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共同富裕是企业家的责任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共同富裕是国家的大目标，也是每个企业家的使命和责任。我认为，企业家群体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大有可为。我甚至坚信，没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共同富裕不可能实现。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理解利润的本质。
利润是一种责任
企业家，并且只有企业家，赚得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经济利润）。
在会计核算上，利润=销售收入-成本。企业家要赚钱，首先必须有销售收入。销售收入是哪来的？消费者（客户）支付给企业的价格。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付钱给企业？因为他们通过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可以获得好处，没有这种好处，消费者分文也不会付，企业就不可能有收入，更不要说赚钱了。
消费者从购买中得到的好处---即产品提供的效用超过价格的部分，经济学家称之为“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在统计上没有反映，但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进步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经济进步就是消费者剩余不断增加的过程。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越激烈，消费者得到的剩余越大。企业家的创新使得消费者不仅买到原来无论付多少价格也买不到的新产品，而且能以越来越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更高、性能更好的产品。比如，1990年代初，一部“大哥大”手机的价格是3万元人民币，现在一部最新型号苹果手机iPhone13, 价格不过6千元人民币左右，后者的功能是前者根本无法企及的。如果按照每百万比特内存计算，现在的价格不到1990年代初的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
企业家是伺候消费者的。非市场经济下是笨人伺候聪明人，市场经济下是聪明人伺候笨人。我对手机技术一窍不通，但聪明绝顶的乔布斯和他的继任者们，还有任正非们，必须讨我的喜欢。一个企业家伺候的消费者越多，消费者从中受益越大，企业家赚的钱越多。消费者每时每刻都在用货币选票奖励或开除企业家，企业家从来不敢高枕无忧。消费者只要停止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企业家就会破产，变成穷光蛋！消费者如果抱怨企业家赚钱多，只能怪自己。消费者不愿开除企业家，就说明他的所得（价值）大于所失（价格），他在获得消费者剩余，而且比他从其他企业家那里获得多。
企业家要伺候好消费者，就必须使用生产要素和其他投入。为了使用生产要素和其他投入，企业家就必须支付成本。成本是什么？成本是生产要素和其他投入品的价格。在法律上，成本是企业家承诺支付的生产要素和其他投入品所有者的合同收入。所谓“合同收入”，就是如果企业家不能兑现，合同收益的索取者（如雇员、债权人）可以把企业家告上法庭，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益。即使企业破产清算，雇员也有获得资产清算后收益的优先权。
因此，企业家要赚钱，首先必须让消费者得到消费者剩余，其次必须让雇员得到工资收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证。利润是一种剩余索取权，即支付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同收入后剩下的部分，不是合同收入。剩下有就是利润，没有就是亏损。如果消费者得不到消费者剩余，雇员得不到工资收入，其他利益相关者得不到好处，企业家不可能赚钱。即使所有其他参与人都各得其利，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企业家也不可能赚钱。
市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在所有种类的收入中，只有企业家的收入可能为负，只有企业家可能白忙活一场，雇员和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不能为负。这意味着企业家是通过自己承担风险为他人提供保险，雇员和其他人是被保险者。雇员做工是为了挣钱，企业家办企业是为了赚钱。挣钱没有风险，赚钱有风险。企业家不论自己能否赚到钱，员工的工资一分也不能少。有风险就得有风险补偿，成功的企业家赚取的利润包含着风险补偿，否则没有人愿意替他人提供保险。
进一步，雇员得不到工资收入可以诉诸法律，消费者得不到好处可以开除企业家，但企业家如果亏损，只能怪自己，无处可抱怨，也很少人会同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润是一种责任，企业家赚钱的前提是他有能力为员工和其他人承担责任。企业家能力，其实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能力。许多人选择不做企业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钱，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没有能力赚钱。一个企业家赚钱了，意味着他让包括雇员在内的所有参与人得到了好处（不要把欺诈当作企业家行为。欺诈在每一个职业中都存在。）企业家赚钱越多，意味着他为其他人做的贡献越大。而且，与企业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相比，他自己赚取的利润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比如，比尔·盖茨富甲天下，但与微软公司对人类的贡献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我必须强调一点： “收入分配”是一个有误导性的概念，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收入是一个固定的量，已经在那里了，问题是在不同人之间如何分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收入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分配出来的。没有了企业家，蛋糕就变小了，甚至没有了，没有人能“分配”到蛋糕。
下面，我用中国跨地区（省级）的统计数字说明这一点。我用的统计资料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另一个是胡润中国富豪榜。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文用的主要是2017年的数据，是因为我手头有胡润榜这一年的详细数据，不是因为我的结论只在这一年成立。事实上，在可找到数据的年份，我做了多次验证，本文的结论都是成立的。
一个地方的企业家人数越多，
蛋糕越大，分配越趋于公平
图1横坐标是2017年每个省每万人口中私营企业的数量，纵坐标是每个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坐标上每个点代表一个省，我标出了其中的7个省。一个地区私营企业的数量，大致上可以代表这个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因此，横坐标实际度量的是人口中企业家的密度。图1表明，企业家密度与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R=+0.95）。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均企业家人数越多，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大致来说，每万人口中企业家增加10个，该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700元。
企业家密度对普通雇员的工资水平有什么影响？图2的横坐标代表每个省企业家的密度，纵坐标代表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该图表明，按人均计算的企业家人数越多的地区，私营企业雇员的平均工资越高，而且统计上非常显著（相关系数R=+0.8）。这里背后的原因是，企业家人数越多，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越剧烈，雇员讨价还价的力量越大。
我也发现，企业家人数越多，平均资金利润率越高，但统计上显著性不强，这与资本的高流动性有关。结果是，企业家越多的地方（按人均计算），工资在企业营收和成本中的比重越高。这意味着从收入份额看，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绝对工资，也有利于提供他们的相对份额。使用私营工业企业数据（我无法得到全部私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和工资总额数据），图3表明，一个地区从事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企业家越多，工资对利润的比率越高。尽管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毕竟是正的。浙江是人均私营工业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私营工业企业的工资总额是利润总额的1.2倍，是全国最高的！
企业家的密度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的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衡量。基尼系数越大，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图4表明，一个地区每万人口中企业家数量越多，该地区的收入差距越小。虽然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R=-0.32）在统计上没有达到非常显著水平，但毕竟是负向的，至少意味着一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会因为该地区有更多的企业家而变大。那种认为企业家赚钱越多，收入差距越大的观点得不到统计数据的支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上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图5表明，一个地区人均企业家数量越多，该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越低，而且统计上相关系数（R=-0.87）非常高。（我用了2012年数据，因为这一年是最后一年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大于0。2017年统计上已找不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七省市的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数据。）
度量贫困问题的另一个指标是低保人数。图6表明，一个地区人均企业家数量越多，该地区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低，二者之间统计上的显著性非常高（相关系数R=-0.84）。大致上讲，每万人口中的企业家数量增加1%，低保人数比例下降1.3%。
上述统计分析表明，至少从企业家密度与人均可支配收入、雇员平均工资、工资总额对利润总额的比率、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和城乡低保人口比重的相关关系看，更多的企业家不仅使得蛋糕变大，而且使得蛋糕的分配更为公平，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的比例更低。
富豪榜上人数越多的地区，
人均收入越高，收入分配越趋于公平
前面我用的是统计局提供的每个地区私营企业的数据，这些企业规模有大有小，就全国平均而言，每户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只有7.3人，其中最高的是新疆，平均15.5人，最低的是黑龙江，平均不到2人。这意味着，大部分私人企业家，只能算是中产阶层。
胡润富豪排行榜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2017年胡润富豪榜列出2130名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们都是企业家，当然是中国最富的企业家。剔除公司总部在香港、澳门、美国和英国的43人，公司总部在内地的共2087人，其中能查到出生地的1514人。就公司总部所在地分布而言，富豪超过100人的地区包括广东（457人）、北京（312人）、浙江（306人）、江苏（192人）、上海（181人）和山东（113人）6个地区，共1561人，占总数的近75%，其余526人分布于其他25个省市自治区。
一个地区富豪榜上的人数与该地区的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有怎样的关系？
图7横坐标代表一个地区按公司总部所在地计算的每万人口中富豪榜上的人数，纵坐标代表该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该图表明，二者之间在统计上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0.88）。也就是说，按人均计算的一个地区富豪榜上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该地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平均而言，每百万人口中富豪榜上的企业家增加1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3244元。
图8是按照出生地计算的每万人口中富豪榜人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与按公司所在地计算的结果类似，按出生地计算的富豪榜企业家越多的地区，人均富有程度越高，相关系数非常显著(R=+0.71)。
企业家是一个流动的群体。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该地区对企业家的吸引力就越大。富豪榜上按公司总部所在地最多的6个省市，都是企业家净流入地区（净流入等于总部所在地富豪榜企业家数量减去出生地富豪榜企业家数量。）比如，广东省按公司总部所在地计算有457个富豪榜企业家，其中出生于广东本省的是284个，另外173位来自其他地区（由于部分企业家出生地查不到，所以该数据未必准确），北京按公司所在地计算的312个富豪榜企业家，只有46个出生于北京，其余266个都不是北京出生，占85%。
图9表明，按人均计算的一个地区吸引的外地富豪榜企业家越多，该地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这一关系在统计上非常显著（相关系数R=+0.77）。这意味着，吸引外地企业家可以显著提供本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反之，那些富豪榜企业家流失的地区，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会因此下降。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区，虽然本地出生的富豪榜企业家相对比例不高（分别是46人和51人，占总数的14.7%和28%），但能大量吸引外地企业家进入，这可能是他们居民人均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广东既盛产本地企业家，又能吸引大量外地企业家，可以说是好上加好。浙江外地出生的富豪榜企业家相对少（43/306，占14%），但浙江特别盛产本地富豪榜企业家（263人，略微少于排名第一的广东284人，但按人口比率算，浙江本地富豪榜企业家数量远远高于广东和其他地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富豪榜企业家人数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图10、图11和图12分别表示按公司所在地富豪榜企业家密度、按出生地富豪榜企业家密度和净流入富豪榜企业家密度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三者与基尼系数之间都是负相关。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但负相关系数说明，一个地区富豪榜企业家人数的增加（无论本地出生的企业家还是外来的企业家），即使不能改善该地区的收入分配，至少不会使该地区变得更为不平等。我还曾计算过每万人口中富豪榜企业家数量与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5等分人口收入差距，结论与上述结论类似。从共同富裕的角度看，这是个好消息。
结束语：
做好企业是企业家对共同富裕的最大贡献
本文从理论和统计数据两个方面分析了企业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我的基本结论是，企业家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力量。最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做企业，每个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把蛋糕做大，而且有助于蛋糕的分配更为公平合理。因此，创造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体制、政策和文化环境，是共同富裕的要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分析。
2021年12月23日定稿。本文的基本内容曾于2021年12月22日在“2021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演讲。凡引用本文内容者，务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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