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为什么特别需要企业家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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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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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老师为辛庄课堂首期班学员授课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需要看一看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有很大的波动性，有高达15%的增长年份，也有不到4%的增长年份。经济增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历了7年持续走低，而在最近10年再次出现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

我个人的观点是，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一个趋势性问题。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趋势性的？

为什么是“趋势”而非“周期”呢？影响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技术和创新、体制和文化、人口和劳动力则是形成经济发展趋势的底层因素。

第一，技术和创新。就生产技术而言，我们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300年来的技术创新而非中国自我创新的基础之上。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我国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国家三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大部分技术，都没有专利了，都可以为我所用，不需要花什么成本，可以说是“免费的午餐”。

2018年我写过《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点击蓝色字体阅读此文）一文。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大都同时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果实。但当我们把“低垂的果实”差不多采摘完了的时候，高处的果实不容易够着，我们的发展优势自然就会递减。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套利实现9%的经济增长并不难，但发达国家通过创新想达到3%都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实现更多的技术创新，是我们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二，体制和文化。我们之所以能利用别人的成果，是因为从1978年开始，我们走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激发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的体制改革是动态的，既有内部观念和政策变化产生的推动，也是与国际环境互动的结果。但无论内部观念还是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波动、迂回时有发生，因此很难期待在开放和自由程度上保持直线递进式的发展。但体制与文化的开放程度、自由程度、权利保护程度，对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和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内循环接替全球化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这与突如其来的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我们国内的变化相关，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现实的变化，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产品要走出去会越来越难，中国经济要依靠更多的创新来维持增长越来越重要，但正如前面所说，创新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与我们自身的改革不足有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体制上有很多限制，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放”，给企业家和人们更多的自由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上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不合法，必须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才能生存，但企业家预期“红帽子”终将会摘掉，所以他们还是敢冒险的。但法治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现在甚至偶尔还不时冒出重新公私合营的声音，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持续投资的信心，而创新特别需要持续的投资。

体制改革趋缓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关系。2003年非典催生了很多的国际间友好援助与合作，但这次新冠疫情却没能够让国与国之间更加友好，反而激起了更多的误解和对抗，这非常令人遗憾，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人口和劳动力。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帮助我们把人口数量降了下来，但同时也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我们是人为制造了非常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就像为了减轻体重把大腿锯掉一样。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自改革开放到200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但在过去20年却急剧上升。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15年前是中国的22倍，10年前是10倍，5年前变成了5倍，而现在只有4倍。2015年之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比我国更有优势，这导致中国在国际制造业市场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为什么企业家创新精神今天变得更重要？

既然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必然的趋势，而我们又不希望顺其自然，因为中国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强国的水平，人民的美好生活还没有实现，能不能突破中等收入的陷阱都还有很大的悬念。因此，我们还需要更主动积极地作为。 

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们不能像解决周期性问题那样，仅靠政府多发货币或者降低利率就可以熬过去。企业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到处都是套利的空间，不管技术从哪里来，只要抓好一个机会就能快速发展。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如果还想实现一个不错的增长，只有两条，一条是从宏观上继续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尤其是权利的保护，使已经回头上升的整个社会的体制成本再降下来；同时坚持和扩大开放，努力使中国不脱离国际市场。另一条就是大力推进实实在在的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创新的关键是让企业家有足够的信心，愿意长期持续地对创新进行投入，创造出新的增长点。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创新的过程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创新和套利不同（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点击蓝色字体阅读相关文章）。创新是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新的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套利则是在市场当中发现资源配置的错配、不均衡，然后通过改进资源配置来赚钱。创新和套利的利润曲线也不一样。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创新是一开始亏损，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最后赚到钱。

创新与套利都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但创新对制度的要求更为苛刻，因为创新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高度不确定、不可预测，二是周期非常长。由于创新对配套的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果体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创新，并且是保护到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分人，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今天使用的技术在20年甚至10年前都无法想象。同样，对下一个10年或是20年而言，什么是最新的技术、什么样的东西最赚钱？我们在今天也无法预测。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到外地参会，远程的一般都选择坐飞机，飞机是最可靠的远程交通工具。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之前，飞艇成为远程普通交通工具的可能性比飞机要大得多。飞艇发明的时间更早，其飞行半径、高度和最大载重量等也都比飞机具有优势，但最后却完全被飞机所取代。

造成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因素很多，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化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当时仅美国就有上百家飞机制造公司，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全世界生产飞艇的公司几乎只有德国齐柏林公司的一家，竞争不够充分。这一点对于飞机和飞艇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普遍认为飞机要败给飞艇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创始人和掌门人胡安·特里普不信邪，坚信飞机一定能战胜飞艇，不断开辟新航线，购买新飞机。最终，飞机打败了飞艇。

因此，对于创新，我们要记得两点，第一点是创新离不开企业家精神。在一般人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真正的企业家仍然会坚持，不放弃，想实现他的梦想，想做出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才有了创新。第二点是创新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不能靠一两个企业或企业家，不管是国企或是民企。创新必须依靠大量的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如同生物变异，大部分都会以失败告终，只有小部分适应环境的能够存活下来，并且繁殖扩散。

因此，对中国未来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要寄希望于某一项政策或规划来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而是要依靠众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多元化选择。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降，我们此时更需要一个可以从根本上激励企业家创新的体制，帮助中国经济在未来真正实现创新驱动的良好增长。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12月11日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举办的2020未来峰会“重识全球变局下的好企业”演讲整理。原文整理：何又夕；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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