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我在纽约生活了两个月。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年轻男士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欢呼雀跃——这一场景有点儿震撼了我，因为它与我对美国的认知有些相悖。这个年轻男士当时在谈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他是伯尼·桑德斯的粉丝，一位自称的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与苏联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系没什么关系。桑德斯希望在美国建立起“他认为”存在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特别是丹麦和瑞典，的社会主义天堂。瑞典几十年前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即使曾经是过的话。然而，正如人们经常发现很难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固有形象，国家也是一样。总的来说，我们很不愿意改变长期以来建立的对其他国家的信念。事实提示：当代瑞典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018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瑞典是世界上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之一。总体来说，排在第15位，领先于韩国（第 27 位）和德国（第 25 位），落后于丹麦——另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排在第 12 位。最引人注目的是瑞典在过去二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从1995 年至 2018 年，其总分提高了 14.9 分（从 61.4 分提高到 76.3 分）。同期，经历经济转型的中国，其得分仅增加了5.8分，而格哈德·施罗德大臣的亲市场改革使德国的得分仅增加了微不足道的4 分，法国 (-0.5) 和美国 (-1) 的变化很小。从 1995 年的落后15分到现在，瑞典了拥有与美国相同的经济自由度。然而，瑞典在其他方面的得分展现了略有不同的景象。在2014至2016 年间，公共支出仍然很高，占 GDP 高达 51.1%，导致瑞典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0位。虽然所得税已从 1970 年代和1980 年代的峰值大幅下降，占国内总收入的42.7%（第 179 位），仍然高于几乎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然而，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继承、世袭、财富和资本利得税都被废除了。另一方面，瑞典劳动力市场仍然受到严格监管（第 126 位）。换句话说，尽管资本主义元素占上风，瑞典并不完全不受社会主义影响。然而，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主义“根据地”形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7、8十年代。经济学家尼玛·萨南达吉对他们自1870 年以来的经济轨迹进行了此番描述：“当他们拥有小政府和自由市场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惊人。当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时，企业家精神、繁荣和新工作全部走上末路。是重新转向自由市场才带回了经济增长。瑞典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在1870年至1936年的社会主义时代之前就已经奠定。在瑞典拥有自由市场和低税收的时代，其经济增长明显超过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且年增长率是英国的两倍。社会民主党在 1936 年上台之后，进入了一段社会主义化改革。他们引入福利国家政策，并将其持续到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在1936 年至 1970 年间，瑞典的年增长率落后于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仅略高于德国。在1970 年至 1991 年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扩张时期，瑞典远远落后于许多欧洲竞争对手。瑞典经济增长低于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在内的一些国家。根据OECD, 社会主义时代的瑞典人均GDP从1970年第四到1995年下降到了第16。在 1991 年至 2014 年的市场改革时代，瑞典在经济增长上，再次领先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到2016年，瑞典在OECD人均 GDP 排名中占据第12位——这很了不起了，鉴于自1995年（瑞典处于史上最差的第16名）来其他国家取得的重大进展。当然，经济增长的起落有着复杂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特定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倾向程度。对于任何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全球经济趋势都是影响其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当然，还包括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缺陷。但值得注意的是，瑞典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时期恰逢其实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时期。
然而，瑞典的例子也说明，经济体制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因素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正如韩国。就韩国而言，工作精神、教育抱负、高度的积极性和勤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因素是否也对瑞典的经济成功具有类似的重要性？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典的人口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经济学家认为，相对同质的民族、宗派、文化和语言有助于达成共识、减少冲突。社会科学家认为瑞典人的精神内核是收入差距相对小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在1920 就已经被证实了，远早于1960年代和1970 年代引入的福利政策和基于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强烈的工作精神、雄心壮志和诚实是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特征。正是这些因素，而不是瑞典的福利，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带来了高水平的生活和收入。一个对比拥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美国人、全部美国人和全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人口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例如，2013 年瑞典裔美国人的人均GDP为68,897 美元，显着高于 52,592 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瑞典平均水平 45,067.475 美元。
同样，瑞典裔美国人的高中毕业率（96.6%）也远高于普通民众的 86.3%。瑞典裔美国人的失业率 (3.9%) 和贫困率 (5.1%) 也分别低于 5.9% 和 11.7% 的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数字表明，与普遍的误解相反，瑞典的福利制度不是瑞典生活水平高的原因。这一结论，也可以从“瑞典在引入福利国家政策之前很久就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更准确地说，这个国家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前就特别地成功。尽管在1932--2006年间，社会民主党长期掌权，仅经历了三次短暂的中断，但他们最初并没有追求任何雄心勃勃的国有化计划。瑞典工会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好斗，如要求废除政府补贴和保护性关税，以有利于其向新的出口市场扩张。
直到1960年代中期，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没有显着差异，也没有什么可以定义为独特的“瑞典模式”。在1960年代后期，政府支出仍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同。然而，这在1960年代后期、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发生了变化。在 1965年至1975年期间，公务员人数从70万增加到120万，同时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不断增加，并设立了一些新的监管机构。1970年至1984年间，公共部门吸收了瑞典的全部新增劳动力，社会服务领域创造了最多的新工作岗位。观察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数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是很有趣的。1960 年，每100个“市场融资”瑞典人（即收入主要来自私营企业的人）中就有38个“税收融资”（即他们的收入依赖公共部门，无论是作为公务员或作为国家救济的接收者）。三十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151人。在同一时期，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或自雇人员的总数从略低于300万下降到略低于260万，而税收资助的总人数从110万增加到 390万。这些数字反映了瑞典在那个时期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社会主义模式。当瑞典在1970年代中期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时，社会民主党坚持自己的立场，扩大国家福利政策，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并引入更严格的法规来保护工人免遭解雇。1973年，失业救济金从30天延长至60天，而在1975年，法定退休年龄从67岁降至65岁。
政府不停地借入越来越多的钱来支撑其不断扩张的福利政策。更糟糕的，与社会民主党紧密结盟的工会试图彻底落实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实现全民同酬。有些雇员的工资在三年内增长了30%之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第一个任期之前，瑞典工会的力量甚至比英国还要强大。1970年代，新法律显着扩大了工会在工厂的影响力。比如，委任的健康和安全代表有权暂停任何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工作流程，等待公职人员的进一步审查。为老年工人和工会成员提供了免遭解雇的保护，并且在雇主和工会之间的任何法律纠纷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这意味着被指控有不当行为的公司现在被推定有罪，直到他们能够在法庭上证明其他情况。1977年《工作场所共同决定法》规定，所有拥有25名或更多员工的公司的监事会都必须任命员工代表。通过这种方式，工会获得了从日常运营到员工招聘或解雇和整体公司战略的各个层面的影响力。社会主义议程损害了瑞典经济，并迫使著名企业家沮丧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就是其中之一。85%的边际所得税率加上对他的个人资产征收的财富税，迫使他从自己的公司借钱来纳税。为了偿还对宜家的债务，坎普拉德想将他拥有的一家小公司出售给宜家——试图减轻他的财富税负担，这在当时的瑞典企业家中是一种普遍做法。在坎普拉德准备出售时，政府对税收立法进行了“溯源”修改。他为不合理的交易成本而沮丧，同时为国家对企业家的不公平而愤怒。1974年，他移居丹麦，后来移居瑞士，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十年，一度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坎普拉德直到2013年才再次回到瑞典生活和纳税——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说明各国如何通过对富人过度征税来扼住自己的喉咙。
宜家创始人 英格瓦·坎普拉德
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表达了他对陷入困境的瑞典富人的支持：“在这样的社会中，富人的生活似乎不是一张玫瑰花床。富人为了应付税收而精疲力竭！尽管不情愿，但他们确实想按时纳税——毕竟，他们是正直的公民。更伤人的是，没有人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恩岑斯伯格补充说，瑞典已经成为一个让富人感到“多余、被忽视和排斥”的国家。任何收入超过 50,000克朗的瑞典居民都将其收入列入可公开访问的“税收清单”，这种情况只会加剧公众人物的压力。
这些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甚至疏远了那些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是著有包括长袜皮皮 (Pippi Longstock) 在内的一系列儿童经典作品的世界知名作家，她就是一个例子。她对社会民主信仰的长期坚守，得到了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杂志编辑的拥护，这位编辑也是她的Madicken系列小说的主角，然而这位编辑并不理解她为自己在1976年被征收102%的边际税率感到愤怒。林格伦在一家重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女巫与金钱世界”的讽刺瑞典税收制度的文章，以此来发泄她的情绪。作为回应，瑞典财政部长贡纳·斯特朗在议会会议上傲慢地评论到：“这篇文章是吸人眼球的文学能力和对财政政策的深刻无知的有趣结合。但我们并不指望阿斯特丽德·林格伦能够理解财政。”他暗示林格伦一定是错误地加算了数字。作者毫不气馁地反驳道：“财政部长似乎已经学会了讲故事，但他确实不会数数！如果我们换工作就更好了。”公众站在林格伦一边。如果当时举行选举，社会民主党只会赢得38%的选票，而中间派反对派的得票率为53%。最终，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亲自处理了此事，并在电视上承认林格伦的数字确实正确。在林格伦的“女巫”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戛纳电影节棕榈树奖得主、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在与税务机关发生争执后宣布打算离开瑞典。一月下旬，两名便衣警察来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寻找他。“我希望他出现，否则事情会变得很严重，”其中一名警察告诉接待员。伯格曼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接受了几个小时的讯问；同时，搜查了他的家和办公室，没收了他的护照。这次逮捕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林格伦公开支持这位电影导演，他俩一样，都违反了瑞典过高的边际税率。财政部长仍然不悔改，坚称“文化工作者”与其他人一样受同样的法律约束。随后对伯格曼的指控因证据不足而放弃。提起诉讼的检察官收到了纪律警告，任何对伯格曼不当行为的指控都被勾销了。但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他随后决定离开瑞典，一部分原因是税务机关似乎还没有结束对他的处理。伯格曼和他的妻子逃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大批记者的欢迎。“瑞典成功地将这个可能是该国最著名的在世艺术家驱逐出境，”奥洛夫·帕尔梅的传记作者亨里克·伯格伦评论道。这些例子表明，一旦自己的资产受到威胁，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倾向于放弃他们崇高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和对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主义的支持。林格伦和伯格曼通过文字做出了真实的反应。1975年，瑞典政府将“文化工作者”重新归类为企业家，引发了一场抗议风暴。“与温顺的商界成员不同，‘文化工作者’在瑞典大众媒体中一直有很强的发言权。他们能够雄辩所遭受的歧视、不公正以及他们面对的无知官僚。他们揭露了那些如果只影响到商界就会一直被隐藏的问题。”
他们作为企业家的新身份迫使文化工作者为税务审计保留账目和档案，并预付与其实际收入无关的公司税，并为不存在的员工提供无意义的社会福利。“我曾多次让税务检查员——他们的职业并不涉及广泛的阅读和对文学世界的深入了解——告诉我该买哪些书来推进我的文学工作，”作家埃里克·瓦伦德抱怨道。作家们在与瑞典税务机关打交道时，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可以在新预算部门负责人的指示中略见一斑：“当然，作家应该总是能够旅行，如果这能提高他们书籍的价值。至于我自己，我在家里写的那本书和如果我去过伦敦或巴黎旅行后写出来的一样好。”他所说的这本书是一本社会学著作。作为回应，作家安德兹·哈宁反驳道：“正如你所假设的，财政法院绝不是出于对正义的热爱。相反，当涉及以创收为目的的差旅费时，法院和审计师完全是纯粹情绪化的思维”因此，原则上，前往热带目的地的旅行被归类为不可扣除的费用，而在最寒冬时节前往阿富汗的旅行将始终被归类为可扣除的费用。哈宁补充说，根据任何商务旅行都必须采用最便宜的交通工具的要求，税务机关建议他从塞浦路斯乘坐火车而不是飞机前往贝鲁特。通过让公众意识到瑞典税务机关正试图全方位地控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公开谴责税务官僚作风，作者们的强烈抗议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商界未能实现的目标。这是1970年代被全世界左派所推崇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的主流情绪。正如阿萨尔·林德贝克在一篇关于“瑞典实验”的文章中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属于社会民主党的“瑞典模式”包括非常高的税收、广泛的再分配、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大规模干预、高度的监管和工会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依照某种宏伟设计而进行的，而是“数百个独立决定的结果”。林德贝克补充说：“然而，这些决定的背后，可以窥探到社会思潮，例如对规模经济重要性的坚定信念，集中政治干预对公司和家庭的重要性，对市场的怀疑，在大公司中缺少经济激励和企业家精神”。在1976年9月的选举中，瑞典选民因不满社会民主党过分地推行社会主义议程而把选票投给其他党派，这是40多年来第一次将他们赶下台。不幸的是，鉴于林德贝克所说的世界观已经在瑞典社会根深蒂固，不再局限于政治左派了，新的中间派政府缺乏彻底扭转局面的勇气。新政府继续借债支持公共部门的就业增加计划，并慷慨地为私营部门提供补贴。然而，这只是掩盖了失业问题，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行业被国有化，整个经济领域都用纳税人的钱纾困。在某些地区，荒谬事如同闹剧一般。政府补贴建造经济上不再可行的超级油轮，结果只是浪费了更多纳税人的钱。最后，整个造船业被国有化。总而言之，纾困造船业使瑞典纳税人损失约120亿美元。“即使瑞典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慷慨的福利政策和充分就业政策也没有受到质疑，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顽强地推行。许多过度的福利同样荒谬，包括慷慨的病假工资。除了法定工资外，瑞典的大多数员工还根据公司协议和集体协议获得了额外的病假福利，这意味着那些请病假的人比每天上班的健康人获得的薪水更高。不出所料，瑞典不工作的成年劳动力比例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经合组织国家(OECD) 的最高记录。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因病缺勤率的飙升经常与重大体育赛事同时发生。在2002年足球世界杯期间——那时改革已经扭转了最严重的过度行为——男性工人的病假天数增加了41%。社会民主党在1982年重新掌权，标志着思想开始缓慢的转变。瑞典加强福利制度和通过越来越多的监管扼杀市场的错误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由于国家债务过于庞大，已有悠久历史的，通过增加债务在公共服务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变得不再可行，社会民主党的“先增长再分配”新政策侧重于加强出口能力而不是社会主义实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放弃他们的意识形态，这引发了党内和工会对财政部长谢尔-奥洛夫费尔特的政策的抗议。政府试图通过同时对高收入者的提高税收来获得民众对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同意。虽然政府在努力消除瑞典过度的福利政策，但工会试图强制引入“工人基金”，这将强制公司将大部分利润交由工会的处置。“这些工人基金的发起者根本不介意他们已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基本原则的攻击。”工人基金背后的意图是逐步从私人所有者手中抢占公司，并将它们转移到工会的控制之下。根据计算，20年后，三分之一的公司将归基金所有，这为私营企业最终从瑞典经济中消失铺平了道路。然而，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反对工人基金。该国历史上最大的示威活动之一便是发生在1983年10月瑞典议会投票前不久的抗议“工人基金”游行。尽管与最初的概念相比，1984年通过法律确定下来的形式已经温和得多，但到1992年，工人基金已经占瑞典总市值的7%。在中间派政党选举胜利之后，工人基金被解散，社会民主党后来也没有尝试重新引入这种基金。
反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势头越来越大，到1990年代出现了一场全面的反击运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但消除了许多过激行为。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定为50%左右，这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降低了24至27个百分点。需要向中央政府缴纳超过50%边际税率的劳动者从一半以上下降到只有17%，大多数劳动者只需要缴纳市政所得税。财富税从2%降至 1.5%。改革还包括引入“指数标准”以防止因通货膨而导致的政策失效。
在这些减税措施的同时，取消了导致资源错配的“特例”和摊销率。政府还提高了间接税以抵消直接减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改革仍在继续：2004年，高达30%的遗产税和继承税被取消。已经减免的财产税被彻底废止，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30%的企业税率在2009年降至26.3%，并在2013年降至22%。房产税也大幅降低。随后的改革允许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通过将部分收入申报为资本收益而非收入的方式来减轻税负。多项税收豁免已使瑞典的税收制度简化到了大多数纳税人无需会计师协助即可提交自己的所得税申报表。2013年，750,000名瑞典居民使用政府的短信服务来审查和确认预印的所得税申报表。绝大多数人在网上提交纳税申报表，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邮寄申报表。1992年，瑞典政府任命了一个由林德贝克担任主席的独立学者委员会来为该国的经济危机研究解决方案。他们的结论很明确：前几届政府为缓解危机所做的尝试只会导致危机加剧并推迟亟需的改变。1993年9月，失业率达到史无前例的14%左右（包括官方数字9%以及5%的灵活就业）。经济学家继续证明，急剧上升的公共部门支出（从 1950年占GDP的25%到1992年的70%）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繁荣时期经济过热和……经常性预算赤字”。具体而言，瑞典政策制定者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通过增加公共部门的就业来避免高失业率的尝试促成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委员会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强化市场作用和缩减公共部门。“关于市场体系，委员会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恢复1846年和1864年瑞典新立法所规定的准入和职业自由。这些自由化改革促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但在上个世纪，主要由于多种短视的特殊利益群体影响，这些自由越来越被法规和竞争壁垒冲淡了。1990年代实施的大改革确实纠正了许多错误，包括将失业救济金从90%削减至80%，以及引入五天等待期。1993年至2000年间，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2.2%下降到16.9%，经济补贴从8.7%下降到1.8%，公共部门的工资支出从18.2%下降到15.6%。这些改革中最令人钦佩的方面是，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当其他国家的公共债务激增时，瑞典仍坚持严格的预算约束。1990年至2012年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61.3%下降到52.0%，仅次于挪威，同期挪威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54.0%下降到43.2%。与经合组织范围内的政府支出相对于GDP增长2.5%（美国为 3.2%，日本为11.3%）相比，瑞典的成就更为显着。瑞典民众似乎愿意接受削减福利导致的平等程度下降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严重。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后期增长了约30%。只有新西兰在同一时期有类似的不平等增长。瑞典早已失去了世界上最平等国家的称号——目前排在第12位，次于白俄罗斯。
虽然瑞典社会的平等程度略有下降，但这一排名也证明瑞典的福利制度仍然十分活跃。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引用该数据作为他关于不平等急剧上升这一论点的证据，是基于对实际数字的歪曲。简而言之，他有选择地分析了最符合其论点的年份，即选择了20世纪八十年代有记录以来最平等的年份，然后提供了无法验证来源的2010年数据。瑞典经济学家马林·萨伦和萨利姆·弗斯已经驳斥了他。两位评论道：皮凯蒂的计算“对于希望恢复遗产税、财产税和房产税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瑞典真正需要的恰恰相反——是更深入的亲市场改革。正如萨南达吉所说，瑞典是欧洲许多的福利国家之一，它们不太擅长将新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在福利有限的美国，外国出生的就业率比本土出生的居民高4%——在瑞典则是低15%。在瑞典，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失业的可能性比受教育程度低的本地出生居民还高8%。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的失业率仅比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出生居民的失业率高1%。瑞典甚至为失业移民提供远高于其在原籍国的生活水平。在2015年的难民危机期间，拥有完善福利体系的瑞典在最受难民和其他移民欢迎的目的地名单中名列前茅。瑞典最初与德国一起接收了大量移民，但不得不在2016年对其过于宽松的移民法进行修改。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瑞典的租金管制立法造成了灾难性的住房短缺。虽然这主要伤害的是低收入移民，但也严重损害了经济。2016年，瑞典科技巨头Spotify的创始人威胁说，如果政府未能采取紧急行动解决住房危机，他们会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其他地方。据《新苏黎世报》报道，由于缺乏适合员工的住房，一家德国初创公司已经放弃了于2015年在斯德哥尔摩设立新办公室的计划。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瑞典的经济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凭借强劲的经济增长，瑞典是目前少数几个能够满足欧元区成员国标准的国家——尽管大多数瑞典人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加入。尽管当代瑞典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典型的福利国家（例如，税率相对较高），但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历届政府一直坚持更多的自由而非更多的平等，更强调市场而非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实验的明显失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转向了资本主义。（本文译自Rainer Zetilemann The Power of Capitalism 第7章，经作者授权发表。译者：申芷菡）
作者简介：雷纳·齐特尔曼博士（Dr. Rainer Zitelmann）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也是世界著名作家、成功的商人和房地产投资人，代表作《敢于不同：商业巨头白手起家的秘诀》。他的最新作品包括《资本主义的力量》（The Power of Capitalism）和《公众舆论中的富人》（The Rich in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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