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1日下午6点左右，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一半奖项被授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卡德（David Card），一半奖项被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吉多·因本斯（Guido W. Imbens）。其中，卡德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而获奖，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是“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而获奖。评委会称今年三位得主的研究表明，自然实验（而不只是随机控制实验等设计出的实验）可以用来理解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问题，包括移民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
戴维·卡德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是他与艾伦·克鲁格合作的《神话与测量》（发表于1994年《美国经济评论》）。“自然实验”使他们相信，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就业。因此，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宣布，传统的经济分析是一个“神话”，现在已经被“驳倒”了。
美国著名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早就认为，戴维·卡德的结论是错误的。本文选自索维尔的《歧视与不平等》一书第四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Sowell, Thomas ( © Rod Searcey) （ 托马斯·索维尔 ）
图由作者提供
调查研究造成的重大损害之一，是试图解决关于最低工资法对失业造成影响的意见分歧。最低工资法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法律提高了穷人的收入。而批评者认为，这些法律导致更多穷人失业，因为低收入工人往往是技能和/或工作经验很少的工人，所以，雇主觉得他们只配拿低工资。尽管有大量关于失业的详细统计数据，但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代人之久。 部分问题在于，正如我们在其他情况下看到的那样，大多数“穷人”不是低收入阶层的永久成员，就像其他收入阶层的人也不会是该阶层的永久成员一样。在所有收入处于或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美国人中，大约有一半人在16岁到24岁之间。当然，他们不会永远年轻。所以，当人们说，就像参议员泰德·肯尼迪曾经说的那样，“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为了加薪已经等了近10年”，他们说的不是特定的一组人，而是一个包含不断变化的人群组合的统计类别。 顾名思义，年轻人通常是缺乏经验的工人，他们对未来雇主的价值往往低于在同一工作中更有经验的工人的价值。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通过教育获得有价值的工作技能，但教育也需要时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变老。 通常，年轻、没有经验的工人要具备的初级技能包括每天准时上班听从指示和与他人融洽相处。在获得了这些初级工作经验后，大多数年轻的初学者会继续从事其他工作，与不同的雇主合作。在这些工作中某种工作经验可能是他们被录用的前提条件。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做不好，就会抵消一个年轻工人可能拥有的其他优良品质，尽管这些品质还没有机会在工作环境中表现出来。
许多零售企业或快餐店的初级岗位，司空见惯的是员工的高流动率，有时甚至每年超过100%。 其实，这些工作是转向其他雇主从事其他工作的敲门砖，尽管一些观察家错误地将这些初级工作称为“没有前途的工作”。 如果工人长期从事这类没有自动晋升机会的工作，那么他们的选择实际上是死路一条。 不过，考虑到超市员工的平均任期仅为97天，可以看出，初级岗位显然也不是毫无前途的。 与市场经济中的大多数事物一样，缺乏经验和技能的工人价格越低，市场需求越大。最低工资法基于第三方希望看到工人被支付某种标准的工资，而不是基于这些工人的实际生产力给非技术工人的工作定价。这种传统的经济分析受到最低工资法倡导者的挑战，而调查研究数据一直是这种挑战的主要组成部分。 早在194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理查德·A.莱斯特教授就向雇主发放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将如何应对更高的劳动力成本。雇主的回答并不符合传统经济分析的路线，这使得莱斯特教授相信，传统的经济分析要么是不正确的，要么是不适用于最低工资法的。然而，传统的经济分析的目的是预测经济结果，而不是预测被调查者将如何回答问卷。此外，结果不仅仅是信念或意图的成果，正如我们在关于歧视成本的讨论中见到的那样。 在莱斯特教授挑战传统经济分析几十年之后，同样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其他经济学家再次挑战基于调查研究的传统经济分析。支持提高最低工资的人通常会引用有影响力的研究，例如由大卫·卡德和艾伦·克鲁格进行的《神话与测量》。这些研究表明，与没有提高最低工资的相邻州相比，当个别州提高最低工资时，它们不会立即经历统计上显着的失业。这次的挑战是在最低工资上调前后调查同一批雇主，询问他们的员工数目。调查结果使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相信，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就业。因此，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宣布，传统的经济分析是一个“神话”，现在已经被“驳倒”了。 其他经济学家对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的结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质疑他们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他们所做结论的逻辑性。但是，即使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的统计数据完全准确，也不能解决调查研究普遍面临的关键性缺陷，即调查的只是经济活动中的幸存者。对幸存者来说正确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在同样情况下被淘汰的人。
一个极端的假设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统计方法也适用于不那么极端的情况。 如果你想通过经验来确定玩俄罗斯轮盘赌是否危险，并通过调查研究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向所有已知的玩过俄罗斯轮盘赌的人发出问卷，要求他们提供相关结果的信息。 在问卷返回并将答案制成表格后，你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从返回的问卷答案来看，没有人受到任何伤害。并不是所有的问卷都会得到反馈，尽管这在调查研究中并不少见。基于这项研究的统计数据，你很可能得出结论，你已经“驳倒”了玩俄罗斯轮盘赌是危险的这一“神话”。当你只调查幸存者时，这就是你能得到的结果。 在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中，如果一个行业中的所有公司都是相同的，那么由于实施或提高现有最低工资标准而导致的任何就业减少都将表现为所有公司就业的减少。但是，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某一将定行业中的部分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其他公司盈利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公司则难以生存，最低工资标准导致的失业可能会将一些苦苦挣扎的公司挤出本行业，并导致新增的同类公司减少，因为现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利润就会更低。 唯一一批可以调查其就业数据的公司，是在实施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前或之后，在这两个时期都坚挺的公司，也就是幸存下来的公司。如果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出现净减少，那么即使整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这些幸存公司的就业人数也不必减少。接受调查的公司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幸存下来的人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都是多数派，尽管不是具有指标意义的多数派。 在实际调查中，一项关于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对旧金山湾区餐馆就业影响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主要影响是一些餐馆倒闭，新增餐馆减少。倒闭的餐馆主要是质量较差的餐馆，五星级餐厅的就业情况并未受到影响。在西雅图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导致一些餐馆干脆关门了。这些现在已经不存在的餐馆，显然是无法被调查的。
市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可以通过雇用工人的数量或他们工作的小时数来衡量，或者两者兼用。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2016年，最低工资法使得低工资员工的月收入平均降低了125美元。 ”该研究报告通过工作小时数以及就业人数来衡量就业情况。 因此，从理论上讲，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收入增加，在现实世界中变成了收入的显著下降。 也就是说，即使是保住了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变得更短了，因此他们挣的钱更少了。 在确定最低工资法对失业的影响时，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直接受到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劳动力的比例往往很小。因此，这部分劳动力中的失业率，可能会被周围更多其他雇员失业率的正常波动淹没。 在大多数雇员的工资低到可以直接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情况下，这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但五星级餐厅不太可能让经验不足的青少年把食物送到高档顾客的餐桌上，尽管麦当劳或汉堡王这样的餐厅经常让青少年为其顾客送餐。 评估最低工资法对失业的影响的其他方法，还有搜集数据，但仅限于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缺乏经验和技能的工人，如青少年。在第2章，我们已经看到最低工资法如何影响青少年总体失业率以及青少年失业率中的种族差异。 另一种评估最低工资法对失业的影响的方法是搜集没有实施最低工资法的地方和时期的失业数据，以便用这些失业率与实施了最低工资法的地方和时期的失业率进行比较，尤其是在具有可比性的社会中。或者，在理想的情况下，比较同一时期同一社会实施了最低工资法之前和之后的情况。 通过关注一般青少年或特别关注黑人青少年，我们可以更清楚更准确地看到最低工资法的影响，因为这些人是受这些法律影响最大的工人，他们是最缺乏教育、工作技能和经验的人，因此收入特别低。 此外，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有大量关于这类群体就业情况的统计数据。 正如我们看到的，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青少年失业率的统计数据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两点：（1）当时的失业率远低于我们在后来几十年中司空见惯的失业率；（2）当时的黑人青少年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几乎没有差别。 从国际上看，在政府和工会都没有设定最高工资标准的时间和地点，失业率明显较低。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有最低工资法，但少数还没有制定最低工资法的国家失业率往往明显较低，比如今天的瑞 士和 新加坡。在影响了建筑业工资水平的《戴维斯一培根法案》于1931年出台之前，美国也没有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法。 关于这些地方和时代失业率的硬数据，《经济学人》杂志在2003年报道称：“瑞士2月的失业率接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3.9%。”但这一“高”失业率（对瑞士而言）在后来几年恢复到了正常（对瑞士而言）的3.1%。 2013年，新加坡的失业率为2.1%。在美国，没有全国性最低工资法的上一届政府是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政府。在柯立芝总统任期的最后4年，美国的年均失业率在4.2%的高位到1.8%的低位之间波动。 然而，即使是一些学者对最低工资法的讨论，往往也基于这些法律的意图和假定效果，而不是基于其实际后果的经验证据。 （选自托马斯·索维尔《歧视与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21年。） 推荐阅读：《歧视与不平等》托马斯·索维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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