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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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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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金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幸运的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发挥企业家精神需要具备何种社会条件，但不幸的是，历史同样告诉我们的是，文化和制度都存在很强的惯性，如何实现这些条件，仍有待于艰难的探索。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变化蕴含着机会，企业家就是那些能够创造性的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以实现个人抱负的群体，而这种创造性、能动性和有所作为的进取心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发明创造、技术突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这种创造性古已有之，甚至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天性，火种的保存与语言的发明就是明证。然而，仅有这种创造性似乎并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尽管曾经有过某些重大的进步和突破，也曾经出现过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但是以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之后方才出现。那么，从历史经验来看，企业家精神因何受到了抑制，或者说何种社会条件才能培养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这正是由美国三位著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和威廉·鲍莫尔编著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书涵盖了深远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的地域范围，包括五千年前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流域、中世纪的中东和欧洲地区、工业革命前后直至当代的英美和欧陆国家以及印度、中国和日本这三个重要的东方国家，在对古今各国的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探究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洞见。从古代到现代，在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发展状况下，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激励与发扬这种精神，并引导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则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社会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是一个探索与实现这些条件的过程。

威廉·鲍莫尔对企业家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将其分为生产性企业家和非生产性企业家。尽管两者的行动都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从而增强个人的财富、地位或权势，但是前者的重点在于创造性和生产性，从长期来看将会通过提供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和新的组织方式，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而后者的重点在于破坏和非生产性，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行为，并不会为社会总体带来更多的益处。自古以来，大量的企业家才能被用于抢掠、战争和其他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发明新的军事技术，创造新的军事组织方式，这就是后者鲜明的例证。尽管这有助于增强个人及其所属的群体的优势，但是却是以其他个人和群体的损失为代价，因此并不会促进社会总体的进步。宝贵的企业家精神被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中，这是前现代社会未能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业家与其他个体一样，其行为是由预期的收益和成本决定的，因此，他们能否发挥企业家精神，以及是否将其运用于生产性活动，取决于文化和制度等社会条件，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决定了企业家采取各种行动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首先来看文化。文化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决定每个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感知，这从总体上限定了企业家所能利用的机会。有关各种行为是否正当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决定企业家所能获得的非物质回报。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和制度的崛起归之于新教伦理的勃发，这一观点已为人所熟知。与之类似的，乔尔·莫克尔认为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启蒙运动使其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不再认为人类社会是神秘莫测、亘古不变的，而是通过理性可以认知和改造，从而实现不断进步的。这就为企业家精神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因为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只能是零和博弈，企业家行为也必然是非生产性和分配性，只会扰乱正常秩序，引发社会动荡，因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受到普遍抑制，而战争成为挥霍创造性和博得利益、声望与地位的正当途径。从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东西方传统文化都会贬抑经商活动，将其斥之为不正当、不道德的行为，这显然降低了企业家的社会回报。在一个秉承进步主义世界观的社会中，创新和创造被视为增长和进步之源，伟大的企业家成为社会推崇的偶像和英雄，这必然会激励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

文化的包容性是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真正的创新在一开始时都是某种“异端”。在一个排斥异端的封闭环境中，真正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很难脱颖而出。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无论在企业还是在政府部门，将保守视为美德的管理者都只是循规蹈矩的“官僚”而已。17世纪法国对胡格诺派新教派的迫害使其大量流亡英国，为后者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与人力资源，20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证。

发挥企业家精神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实有效的产权保护。如果对于财产未来的使用和收益缺乏信心，人们就会失去投资的动力，同样也没有动力去施展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历史经验表明，对产权的侵犯经常来自于王权和政府，因此，通过法治来有效地约束政府被视为保障产权和促进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因为如此，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确立了议会相对于王权的合法权力和优势地位，这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对王权和政府的限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消除一切不必要的特权、垄断、许可和限制，以创造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家才能由非生产性活动转向生产性活动。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的自由放任或者无为而治，恰恰相反，为企业家精神创造一系列必要的社会条件，都需要政府积极而有效的作为。这至少包括以下几项基本内容。一是一个成本可以承受的专利保护制度，以实现两个重要的目标，即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激励，同时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缺乏有效的专利保护，必然导致“山寨”成风甚至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这会降低创新者获得的经济回报和非物质回报。但是专利制度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产权纠纷，甚至沦为“专利流氓”用来不当获利的工具。显然，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专利制度，是每个致力于创新的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有助于发扬企业家精神的金融体系。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需要通过金融体系调动大量的资源，也需要金融体系为各种交易活动提供便利。即便在古代，创建稍具规模的企业和拓展企业的业务范围，仅靠自身的积累也难以完成。因此，一个灵活有效的金融体系肩负着挑选真正创新者的重任。通过金融体系，只有将更多地资源配置给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群体，社会总体上才会更具活力，更有效率，创新和增长的速度也才会更快。

三是其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企业家的各种创新活动需要有人才作为支撑，因此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而且，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需要的人才特质也会有所区别。比如，在经济赶超阶段，模仿创新是主要的创新方式，因此基础教育和工作纪律可能更为重要；实现经济赶超以后，前沿创新成为主要的创新方式，教育的中心就应转向高等教育和创新思维。历史经验还表明，道路交通和信息交流等基础设施同样重要。

对我们这个以创新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国家，了解历史上企业家精神的兴衰，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难发现，当前对企业家精神的很多抑制因素，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曾经出现过，是发展与转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幸运的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发挥企业家精神需要具备何种社会条件，但不幸的是，历史同样告诉我们的是，文化和制度都存在很强的惯性，如何实现这些条件，仍有待于艰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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