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齐特尔曼：为什么知识分子反感资本主义（下）

Original 雷纳·齐特尔曼辛庄课堂 2022-04-06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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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齐特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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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依赖外显学习

可以理解的是，知识分子倾向于将知识获取等同于学术教育和书籍学习。心理学使用术语“显性知识”来指代这种通过“显性学习”获得的知识。然而，通过“内隐学习”获得的另一种知识要深刻得多，而且往往更强大，尽管许多知识分子并不知道它的存在。由于这是大多数企业家获取知识的途径，因此了解两种知识和学习形式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

哈耶克举了一个小孩子的例子，他们能够无意识地了解语法和惯用语，并应用它们。“在不了解语法规则的情况下用语法说话的孩子不仅可以通过遵循语法规则来理解他人表达的所有含义，而且还可能能够纠正他人讲话中的语法错误。”同样，工匠或运动员的技能——知道怎么办而不知道是什么——是隐性获得的。“这些技能的特点是我们通常无法用言语描述。”

最近，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重新引入了“隐性知识”一词，他在其著作《隐性维度》中创造了被广泛引用的短语“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的更多”。对于波兰尼来说，这代表了沟通的核心问题。“我们的信息遗漏了一些我们无法言说的东西，而要弄懂事情，却有赖于这些无法传递的信息，接收人会发现我们无法交流”。波兰尼阐明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技能，另一方面是理论知识。“对汽车理论的全面学习无法取代驾驶员的技能；我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与对其生理的了解完全不同；押韵和韵律的规则不会告诉我一首诗讲述了什么。”

换言之，学习不一定是有意识和系统地获取知识，而往往是无意识的过程。在一项实验中，测试对象在计算机模拟中扮演工厂经理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通过调整工厂人员配备水平来维持特定数量的糖生产。系统的底层函数方程没有透露给测试对象。在学习阶段，他们不知道他们随后会被要求参加知识测试。测试表明，测试对象能够调节糖厂的生产，而无法准确解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基于在美国进行的创业研究结果，并结合我自己的原创研究，表明正规教育在创业技能的发展中只起次要作用。创业成功取决于学历以外的因素。其中关键是销售技巧。尽管学术机构很少讲授销售技巧，受访者认为这是他们作为企业家或投资者取得成功职业生涯的必要先决条件。许多受访者在上学或大学时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创业，这让他们可以试水并获得全面的内隐知识，这才是他们随后经济成功的关键。

内隐学习的记录方式与外显学习不同，后者可以通过直接可比的证书和学历证明。按照知识分子的标准，一个可能没有读过很多书或在大学里没有表现得很突出的企业家没有什么可以与博士学位或出版物清单相比的。这就是为什么与在房地产市场上进行数十亿美元交易的投资者相比，拥有平均出版物清单的教授更有可能被认为值得进入维基百科——一个由知识分子开发和运营的平台。

创业学习的结果最多可以通过观察一家公司的业绩或其所有者享受的生活水平来间接地看到。知识分子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智力低下”的大学辍学生，他们只阅读了他们所读过的一小部分，最终赚了更多的钱，住在更大的房子里，开着更好的车。他们感觉自己的“公平”被冒犯，因此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或市场出现故障，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来“纠正”。知识分子通过剥夺富人的一些“不应得的财富”来安慰自己，即使他们不能完全废除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

尽管缺乏正规教育和资格证书，但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通常会提出两种说法，以寻找可以解释企业家在经济上取得更大成功的原因。第一个基于他们的基本信念，即市场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第二个则暗示大多数财富是通过在伦理和道德上有问题的方式获得的不义之财。这有一种安慰，因为它为不富有的知识分子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他们现在可以将自己在经济上的失败解释为更高的道德水准，其标志是在追求幸福时拒绝诉诸不道德的方法。对于一个将自己视为社会道德良知的群体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且令人深感满足的理念。

还有另一种解释，将富有的企业家的成功归因于“纯粹的运气”。正如书籍的高周转率所证明的那样——当然，由知识分子写的——将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大的成功归结为“运气”或“意外”，这种想法，在人们面对他们没有完全理解的现象时，都特别受欢迎。当这些解释未受过教育的企业家的经济成功的各种尝试都没有结果时，知识分子最终认定，任何能够产生这种不正常结果的“系统”都必须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他们反资本主义情绪大部分都源于这种信念。

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基于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比社会其他成员优越这样一种假设。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告诉我们，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多。诺齐克问道，这种权利感从何而来？

他的回答是：从学校开始，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人会得到表扬和好成绩。到“言语聪明的孩子”从正规教育毕业时，他们已经被灌输了一种与智力不足的同龄人相比更有价值的感觉，这导致他们期望整个社会按照相同的规范运作。当意识到市场经济并没有给予他们读书技能同样的认可时，就产生了沮丧和怨恨情绪，从而加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意。

罗伯特·诺齐克

我认为这些信念的种子可能更早就种下了。知识分子更有可能来自于重视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或其他亲属是学者，而非工人阶级或企业家家庭。从幼儿时期开始，他们受到的思想灌输就是教育、书籍学习、社会和/或政治参与远比追求物质财富更有价值。诺齐克说：教育系统又强化了这些价值观，证实了孩子在家里已经学到的东西，即书本学习、语言技巧和智力才华将获得最高的赞誉。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些论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尽管欧美知识分子都有反资本主义情绪，但包括美国的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欧洲的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内的社会学家指出：欧洲和美国，在尊重知识分子方面存在差异。在他1967年关于德国社会与民主的著作中，达伦多夫引用了利普塞特的观察，即欧洲人给予教授、工程师和工厂主同等的尊重，而美国人因为过于追求平等，不会以社会地位为由尊重任何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平等主义，才使得他们在美国没有得到渴望中的尊重。”达伦多夫同意这一分析，并补充说，“演员的反智主义与知识分子渴望改变之间的冲突”——他认为是普遍的——可能在像美国这样“经济为王”的文化中最为明显。

1956年，在奥地利出生的知名美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已经对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有了类似的描述：“欧洲上流社会对在任何领域表现出色的个人都是开放的......巴黎沙龙的明星不是百万富翁，而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知识分子占了上风，而其他人至少假装对知识分子的关注点很感兴趣。“社会”对美国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在美国所谓的‘社会’几乎完全由最富有的家庭组成。”冯米塞斯继续争辩说，这些家庭对文化问题不感兴趣，更喜欢谈论体育。因此，美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富商视为野蛮人，将其视为一个一心想赚钱的人”。哲学教授觉得足球队教练的高薪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

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认为富人对这些敌对态度负有部分责任：“如果一群人像美国‘社会名流’那样，把自己隔离于其他人群之外，尤其是与知识领袖隔离，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些被他们排除在自己圈子之外的人的批评目标。美国富人所实行的排他主义导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被排斥”，点燃了知识分子的敌意，使得知识分子支持反资本主义的政策。

利普塞特、达伦多夫和米塞斯的这些评论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虽然他们的观察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无法解释欧洲知识分子——当时和现在——反资本主义倾向。尽管存在地区差异，大西洋两头对反资本主义的坚持，仍然困扰着观察家们。

探索以下假设会很有趣：在过去的60年里，欧洲社会在许多方面变得越来越美国化，自金融危机以来蔓延的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没有能改变这一点。在欧洲，传统的知识精英，以及他们主要从事的职业，已经失去了一些排他性和声望。欧洲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化美国化的许多抱怨很可能部分是出于对失去地位的恐惧——这也有助于解释反美和反资本主义情绪的长期交错。失去一些特权地位的感觉伴随着对经济实力下滑的恐惧，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两者都负有责任。

那些持有反资本主义观点的人理所当然的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情绪需要解释：这不就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的正常回应吗？正如库什曼所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意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必要性。相反，他们将自己的观点视为，类似于大多数人更喜欢温暖的阳光而不是寒冷的天气，这样的客观真理，根本不需要深入地分析解释。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其他制度，更大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财富更有可能来自更多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资本主义的批评者都陷入了两个陷阱：第一，他们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制度下出现的不完善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尽管事实上这些不完善与资本主义的任何内在缺陷都无关。其次，他们反对的不得人心的社会经济现象，根据客观的分析，这些结果实际上是政府干预市场导致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

对于第一点的回应：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存在不平等、腐败和贫困？当然有。但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这些是否可以与基于市场的经济秩序具体联系起来，或者它们是否实际上是在所有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模式中始终存在的现象。

近年来，在检测到几家主要汽车制造商部署的欺诈软件之后，柴油机排放丑闻引发了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强烈抗议。但欺诈真的是资本主义发明的，还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经济体系中？

事实上，市场经济中才更有可能消除欺诈。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滥用客户的信任可能会导致业务损失，而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中，消费者没有从更值得信赖的竞争对手那里购买产品的选择权。例如，美国消费者可以自由购买他们喜欢的任何品牌的汽车。在社会主义东德，Trabant和Wartburg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如果这两家公司为他们的汽车配备了欺诈性软件，潜在买家也没有其他可替代选择——假设他们的欺诈行为被公众发现，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新闻自由。而在市场经济中，不让消费者失去信任进而最终损害其品牌价值符合每家公司的利益。但当然，有些公司——以及个人——的行为违背了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

资本主义有不平等吗？当然有。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地。甚至，我们需要反问，乌托邦小说中设想中的绝对公平真的可取吗？然而，与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相比，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不平等往往不那么严重。

另一个问题是特定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是否是人类幸福程度的最可靠指标。你愿意生活在一个生活水平和不平等程度都较高的国家里，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程度和生活水平都很低的贫困国家？

重申我在引言中提出的一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从来没有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过。正如我在第9章中对金融危机的讨论中所表明的，完全有可能证明许多所谓的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实际上是违反资本主义原则的结果。任何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陷。

商界精英在压力下投降

尽管其关键论点的前提很薄弱，但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辩论在当代很具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这些讨论不是仅局限于学术精英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讨论，而且对一群关键的舆论塑造者的态度和观点产生了形成性影响。

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力量远远超出其传统的“第四权力”，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甚至可以影响政治行为，因为政治家需要媒体的支持。随着公共辩论越来越多地在线上进行，传统的、预先设置议程的媒体节目被削弱，观察这将如何重塑政治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多种伪装下的反资本主义中，环保主义目前最具影响力，已经成功地使商界精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他们的对手相比，商界精英不够能说会道，且更习惯于凭直觉行事而不是依照抽象的理论，这些商界精英成员已经向知识分子所支持的反资本主义投降。由于创业成功取决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的能力，他们经常没有意识到适应令人反感的政治现实并不总是一种可持续的生存策略。

这不是最近才有的困境。1961年，出生于俄罗斯的美国作家和“客观主义”思想家艾恩·兰德——以其描绘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而闻名，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非小说类书籍《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以下告诫：“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公正的压力下无限期地生活：他们必须反抗或让步。大多数商人让步；一个哲学家会为他们提供反抗的智力武器，但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哲学的任何兴趣。他们接受了不劳而获的罪责；他们接受了“庸俗唯物主义者”的骂名……从历史上最勇敢的人类阶层开始，商人慢慢滑入长期被恐吓的境地——在社会、政治、道德和智力等各个方面。他们的公共政策包括安抚他们最大的敌人，安抚他们最卑鄙的攻击者，试图与破坏者达成协议，投入资金以获取左翼出版物和“自由”政客的支持，让集体主义者管控他们的公共关系和发声——在宴会演讲或是正版广告中——承诺无私地为社会服务是他们的唯一目标，并为他们价值数百万的大企业仍然赚取了2%或3%的利润这一事实而诚恳的道歉。”

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变得如此强大，只是因为商业精英迄今为止无法团结起来并做出足够智慧的回应。亲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以及兰德等作家——都试图参加商业精英本身不愿意或无法进行的战斗，无论商业精英是由于缺乏勇气或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语言天赋。然而，亲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圈子中一直是个局外人。

哈耶克认为，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被大多数知识分子视为“一群胆怯的，为社会现实辩护的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哈耶克使用“自由主义”和“自由”，并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即左派意识形态），而是在传统的欧洲意义上（即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然而，他认为，传统自由主义缺乏社会主义那种能给许多人描绘出诱人的乌托邦愿景。因此，哈耶克呼吁建立一个梦想中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用一个激进的蓝图去反击占据主导地位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打败反资本主义的唯一办法”，这种想法可能是对的。然而，问题在于，反资本主义乌托邦总是能够描绘自由主义乌托邦无法想象的愿景，仅仅因为左派思想的核心就是能够完全不考虑人性的本质，设想出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怀疑有“新人类”建立的“人间天堂”，因为人性就不是这样的。

虽然20世纪领先的思想家和亲资本主义人士并没有彻底地分道扬镳，但在某些圈子里，人们极度崇拜独裁者。这些人不是局外人或 “另类”，而是知识精英的成员，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驱使他们敬畏一些20世纪最恶劣的大屠杀凶手。法国作家亨利·巴布斯和让-保罗·萨特只是众多作家中的两个例子。巴布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枪火之下》已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并为他赢得了贡古尔奖，他接着写了一本谄媚的苏联领导人传记，他说：“他的历史是一段克服了一系列巨大困难的胜利史。自1917年以来，没有哪年他没有做出足够耸人听闻的事情。他是铁石心肠的人。他的名字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钢铁”。

在1950年7月发行的《摩登时代》中，存在主义哲学的剧作家和创始人、20世纪法国主要知识分子之一萨特为他在古拉格问题上的沉默辩护说：“因为我们既不是成员，对于[共产]党及其公开的同情者，写苏联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职责；只要没有发生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我们就可以自由地远离关于这个系统的争吵。1954 年他从苏联旅行回来后，荒谬地断言，苏联公民享有充分的批评政权的自由。萨特崇拜以任何形式反对或攻击资本主义的人，从切格瓦拉到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派（也称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成员，再到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到杀死了国家20%的人口，总共200万人的柬埔寨独裁者波尔布特。

这并没有减少知识分子对萨特本人的推崇。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诺姆·乔姆斯基也是如此，他表示，波尔布特的大屠杀仅造成“几千”名受害者，而作为主流媒体反共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被严重夸大了。在1971年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后结构主义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和话语分析的创始人）发泄了他对资本主义精英的愤怒：“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精英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发动战争，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想要夺取政权。当无产阶级掌权时，他们很可能会对敌人施以暴力、专制甚至血腥镇压。我看不出对此有什么好反对的。”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悖论是，知识分子一开始往往是反资本主义制度（在多情况下，残酷的独裁政权）的设计者、创造者或至少主要捍卫者，而结果却使自己成为了受害者。格德·科南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的历史和起源的书中反思了“许多诗人、戏剧和电影制作者、画家和学者的命运——精疲力竭或沉默、被驱逐或被枪杀——他们被篡改或删减的传记构成了苏联文化历史的重要部分”。无论在何处掌权，反资本主义都会摧毁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精神自由，及其经济财富。

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仇恨，才可能让莱昂·福伊希特万格这样的领先知识分子——20世纪最成功的德语作家之一——在他出版于1937年的关于访问莫斯科的游记中写下这些诗句，“离开假民主和虚伪的人文主义的压抑气氛，进入苏联的振奋气氛，人们重新活了过来。”

知识分子喜欢将自己视为逆流而上而非拘泥于传统的自由思想家，厌恶任何形式的“不加批判”的从众。事实上，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通常在自己所在的群体中表现出高度的顺从。他们中很少有人有勇气将自己置于群体之外。

知识分子通常发现回到左翼信仰并采用保守的世界观比在精神上克服根深蒂固的反资本主义怨恨更容易。因此，那些从青年时代的极左政治转向保守观点的皈依者（没有多少人采取相反的路线），即使在几乎所有其他事情上都改变了主意之后，他们通常仍会坚持他们的反资本主义信念。即使对于前共产主义叛徒，这也往往是他们不会越过的一条红线。德国记者马可·卡里尼从1949年的散文集《失败的上帝》开始，追溯了这些叛徒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包括六位著名作家和记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亚瑟·科斯特勒——讨论了这些叛徒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的原因。

我写这本书——尤其是这一章——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希望它能说服一些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质疑迄今为止指导他们生活的信念。知识分子的真正贡献不在于构建复杂的理论，让他们的同胞猜测他们可能会得到什么。如果他们提出可验证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标准来识别和定义出能促进自由和经济增长的条件，对整个社会来说不是更有用吗？然而，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不彻底反思知识分子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心理因素，或者知识分子群体共有的经验和规范所迷惑了。

（选自作者《The Power of Capitalism》一书第10章，作者授权本公号发表。申芷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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