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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八年沧桑一世情

李旺 辛庄课堂 2022-04-06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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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音频来自于吴堡县广播电视台FM91.5

《铜吴堡美文》栏目

原题:《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和我爱人李合信1972年2月到吴堡,1980年调到咸阳。在吴堡工作生活了8年,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李旺老师和李合信老师合照

我们是西北农业大学69级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1970年分配到兰州军区宁夏吴忠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再分配到吴堡工作。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家庭中,曾祖父李桐轩是西安易俗社的创始人,祖父李约祉是个爱国学者、教育家,叔祖父李仪祉是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创始人,舅爷张季鸾是我国著名报人、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我的父亲李赋丰是榆林地区水利局的总工程师,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吴堡的。

报界宗师——张季鸾

当时从榆林到吴堡有多半天的路程,汽车一直在一条峡谷中颠簸,让人有些透不过气,直到下午,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出现一片开阔地,一条大河出现在眼前,泥浪滚滚,我们来到了黄河边。这个地方叫宋家川,是吴堡县政府所在地,川道狭长,多数人住在山上。一条公路贯穿东西,河的对面是山西省。当晚,我们住在县革委会的一孔窑洞中,合信打回来晚饭,往桌子上一放说:“来,吃!”我一看,大粗瓷老碗中整了半碗红色的高粱面节,上面盖了些酸菜熬土豆,心里不由一沉,今后就要吃这种饭了!第二天,我们去报到,合信定下到县体委工作,我被分到了吴堡县宋家川中学当老师。

黄河流过吴堡县

宋中在宋家川东尽头的山上,下面就是黄河,我站在学校往下看,发现一条大桥联通两岸,有人告诉我,大桥是两年前刚建成的,对岸是山西的军渡。一句话提醒了我,1952年省水利厅派我父亲到榆林时,不就是从这儿过的黄河吗?马上就有了一种亲切感。想想过了桥,坐半天的汽车到介休,就可以坐上火车回西安了,觉得倒也不错。
学校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必须自己在老百姓家租窑洞住。有人告诉我们,学校旁边隔道山梁有个叫迎喜的人,家穷,有个空洞子,没钱安门窗,如果出钱安上门窗就可以租住。我们出了120元,租期5年。窑洞很简陋,土墙土炕,还有一个石面的连炕灶,但因一切都是新的,还算干净清爽,我们就这样安顿下来了。一住下来我们就面对两个难题:吃水要到山下黄河滩机井中去挑,做饭要拉风箱烧火。这时,合信就尽显英雄本色。我曾和他一起去挑水,认为小时候在家也挑过水,不难,谁知挑上水一走山路就不行了,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弯弯曲曲要不停地换肩,另一条左边崖壁右边深沟,小路只有三四十公分宽,不可能停下来休息,我真是干不了。烧火更是他的长项,他从小就帮母亲烧火,知道怎么省柴火烧得又旺,因为有了他,我才顺利地度过了最初的难关。

一开始学校给我安排音乐和农业基础知识课,还负责学校的文艺队,我干得还不错,不久省群众艺术馆在榆林办音乐培训班,就派我去参加。去了才知道是培训作曲写歌的,我哪会作曲呀,为了完成任务,我就在去开会的路上哼歌,按照头天晚上想好的主题、旋律一边走一边哼,到了班上就把它写下来。我写了两首歌,一首《我爱我的小扁担》,一首《运动员之歌》,都是和我这段时间的感受有关。《小扁担》的歌词我还记得几句:“小小扁担悠悠闪,悠悠闪,山间行行小飞燕,小飞燕,担水浇树树苗绿,送肥上山壮农田……”我们学校后面的山那时候叫反修高地,是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每周我们都要往山上送一次粪,因为不会换肩,我总是担上茅粪就往前赶,找到一块平地放下担子歇一歇,等别人赶上来,我就担上又跑,所以特别羡慕那些会挑担子的学生,她们一闪一闪,左肩换右肩,走几步,右肩又换左肩,肩上换,脚不停,优哉游哉,真是比舞台步都要好看。这首歌受到辅导老师的大力赞扬,把它作为教材讲给大家听,力证一个道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者的真实感受。”还把这两首歌收入歌本。

吴堡人过年过节都要搞一些文艺活动,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形式:扭秧歌、跳二人台、过年还要转九曲。二人台是一对男女跳的舞蹈,和东北二人转不同的是没有唱词,纯粹是舞蹈,随着不断变化的鼓点,两人拿着扇子或造型,或起舞,还能表现出一定的情节,健康优美,学校的女教师尚思珍跳的二人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转九曲是从古代战场阵型转化来的,春节在黄河滩用高粱杆彩灯布下九曲阵,从阵口进入,随着人流转呀转,也不知怎么的就转出来了,神秘而热闹。陕北人个个都会扭秧歌,只要唢呐一吹,锣鼓响起,前面有个伞头一带,跟着就能扭起来。我认为形式太单调了,学校宣传队打破常规,做了些花篮拿着,变化出很多队形,加入很多新的动作,走出去让当地人大开了眼界。不过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劲,不好意思了。当时很多领导同事对我很支持,宋均太老师还亲自做出很多漂亮的花篮,真是谢谢他了。
音乐和农业基础课是副科,我总有点不满足,学校有位化学老师是关中人,想调走,学校不放,他就动员我教化学接他的班,我仗着在大学学的基础课大多是化学,就勇敢地答应了。理论课我一点都不怯活,讲得清楚明白,可是一上实验课就坏了,仪器不配套,我又想给学生做,结果产生的气体把玻璃瓶打向天空,落下来又摔得粉碎,学生们一阵惊呼,我也吓坏了。校长宋炳希建议我教语文,从此后我就成了语文老师了。
我这个外行想当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也不容易,蒋维礼、戴文敏、张培兰等老师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自己也真是下足了功夫,成天抱一本字典,从字的笔画、笔顺研究起,钻研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跑图书室寻找资料,给学生布置作文时自己写“下水作文”。我的文章很快传扬出去,不时有人要去转抄,我们的教务主任李务滋也说可以积累下来出个散文集,可后来我发现转抄我的文章的人是为了自己应付考试,再加上我也害怕文字狱,就停手了。假期教师集训时,我在老教师的指导下,给全县语文教师上示范课,仗着普通话说得好,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这时我才发现我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天生是个当语文教师的料,那时怎么没报考师范大学呢!这段经历,为我以后成为一名高三语文把关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校际交流的过程中,我才发现,那年代吴堡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学校、医院、农技站、兽医站等稍有技术含量的单位,大概有一半职工是外地来的大学生,中间不乏名校生。教物理的马志伟老师,北京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分配到这里。又教语文又教英语的蒋维礼老师,上海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选择分到北京,想在首都大干一场,谁知一年后部里精简机构,他被下放到西安无线电学校,反右时因为话太多,被下放到吴堡劳动改造。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叶奕铸老师,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同样下放到西安无线电学校,又同样下放到吴堡劳动改造。叶老师说他哥哥解放时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因为这个他特别小心谨慎,反右时因为他不发言,政治上不积极,所以也被下放了。教语文的艾绍武老师,东北师大毕业,被贬到吴堡后,他爱人也从北京调到了吴堡……

当年宋家川中学部分男老师合影(后排左三马志伟)

有一天,马志伟老师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上面的女子非常美丽,是他的表妹。他说这个表妹不是他姨亲生的,是一个著名演员的私生女,他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他分到吴堡回不去,俩人都很晚才分别成家。等再见面时,他已成了大腹便便、白发苍苍的老头了,这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
艾绍武老师是个典型的文人,爱看书,还有个记笔记、写批语的习惯,比如,人家写“毛主席万岁”,他就在旁边写“万岁不可能,百岁还可以。”他还写:“到了太原,就到了苦难的边沿,到了吴堡,就到了苦难的深渊。”“学生吃的是猪狗食。”现在想起来,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可是当时不得了,他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他在监狱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改造。有一次放风的时候,他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看累了,把语录本放在大腿边,哨兵呵斥他,说他对毛主席不敬,他想解释,结果被上了背铐,整整一夜。他曾经拿出一件东西给我看,是一块白布,上面用红线绣的毛主席的老三篇,字迹十分清秀。他说,老婆给他送棉衣时,秘密藏了一根针,他从床单上拆下线,偷偷绣成的。我很同情他,帮着把他调到咸阳。

1972年年底,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工作忙,合信经常带球队出去打球,有时还得下乡,后来他被调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周最多只能回来两次,我只好请人帮忙看孩子,这样,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当地人。
我的房东迎喜是个铁匠,他的父亲就住在街里,家境还可以,但是迎喜很穷,有人说,他是红军离开时留下来的小孩,不是亲生。我问过他,他说,没有人找过他,他父亲也从来不提,他也不好问。他的爱人润兰也是老红军的后代,她父亲没文化,解放后回家当了农民,所以润兰是农村户口,根据当时的政策,她的三个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这就意味着她家四口人,三口都没有供应粮,常常为吃粮发愁。给我看孩子的张老汉,也是个离休老红军,据说是个可以到县委拍桌子瞪眼睛的人物。
我有一段时间请了一位老太太住在我家帮我看孩子,有一天来了一位看望她的老汉,那老汉坐在炕上就说个不停。说在延安时,他是毛主席警卫连的战士,毛主席在礼堂看戏,他们就骑着马在周围巡逻,毛主席看戏后,娶了个老婆叫江青。他说,大家都知道红军从什么地方到延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的,就是从咱吴堡过的黄河,毛主席过河前在哪块石头上坐着抽烟,在哪块石头后面尿了一泡,他都知道。他说解放前吴堡老乡家都有几大瓮存粮,两三年没收成都不害怕,战争年代,大家把粮食都捐出去了,他们的头头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我们陕北人把自己肚子里的一点粮食抠出来捐给咱的军队咧!”从此以后,当地人总是为吃粮发愁,幸亏他们有土豆、红枣、黑豆或黄豆砸成的钱钱,才能维持起码的营养。
我们在吴堡的那几年,是吴堡生活最苦的时候,很多人家里不够吃,城镇供应粮,干部60%的杂粮,居民80%的杂粮。学校没有洗手间,师生共用一个露天厕所,孩子们的大便净是不能消化的高粱壳。灶上开饭大多是一个用玉米面拍成的三角形椎体,叫玉䄻秫“圪梁”,再抓一把盐放在上面,就是一顿饭。合信下乡去进行路线教育,农民家吃的一种叫“糠炒面”的东西更是难以下咽。那时候的县革委会领导“左”得厉害,搞什么“学习大寨先进县”,全县干部每天在反修高地上挑灯夜战,挖山填沟整平地。
这些不说,最要命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城里连个卖菜的都没有。我给孩子买不到鸡蛋,只好去了山西军渡,谁知刚买好,一群人便围了上来要没收,我急了,直喊:“不是买的,是朋友送的。”我在军渡哪有什么朋友呀,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学校的王象贤老师拨开人群走了进来说:“不让拿就算了,给我!”说着,接过鸡蛋就消失了,我还站在原地发呆。两天后,王老师又趁夜晚过河给我取回了鸡蛋,这件事让我感恩一辈子。

90岁的王象贤老师独守吴堡千年石城

其实,在吴堡令我感动的人和事还有很有很多。有一次我和一些学生帮生产队收割庄稼回来,当我背着谷捆沿着窄窄的山路从很远的地方熬回来时,感到的不只是劳累,还有恐惧,因为我背后的谷捆不时地碰到崖壁上,我总觉得要被掀下悬崖了。这时,一个小姑娘匆匆赶来接下我的谷捆,她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又专门赶回来接我的,她不是我教的学生,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她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在迎喜家住了五年后,租期到了,我找宋炳希校长,希望学校领导帮我解决困难。学校有一个后背坍塌的窑洞,我看上了它。校长派了几个工人堵上了那个窟窿,还动员一些学生帮我铲掉了原来的墙皮,说这原来是学生的宿舍,怕墙里有壁虱、臭虫之类的东西。窑洞里尘土飞扬,可是学生干得热火朝天,吴堡的学生很朴实,干活也很卖力利索,半天就给我收拾得利利索索,工人还给我在窑洞里砌了个灶台,这样我们便就又有了一个家,在里面住了三年。在那特殊的年代,学校领导能打破常规让我住在学校里,真是让我感激不尽。后来孩子大了,没有幼儿园,在校园里乱跑,我给校长建议开办一个幼儿班。校长很快腾出孔窑洞,聘请了一位幼儿老师,办起幼儿班,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想起这些事,都觉得很温暖。
我一进校就和李务滋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得到她很多帮助,她和她的爱人宋炳希为吴堡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几十年过去了,我梦中仍然经常在吴堡的山路上爬行,迎喜给我的擦洋芋的擦子,袁桂生给我的菜刀,现在我还用着,学生来看我时,我总要问问吴堡的变化及我认识的人的近况,那里是我风华正茂时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人善良、热情、友好,给困境之中的我很多温暖。
从电视网络上看到吴堡的新面貌,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吴堡日日强盛,吴堡人民天天幸福。

来源:《铜吴堡》杂志

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李旺,女,1947年生,蒲城人,中学高级教师,著名戏曲家李约祉的孙女。70年代在吴堡工作生活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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