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齐特尔曼：为什么知识分子反感资本主义（上）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雷纳·齐特尔曼
作为世俗宗教的反资本主义
不幸的是，不存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实证研究或调查。我们所拥有的是关于个别职业的数据，例如大学讲师和记者。这些一致表明左翼信仰占主导地位。即使没有确凿的统计证据，毫无疑问，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事实上，反资本主义是知识分子中最普遍的精神共识，”正如历史学家艾伦·S·卡汉所说。在 2012年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怨恨”的文章中，社会学家托马斯·库什曼认同地表示：“在某些方面，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世俗宗教的内核，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习惯。”正如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中所指出的，“所有财富都是通过偷窃获得的这一思想，在监狱和哈佛都很流行。”他指责了由“政府官员、社会科学家和媒体领袖”组成的“公共思想体系”传播了这种“贫穷的信条”。
即使是那些不认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彻头彻尾的反资本主义人士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普遍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这种态度在左派以及保守派或右翼思想家中很普遍。
阿兰·德·贝诺伊斯特是法国“新权利”运动最杰出和最多产的支持者之一，该运动的灵感来自德国在1920年代的“保守革命”。在《深渊的边缘：金融体系即将破产》中，他声称“不可能将资本主义体系简化为简单的经济形式，也不可能仅在经济方面幻想资本主义。有一种资本主义人类学、一种资本主义人、一种资本主义想象、一种资本主义“文明”、一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只要人们没有将资本主义视为“总体上的社会事实”......声称与资本作斗争是徒劳的。”2017年，贝诺伊斯特重申“我的主要敌人一直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哲学上的自由主义和社会学上的资产阶级”。
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才能说服你相信知识分子和反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那么你可以拿起艾伦·S·卡汉的《思想与金钱：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或者是保罗·霍兰德的《从贝尼托·墨索里尼到雨果·查韦斯：知识分子和一个世纪的政治英雄崇拜》。两位作者都提供了大量证据和例子来支持这一事实。
话虽如此，我在本章中使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只是为了方便，并不是要暗示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幸运的是，也有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反资本主义可以在多种伪装下进行。在政治光谱上，它表现为对全球化的批评，反对自由贸易、反资本主义宣称的剥削行为、文化歧视和资本主义在非洲制造贫困。或者，它表现在反美情绪中，将美国视为冷酷且只对金钱狂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缩影。自1970年代以来，它也在环保运动中崭露头角，该运动将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归咎于资本主义。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复兴。从 199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地被“反全球化”意识形态所取代。近年来，有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开始重新复兴。潮流可能发生了变化——从马克思主义到生态主义和反全球化——敌人没有变：资本主义。
知识分子中的反资本主义态度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也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欧洲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不比他们在美国的同伙弱——例如，如果有的话，亲资本主义的态度在美国（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比在法国更为普遍。根据卡汉的说法，“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成为“现代历史的常态”，并已超过150年。
然而，知识分子对财富和富人的猜忌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在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家中，态度“从暴力拒绝到漠不关心，再到通过批判性反思在不同程度上的接受，但……似乎总是接近彻底的冷漠”。大多数古代哲学家本身就是富人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们表达对物质财富的蔑视或认为财富不重要甚至是危险的。
在《共和国》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提出问题：“美德好像并不与财富冲突吧？尽管二者处于天平的两端，但他们总是向对面靠近”。然而，正如罗伯特·维尔腾所说，仔细观察，这些批判性观点掩盖了“对财富的明确认可”。这类敌意的言论是直接针对贸易和商业的，而非财富本身。尽管对从劳动、贸易和商业中获得的财富表达了“巨大的蔑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对继承和基于产权的财富则持更为积极的看法。
托马索·坎帕内拉和约翰·瓦伦丁·安德烈等作家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的一个关键性特征是他们对平等主义优越性的深信不疑。在大多数乌托邦小说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其他任何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都被消除了。这些乌托邦的居民都穿着一样，甚至他们居住的建筑物看起来也一样。
在乌托邦体裁的同名原创小说中，托马斯·莫尔肯定：“我完全相信，在私有财产完全废除之前，不可能进行公正、均匀的商品分配，也不会在人类中找到完美的幸福。只要私有财产持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贫困和焦虑的沉重负担将继续存在。”他引用了柏拉图的信念，即“只有哲学家是国王或国王转向哲学，国家才会幸福”，对此他虚构的对话者回应说“统治者必须准备好接受哲学家的建议”。
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在抱怨，与成功商人的幸福生活相比，靠智力劳动成果谋生的痛苦艰辛。在他的文章“书籍的使用和滥用”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列出了有抱负学者要面对的所有艰辛——一种斯巴达式的存在，通宵熬夜研读书籍，没有时间或金钱来享受更多的世俗乐趣——并询问为什么这么多学者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阿尔贝蒂甚至提供了一些数据来证明，300 名文人中只有3人会取得值得一提的成功，而骗子则毫不费力地登上榜首。1839年德国艺术家卡尔·施皮茨韦格的画作《可怜的诗人》生动地刻画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经济困境的委屈和自怜。
《可怜的诗人》(1839)卡尔·施皮茨韦格
1940年代初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试图回答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持有如此敌对观点的问题。不出所料，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他转向经济学是为了解释：高等教育的扩张造成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生人数远多于白领职业所需求的数量，但对于体力工作，他们又太过优秀了，然后他们只能转向标准不太明确的职业。“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扩大了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比例，他们带着一种彻底不满的心态。不满滋生怨恨。而且他们常常将自己合理化为那种社会批评……无论如何，这是知识分子对人、阶级对人、阶级和制度的典型态度，尤其是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文明中。”这种“群体利益塑造群体态度”，他继续辩称，“将比单纯的理论更好地解释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敌意……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错误的正义指责只是一种基于离谱事实的逻辑推论。”
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解释，这并不是说其没有道理。而是与熊彼特的研究在1942年发表时相比，今天的情况更是如此。肯定有一些学者会发现很难在企业中找到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公共部门就业，由纳税人承担其工资。然而，也有很多人喜欢公共部门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或者更喜欢写书而不是自己创业。
然而，在过去50年中，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学者数量急剧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曾经备受尊敬的受过教育的精英的声望下降，这也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是，尊重和声望的丧失对某些学术人士来说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再加上他们与商界精英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容易产生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纯粹从经济角度解释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正如卡汉指出的那样——这种态度在最成功的高收入学者中尤为普遍。“如果你想找到不喜欢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好的地方是哈佛或牛津的文科学院或法兰西学院。”要真正理解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的恩怨，还需要更深入地挖掘。
作为自发秩序的资本主义
许多知识分子未能将资本主义的本质理解为一种自发出现和发展的经济秩序。与社会主义不同，资本主义不是强加于现实的思想流派。正如中国的例子所示，自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演化的，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在市场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没有像前任那样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经济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比在俄罗斯更有效。在这两个国家，它都取代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由政府推动、在经济特区和特定社会区域内不断地试错发展，而俄罗斯以一种“休克疗法”的方式废除了经济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同制度。同样，撒切尔等西方领导人也没有推行经过多年深思熟虑而人为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事实上，他们废除法规，打破固定结构，从而让市场的自发力量自由发展。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一直在发展，就像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一样，是一个自发的、不受控制的过程。世界语作为一种计划语言于1887年发明，现在已经存在了130多年，但没有像其发明者所希望的全球普及。社会主义具有世界语的某些特征，即由知识分子设计的系统。在设计了社会主义系统之后，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试图获得将他们的想法付诸行动所需的政治权力。
以最纯粹的形式，社会主义人士掌握政权的要求影响了列宁的代表作《要做什么？》中对于理论和党的作用的反思。列宁严厉批评了“一切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崇拜”。他希望的以革命理论为指导的精英干部与他的反对者在运动中提倡的自发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所有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只能形成关于工会的共识，即必须联合工会、反对雇主、努力迫使政府通过必要的劳动立法等。然而，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代表和知识分子所阐述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列宁接着引用了卡尔·考茨基关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真实而深刻的评论。考茨基说：“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能建立在深厚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部引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东西，而不是在内部自然产生的东西。”
奇怪的是，列宁、考茨基和哈耶克都同意这一点。这就是哈耶克不得不说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从来都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也不是应对无产阶级抗争的补救措施。它是理论家的一种建构，源于长期以来只有知识分子才擅长的抽象思维；它需要知识分子的长期努力才能说服工人阶级将其作为他们的纲领。”
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被许多20世纪的知识分子认为是一个如此有吸引力的命题——毕竟，它是一种起源于知识分子头脑的理论，打包成复杂的系统，然后通过不断的革命鼓动和宣传传达给“群众”（主要是工人）。一旦能够理解该理论的精英们掌握了权力，他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破坏现有的秩序——包括市场经济以及传统和社会规范，落实这个“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主义体制。
一旦我们掌握了作为自发演化秩序的资本主义与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许多知识分子对后者（无论以何种形式）有更大亲和力的原因突然变得显而易见。毕竟，设计心理结构并使用他们的语言技能来塑造和交流它们，无论是在写作还是在激动人心的演讲中，都是知识分子的谋生之道。由于他们的生计取决于他们思考和交流理性思想的能力，因此他们对人为计划和构建的经济秩序比无计划、自发发展的经济秩序更亲近。经济在没有积极干预和规划的情况下运行得更好这一观点，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是匪夷所思的。
一些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设计了理想的社会制度，然后将其与当前现实进行比较——结果不言而喻。他们故意避开我在本书中所采用的路线——即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由于资本主义在任何此类比较中都是明确的赢家，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更愿意设计一个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愿景，然后他们将其作为现有社会注定失败的依据。他们的乌托邦往往是极端平等的社会，赋予国家很大的权力，而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空间则很小。
这些乌托邦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毕竟它在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崩溃中已经被全面抹黑。许多知识分子不喜欢资本主义，却无法表达出另一种选择。他们也不否认尝试过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地方都失败了。面对这些方面的争论，他们通常会狡辩说，这些失败的实验都没有忠于“真正”社会主义的精神，因此必须重复这些实验，直到达到“更公平”的平等主义。
知识分子通常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视为代表“被剥夺”群体的批判性干预，和捍卫“公共利益”以抵抗“无情的”市场法则。他们声称自己是出于利他主义而关注这些“公共利益”——当然，这是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定义的——以及为了“被剥夺者”、工人、少数民族、环境等的利益，同时指责资本家把自己的物质利益放在首位。
这种论点很容易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企业家只能通过为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服务，即通过提供有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才能在资本主义下存活和发展。另一方面，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在许多情况下赚得更少，因为相比之下，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要低得多。从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崇高观点来看，小报出版商和写文的作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证明市场规律有问题，而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则是源于粗暴地把出于利他动机的知识分子和受自身利益驱动的资本家并列在一起。
反资本主义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有条理的思想流派，这使得它难以被定义。在许多情况下，它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怨恨感，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厌恶，以及对市场机制的极度不信任，而市场机制通常不受任何具有清晰愿景的可替代方案的阻碍。这种缺乏清晰愿景的好处是可以容许不同的解读——一个模糊的想法，可以囊括对理想和“公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设想。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仅限于分析和批评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描述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乌托邦传统中的思想家——包括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诟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在描述他们对乌托邦社会的平等主义愿景时经常非常详细。
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通常迷恋于赋予国家很大权力的经济秩序。其中包括社会民主福利制度，它根据社会政策目标慷慨地重新分配资源，并使用财政政策、政府监管和凯恩斯主义措施来控制经济。
一个悖论：强烈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事务和知识分子在所有其他方面对国家的批判态度。 “左翼自由主义者”希望国家在需要强大的地方弱小——即在保护和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并在需要弱的地方强大——即在积极追求经济政策方面。无论如何，他们更相信国家——也就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即消费者和个人决定，这是中央计划永远无法替代的。
并非所有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完全拒绝自由市场经济——事实上，许多人自称亲市场，却没有完全了解自由市场体系的运作方式。然而，口头上遵守自由市场原则并不能证明什么，就像称专制政权“民主”一样。毕竟，众所周知，即使是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的民主反对者也会用民主作借口。
托马斯·皮凯蒂的2013年全球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尽管存在无数严重错误，但仍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反资本主义圣经，他声称对“打着反资本主义的旗号，实为懒惰的言论终身免疫”。然而，他关于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离谱的收入和财富税来重新分配财富的激进想法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有两种方法可以对抗一个系统——通过诋毁敌人的语言或通过拉拢它们。“黑话”(newspeak)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极权主义政权开发的语言，是当词语被剥夺其原始含义时会发生什么的一个例子。就像中国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将“社会主义”的概念颠倒过来，同时继续口头上支持马克思主义一样，西方国家的反对者也“说反话”，颠倒了“市场经济”的意思。
任何支持国家随时随地干预经济事务的人——而不是将政府的作用限制在为自由竞争创造法律框架、保护私有财产和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都不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任何自称为自由市场支持者，却将政治置于经济之上并对市场的自发力量深刻怀疑的，都没有理解经济的本质。
有时，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经济专业知识是他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因。确实，许多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是文盲。提到市场价格机制或资本主义的其他关键要素——或者任何与数字或统计有关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就如同一门外语。然而，对经济学的无知并不能全部解释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强烈情绪。毕竟，市场经济中的大多数其他参与者只掌握了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他们不需要也不期望了解更多——然而却没有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那般厌恶。
事实上，即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中也存在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他对中国的建议表明他没有被令人信服的事实所左右。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政府逐渐让位于市场力量，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斯蒂格利茨则建议中国人在未来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即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弱化市场并更多的专注于再分配。
就连斯蒂格利茨也不得不承认：“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过去30年那样，经济腾飞并大规模脱贫。”然而，他随后发出了警告，补充说“接受美国挥霍无度的唯物主义生活方式将是中国乃至地球的灾难”。不顾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建议，即政府过度干预是当代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斯蒂格利茨警告说，“更加市场化的体制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方向”。相反，他主张增加政府力量和税收——这无异于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的成功道路。正如这个例子所示，经济学知识并不能保证可以成功抵制反资本主义观点。虽然许多从事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对经济学最多只能算是有个基本的了解，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怨恨。
精英意识和怨恨情结
为了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持有反资本主义观点，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他们是精英，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定义自己的。他们对商业精英的怨恨助长了他们的反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竞争无非就是——不同精英在当代社会中争夺地位。如果更高的教育水平不能自动保证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特权地位，那么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允许这种不平衡发生的市场是不公平的——或者“无论如何都是最深刻不满的根源”，正如罗兰·巴德所说。“一个允许工人或商人挣得比富有智慧的哲学家还多的社会，在他们看来，是魔幻且癫狂的。生活在一个不断将最高奖项授予他人的竞争体系中——在这种体系中，即使是中型企业的老板也比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或艺术史的终身教授赚得更多的收入和财富——导致了知识分子对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普遍怀疑。
这也解释了许多知识分子享受舒适的生活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的绝望这一看起来矛盾的事情。一群自认为是精英，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企业家精英相比，却逊色得多。 他们就开始抱怨制度的不公正，更高教育水平赋予知识精英的优越感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对商业精英的嫉妒助长了反资本主义的态度。
美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在其畅销书《富人和超级富豪》中发表了以下有说服力的观察：“美国的富豪，无论是新人还就是旧人，通常是外向的，很少反思，更可能没上过学， 不阅读，对世界及其自身角色有一种幼稚的看法......仅因为他的身份，就会被疏远”。他冷笑地提到了“近期的淘金者”——他声称，他们中的许多人“高中辍学或小学辍学”，他们就像他们19世纪的先驱一样，对学校几乎没有兴趣，即使他们也有机会接受教育，他们是“高雅文化的逃学者”。
这句话所表达的不屑令人深信，知识分子倾向于将自己的价值标准设为绝对真理。伦德伯格以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资本来评判他人，因此认为，淘金者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又对高雅文化没有兴趣，却赚到比博学多才的学者更多的物质财富是极其不公平的。并不奇怪，世界在他看来是颠倒的。毕竟，知识分子从受过更好的教育、知识渊博和能够更好地口头表达中获得了优越感。
值得注意的是，对精英的形成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学术招聘流程比商业领域的招聘流程更加透明、理性和“民主”。迈克尔·哈特曼是该领域的德国领先学者之一，他强调了学术选拔过程（特别是任命正教授职位）的正规化程度和所受到的“民主影响”。他继续争辩说，在学术界存在“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选拔是基于透明的正式资质（学位、出版物），而不像商业精英招聘中，“模棱两可的人格特质”可以起着关键作用。特曼的论点暗示他相信学术标准和选拔过程优于商业世界。
哈特曼拒绝承认商业精英招募新成员的程序与学术机构任命新教员的程序一样具有民主合法性。毕竟，谁来决定企业家是否盈利？它取决于消费者是否购买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的这种日常信任投票在某种程度上不如由其他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任命一位学者那么民主，这一误解部分是基于哈特曼专注于受薪高管而不是经营自己企业的企业家——这才是他和其他研究精英形成的学者的焦点。
我相信嫉妒是反资本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个原因。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肖克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嫉妒是人类生存的常态。然而，我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嫉妒倾向比其他群体更强。此外——由于嫉妒往往是被身边的人滋生的——嫉妒更有可能针对其他知识分子而不是商界成员。因此，虽然我同意反资本主义的部分动机是嫉妒，但我想提出一个更深远的解释——许多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敌意是由于他们过分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知识获取”定义的至高无上，这使他们对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与经济成功更相关的知识获取视而不见。
（选自作者《The Power of Capitalism》一书第10章，作者授权本公号发表。申芷菡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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