下来看看再说”、“这是政策问题，我们不能评说”、“专家去五七干校了，我们没有时间看”。只在数学所运筹室有一位专家叫李秉泉的很诚恳地告诉我说：“你研究的问题涉及很复杂的经济学与高等数学问题，目前国内很少有人能理解，还是等等再说吧。”我已经疲惫不堪（晚上在永定门火车站过夜），感到绝望与愤懑。于是买来一张床单，将部分文稿贴在上面，趁早上上班时间，将文稿挂在建国门内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大院内，目的是通过公开演讲，引起领导注意，创造与专家见面讨论的机会。不一会就引来许多人观看，我刚刚开口演说，就过来几名军人，要我将床单取下，并带我去了一间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两名学者模样的人在等我。他们先看了我的农村社员介绍信，然后严正地告诉我，“现在是‘抓革命，促生产’时期，严禁贴大小字报，你有问题可以面谈”。我于是开始讲解文章的内容与重要意义。当我讲到：“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我们应当实行以净产值为目标的经济核算……”时，其中一位学者开口说：“你不要讲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所说的净产值目标就是利润目标。这种主张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你所说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列宁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我相信，我们哲学社会科学部2000人，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你的观点。你要马上停止宣传这种错误观点，否则，你会犯错误的。”然后，他们登记了我的姓名、家庭住址，要我赶快回家劳动。在返程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本来是为了证明苏俄教条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研究经济核算方法的，而这位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却用苏俄教条否定了我的研究结果，并且使我处于有口难辩的境地。这是什么逻辑？这不是“知识就是力量”的逻辑，而是“强权即真理”、“长官意志即真理”的逻辑。我一直认为，否定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一个苏俄教条，只要能够证明它的谬误性，就能够消除这种教条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但是现在看来，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在这个经济教条背后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形态管制教条，那就是，“长官意志、国家政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据”的教条。在这一苏俄教条的约束下，中国知识分子就都成了解释国家政策，证明国家政策合理性的专业学者。他们无需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只需领会领导意图，就可以成为社会科学家。我为了追求独立思考的自由而放弃新闻专业，转入社会科学领域，而如今却发现，社会科学领域，更是一个受苏俄教条禁锢的重灾区。我想，在我访问的学者中，总会有人能理解我所说的经济核算目标的简单道理，但他们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决不会支持一个违反苏俄教条的思想者。只有我才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傻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像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单身与风车搏斗，既滑稽，又悲哀。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全体知识分子都成了“识时务的俊杰”、“明哲保身”的“哲人”，也就是都成了苏俄教条的卫道士，那么，这种极端荒谬、落后的苏俄教条，还要危害中国多少年？难道再持续2 000年？想到这里，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感到悲观，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考精神而感到悲哀。1974年4月22日，我无奈地回到家中。得知唐河已有传闻，说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贴大字报被捕”。街道上也有关于“县委已决定逮捕”我的传闻。妻子告诉我，在我离家期间，还有人撬门搜查，衣物全部翻过，但没有财物损失，只拿走了几本文稿。我料定这是公安局的搜查。妻子十分担心，我却不以为然。我不相信写一篇文章，向国家提出一种经济核算方法，会以何种罪名捕人。即使逮捕，说明情况，几个月也会放人，这倒是我向政府宣传我的学术思想的好机会。不料，第二天中午我便被逮捕入狱。当时，我妻子追问，你们凭什么逮捕他？答曰：“他提倡利润挂帅，反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可谓一语中的。这种判词，与中科院学者的的判词何其相似！他们之间是否已经就我的问题达成一致认识？或者纯属职业的敏感？我为苏俄教条在中国公务人员中的全面普及和广泛认同，并以其锐敏的嗅觉和坚定的信念来捍卫的盲从行为，而深感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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