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周友朝：我眼中的吴天明

黄土地上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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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记忆”题记

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西安的文化界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某种重要旗手引领者的角色。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芦苇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赵季平的民族风、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以秦晖王子今辛德勇为代表的史学新锐、以及王富仁等等学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

这种区域城市引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西安现象，并非个别。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海德堡、布达佩斯这些区域城市都曾领风气之先。

我退休之后，组织了同道好友以阐释“西安现象”为主旨，写了一批文章，维迎以“西安记忆”为题，推荐首发于《辛庄课堂》。

王军

1976年夏天的某日，我那时在西安市未央区谭家公社赵村大队插队，在第十小队担任生产队长，到洪庆塬上参加平整土地大会战。一天，我独自拉着一辆架子车回村去拉粮食，路过一个单位的大门口。门柱上镶着一块招牌：西安电影制片厂。我吃了一惊：原来这就是拍电影的地方？在我一个知青的心中，这就是艺术的圣殿啊！没有想到，八年以后，我竟然走进这座厂门，成了西影厂的一员，而且身份还有些特殊。

1982年夏，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文化局（后改为文化文物厅）艺术处工作，两年后，中央下文，要求这两年分到机关工作的七七、七八级大学毕业生一律下基层锻炼。西安电影制片厂属文化局的下属单位，加之有朋友推荐，我获得了去心仪的西影厂锻炼的机会。那天的场景历历在目：我穿过办公楼二楼长长的走廊，敲开西头一间办公室的门，去向厂长吴天明报到。进门后，见吴天明乃一黝黑、敦实、头发浓密有些自来卷的汉子。他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语气平淡地说：“你就是周友朝？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说“是”。他说：“我需要一名秘书，你就在这儿干吧。”就这么简单，我就成为在这位名声赫赫的导演身边工作的人。过了一阵，文化局又要召回我。吴天明一听，手一挥说：“回什么回？给你分套房，再给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就在这儿干下去吧！”哇！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在西影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就坐火箭般升到了副处级；一同毕业的同学们大多还挤在筒子楼的集体宿舍中时，我已幸运地住进了有独立厨房、卫生间的单元套房。自此我死心塌地地告别了省文化局，西影厂这个临时锻炼的单位成了我终身供职的地方。我不知自己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厂长如此重用。几十年来，我始终把吴天明对我的恩德珍存在心底，从没问过他原因。也许，问了，就没意思了。

当上秘书那天我有些茫然，问：“我需要为你做什么？”吴天明回答：“我也不知道，你就把那些要来见我的鬼五吹六的人拦住！”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吴天明的豪放不拘的性格。作为他身边的年轻人，我绝不敢仗势欺人地张狂。对那些“鬼五吹六”的求见者，我都和善相待，解释清楚，好言劝退。至于他说不知道秘书要干些什么，我觉得说得实在，因为他从没给自己配过秘书，就连当厂长，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的。吴天明的上任颇有戏剧性：1982年他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已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奖，开了新中国电影获西方电影节奖的先河，也是西影厂的影片首获国际奖项。隔年拍摄《人生》时，省委找他谈话，想任命他做艺术副厂长。吴天明霸气地回答：“要当就当正厂长，副的不干！”1983年省委还真就把这副领导千人大厂的正厂长重担，压倒了这个刺头肩上。我到时，他刚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一年多。

我们这对儿都不知秘书要做什么的上下级，就这样分别坐在一套办公室的里外间，一同工作了数年。之前我已在官场干了两年，也看过些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学教材等，凭着有限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更凭着对电影的热爱和对吴天明的敬重，我兢兢业业地辅佐着厂长的治厂大业。秘书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给领导写讲话稿，但吴天明讲话从不照本宣科，不需我给他写完整的讲话稿，只需写几条简明的提纲即可。吴天明是有激情的人，口才也好，讲话很有鼓动性、感染力，总是烘得全厂人心里热乎乎地跟着他干。日常工作我做得比较细致，每日给他做工作备忘录，要开什么会，要见什么人，要处理哪些事务等都一一列出。

导演吴天明

吴天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处理起人际关系来刚柔相济。记得一位跟了他几部戏的副导演想要独立导戏，但吴天明认为他的能力还达不到执导一部影片的水平。那人也执着，反复请求无果后，忽然扑通一声给吴天明跪下了。我当时一愣，看向厂长，吴天明没有片刻犹豫，竟然也扑通跪下了。两人相对无语。片刻，那人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吴天明一笑，站了起来，拍拍膝盖说：“给我来这套！”另一件事是一位厂老干部子弟，吊儿郎当，不遵守劳动纪律。吴天明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声言再不改正就开除他厂籍。那人听说后大怒，扬言说敢开除他就用菜刀砍了吴天明。那天吴天明站在厂门口专门等着他。小伙子走了过来，吴天明迎了上去，指着他说：“听说你要砍我？来，来，我就在这，你来砍！”那小伙子吓得脸都变了色，连说：“吴头儿，你千万别听那些谣言！”但我印象更深的是另一件事。那天省委宣传部打来电话，指名让吴天明接，说部领导要和他谈话。那时《老井》、《红高粱》先后获得多项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电影、为西部电影争了光。但社会上也刮起了一阵舆论风潮，认为这些电影都是通过表现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来取悦西方而获奖的，这位领导由此认为西影的创作方向出了问题。吴天明在电话里据理力争，认为西影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他要当厂长就要坚持这个方向。他的原话现在还声声在耳：“大不了你撤了我，撤了我我还可以去当导演，还是中国的优秀导演！撤了你，你能干啥，你啥也不是！”他重重放下电话，我吃惊地对他说：“厂长，你不敢这么跟领导说话吧？”他说：“嗨，我是把西影厂厂长这顶乌纱帽夹在卡巴裆里的，根本不在乎！”吴天明当厂长没有私利可图，心底无私天地宽，所以他硬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事以后，那位领导倒也没把他怎么样。放在今天的官场上这是不可想象的。吴天明生逢其时，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气氛宽松的好时代！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二者相辅相成。当时的西影厂在中国电影界处于边缘地位。建厂20多年，总共拍摄了几十部电影，有影响的作品寥寥无几。没办法与长影、北影、上影这三大厂相比。吴天明多次在讲话中谈到一件事：一次他在北京一个商店买笔，开发票时售货员问抬头写什么，吴天明说“西影厂”。售货员问：“什么厂？西影是干什么的？”吴天明逐字解释了半天对方才明白。西影厂竟然默默无闻到这个地步！这件事让吴天明深受刺激。他对自己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这个单位充满感情。高二时的一天，他偶然路过电影院，看到了苏联电影《海之歌》的海报。这个在黄土高原长大、从未见过大海的孩子受到一种莫名的召唤。身上没钱，他把母亲给他做的新棉鞋卖了，买了电影票，连看了三场杜甫仁科的《海之歌》。他被影片的激情深深打动，前前后后把这部影片一共看了十四遍。这段痴狂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960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考场上，他激情洋溢地朗诵了《海之歌》中的大段台词，感染了主考老师，顺利考入了演员训练班，从此正式走上了从影之路。二十多年来，吴天明在并不平坦的演艺道路上磕磕绊绊、勤勤恳恳地走着，经历了跑龙套、跟著名导演崔嵬拍戏实习、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当副导演、联合导演的历程，终于成为了有相当成就的导演。如今，吴天明决心让西影厂在自己治下成为一个全国人民熟知的响当当的名号。

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作品

吴天明上任伊始就在西影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将全部中层干部就地免职，之后通过竞聘演讲、民主投票、领导班子评议等方法，在全厂范围内不拘一格选拔干部。我进厂时，发现他周围多是些30岁上下、生气勃勃的管理者。如今人们谈到吴天明爱才时，多指他对第五代导演的引进重用，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已经为西影厂打造了一支年轻有为的干部队伍，这对他之后推行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奠定了基础。吴天明鼓励西影人努力成才。八十年代新理论、新观念大量引进、涌现，他不仅自己关注学习，还指示宣传部门大量印发材料，号召全厂创作人员阅读讨论。他还进一步把全国最有影响的电影专家请到西影厂举办学术讲座。“西部电影”这个重要概念就是著名影评人钟惦棐来西影做的一次讲座中提出的。他十分超前地出台了给考上大学的职工学费补贴政策，在全厂营造了浓厚的学习、上进风气。那时的西影厂员工身上都有一种扑着向前闯的劲头。我想起一件趣事。厂里有一位年轻的道具工，经常在厂门口转着，面色凝重，若有所思。一天一个职工好奇地问他：“你成天在这儿转着想啥呢？”他用浓重的陕北口音严肃地回答：“西影往何处去？”连一个最基层的员工都如此关心企业的未来，那时西影厂团结向上的气氛可见一斑。

作为电影制作单位，拍出好电影是根本。而出好片的关键在于创作人才。吴天明首先挖掘厂内人才，在他任内，西影厂的第四代导演颜学恕、滕文骥、张子恩拍出了《野山》、《棋王》、《黄河谣》、《默默的小理河、《神鞭》等获得一系列国内外奖项的影片，其中颜学恕拍摄于1984年的《野山》，在当年的金鸡奖上一举夺得6项大奖，创造了该奖的历史记录，震惊了影坛，让西影大放光彩。第四代编剧张子良写出了《一个和八个》《默默的小理河》、《黄土地》西部片三部曲，成为80年代中国影坛最有成就的文学编剧。当时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一批年轻人被挖掘出来，走上创作道路，成为第五代的中坚力量。他们中有黄建新、周晓文、何平等。每个创作人才的启用都体现了吴天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周晓文是学摄影出身，转行导演后拍摄的《最后的疯狂》可以称为现代都市商业电影的探索之作。影片将激烈刺激的商业元素与人性探索的艺术深度融合，拍出了好看而有内涵的商业片，拓宽了西影电影创作的类型和模式。拍摄了《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的何平在西影当上导演时，连户口都没有调进来，都算不上厂里的正式员工。美工师出身的芦苇当上了编剧，后来写出了《霸王别姬》、《活着》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成为享誉全国的一流编剧。这批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黄建新。他从北京电影学院学院进修回来后，并没有按部就班走副导演、联合导演这些晋升流程，而是直接担纲独立导演。他拍摄于1984年的《黑炮事件》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都市先锋探索片，首次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展现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遭受怀疑、压制后，精神上的软弱、彷徨和痛苦，形式的创新度、内容的深刻度都走到了中国电影的前列。黄建新和吴天明之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故事。1986年吴天明拍摄《老井》，为追求纪实效果决定采用同期录音（那个年代拍电影大多是采用后期配音）。但是拍摄期间摄影机出了故障，产生了较大的噪音，影响录音效果。黄建新当时正在拍摄他的第二部作品《轮回》。《老井》摄影组的人说，《轮回》组的摄影机没噪音，他们不同期录音，可以跟他们换一下机器。制片部门给黄建新打过去电话，黄建新一口回绝了。《老井》组的人们议论纷纷：“这也太不给厂子面子了吧，又不影响他们的拍摄！”吴天明知道后说：“这又咋？要是我我也不换，用顺手的机器，为什么换给别人？你们想办法再去找机器！”我当时很感慨，吴天明的肚量是真大。

吴天明不满足于挖掘本厂的创作人力资源，还要面向社会广招人才。我就亲历了著名小说家杨争光的调入过程。记得先是芦苇跟我说：“陕西出了个作家叫杨争光，小说写得好，可以当编剧。”我说：“那你把他的小说拿来让我看看。”我读了，觉得真好！我们二人就去省政协拜访了杨争光，他当时是《陕西政协报》的编辑。三人聊得投机，就问他：是否愿意进西影厂做编剧，他态度很积极。回到厂里我就向吴天明推荐。吴天明问：“你真的觉得他行？”我说：“真的行”。并把小说交个他看。他说：“小说我就不看了，那就调人！”不久，杨争光顺利调入。他日后笔耕不辍，先后写出了《双旗镇刀客》、《水浒传》等优秀影视作品。另外一位业余作家海波的引入过程就比较曲折。海波当年是陕北延川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写出一部中篇小说《农民的儿子》，张艺谋偶然读到，被深深打动，就请吴天明读了小说，说自己打算筹拍这部电影，并说海波是个人才，是否能够调入西影厂。吴天明也一口答应了。在那个年代的人事制度下，一个农民身份的人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个正式的编制，吴天明就把海波安排到厂宣发处，身份类似一个临时工，由厂里发一份工资。海波要租房、要养妻女，工资微薄，难以支撑。吴天明那时每年有数千块的厂长资金，由我保管着。吴天明说：“海波生活困难，给他几百块补助吧”。我将海波叫到办公室，当面把钱给他，他给我个打个收条。过一阵，吴天明又说：“不行，海波还是困难，再给他几百吧”。吴天明这点有限的厂长资金，那两年大半儿都资助了海波。张艺谋后来又找到更心仪的《红高粱》，没拍成《农民的儿子》，海波却由此入城，在西影厂工作了十余年，成了以写字为生的专业作家。

吴天明的政绩簿上最为人津津乐道、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当属他对第五代导演群体的引进和扶持。1984初，冬日的陕北高原一片苍黄。两队人马在这里不期而遇：吴天明统帅的《人生》摄制组拍片正酣，陈凯歌带领的《黄土地》摄制组的几位主创人员包括摄影师张艺谋，还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创作灵感。当时陈凯歌还是个无名小子。吴天明以黄土地主人的身份接待了这批来客，倾心详谈间他们相互了解了各自的艺术抱负，惺惺相惜的情感油然而生。分别时吴天明支援了这支年轻而经济困窘的摄制组一辆采景用吉普车，并以厂长的身份向这批影坛才子发出了邀请。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相遇。很快，几位以后被称作“第五代”主将的人物就齐集吴天明麾下，拍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品：田壮壮的《盗马贼》、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红高粱》等。

吴天明引进第五代，既需要识才的眼光，也要有护才的胆识。《孩子王》完成时，北京正在举办第一届中国电影展。《孩子王》没有赶上报名时间，未被列入参展影片的正式名录里。吴天明亲赴会场，双手举着影片的海报向每一位来宾宣传推销。结果影片被选为当年戛纳电影节正式参赛影片。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这一国际顶级电影节。遗憾的是，影片没有获得任何正式奖项，国内的市场发行也惨败。第五代部分作品呈现的崭新的电影形态、超前的电影语言，重思考而轻叙事特征，并不为多数观众接受。《盗马贼》拍完后只卖出了一个拷贝，导演田壮壮不服气地说：“我的电影是拍给20年以后的观众看的。”厂里一时非议四起。吴天明坚定地说：“我们厂每年十几部影片指标，一半拿来赚钱，可以不要脸。其余的要拍几部主旋律，不要怕人骂舔沟子。还有那么一两部就是要搞艺术探索，赔钱也要搞！”我想到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吴天明后来被媒体尊称为第五代教父，是当之无愧的！

吴天明获终身成就奖

吴天明和第五代的合作，创造了中国影坛几大奇迹：一是西影奇迹：这个以前藉藉无名的小厂，在几年时间里，就凭着一大批力作，超越了三大老牌电影制片大厂，走到了中国影坛的前列，并因其影片频频亮相国际电影节和连续获奖而扬名世界。二是西部电影奇迹：《人生》和《黄土地》先后出现在中国影坛，引起人们对西部雄浑的地貌景观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热情关注。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发出“太阳有可能从西边升起”的赞叹，“中国西部电影”的主张由此提出。西影由此找准了自己的方向。以吴天明为旗手，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群体共同努力，相继创作出了一系列西部片名作。西部电影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电影流派，带动了全国的西部文化热；三是第五代奇迹：如果说，广西电影制片厂是催生第五代萌芽的温床的话，西影则是第五代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正是在西影厂，第五代作为群体登台，划分出一个电影新时代。特别是吴天明打破戒律，为张艺谋铺平了从摄影师转为导演的道路。从这个起点出发，张艺谋一发不可收，成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最后是吴天明本人的奇迹：凭借着自己和旗下导演群的辉煌成果，吴天明的艺术和政治生涯都攀上了顶峰。

我在吴天明身边从事行政工作一年多后，1986年，吴天明筹拍《老井》。我问他：“你上戏去了，我干什么？”吴天明说：“你跟我上戏吧，当场记，兼剧组党支部书记。”我大喜。从此为起点，我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在跟随吴天明拍摄这部电影的前后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吴天明对土地、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如果说，张艺谋等创作人员包括我本人都在吴天明的感染下努力拉近和农民的距离的话，我觉得吴天明跟农民之间没有这个距离，他自己就出生于农村，吃着乡亲们的百家饭长大，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深入生活时，吴天明看到了驻地石玉峧村民生活贫苦，就在摄制组带头捐款，买了几百斤粮食，一袋一袋送到贫困户家中。其中一家赤贫，我们扛着粮进屋时，兄弟俩蹲在炕沿儿下，破衣烂衫，炕上躺着二人娶的瘫女人。看到我们一家人反应麻木，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我们无言出门，我看到吴天明眼眶湿了！这是我跟他接触几十年中，他唯一一次流泪。吴天明的农村电影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心，就来源于他对表现对象的深切了解和共情。

吴天明跟石玉峧的联系并没有在电影拍完后结束，而是延续了一生。《老井》于1987年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奖后，吴天明带着拷贝到村里放映，感谢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对影片的奉献。在他的主持下，厂务会决定捐款给石玉峧村，请专业打井队进行勘探，终于打出了出水的深井，彻底解决了百年来困扰当地村民的吃水问题。2005年，导演协会将首届终身成就奖授予吴天明。吴天明当场表示将10万元奖金捐给石玉峧村。吴天明电影《首席执行官》的原型人物、海尔集团领头人张瑞敏也跟进，代表海尔集团捐助20万元。吃水不忘挖井人，村民们从此将“石玉峧村”更名为“老井村”，永久纪念给村庄带来根本变化的吴天明导演和《老井》这部电影。

吴天明在创作中最深恶痛绝的是虚假二字。他初当导演就拍了一个描写海峡两岸青年爱情的故事片《亲缘》，情节虚假，感情虚矫，他痛斥自己的处女作为“登峰造极的虚假之作”。所以在《老井》的拍摄中，“向虚假开刀”，成为他创作的第一原则。

为了让演员的表演真实，他提前两个月就将主要演员赶到村里去体验生活，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喂鸡、喂猪、扫地、挑水、打石槽、背石板……农民生活中的劳作演员们都要实际体验。边深入生活，吴天明边按照传统方法，给演员们做小品训练。那天的小品题目叫“晨起”，让演员根据自己角色设计农家清晨的生活情景。演员们依次认真地做着虚拟的扫地、喂鸡等动作。轮到张艺谋了，他上来就操起扫帚，把一个院子仔细地扫了个遍，接着提起扁担和水桶出了院。大家都愣了，不明白地他要做什么。我心想，他莫非还真要挑担水来？过了好一阵，他果然挑着满满的两大桶水走进院子，哗哗把水倒进了水缸，接着他说了两个字儿：“完了”。现场一片寂静，没人说话。半晌，吴天明站起身来说：“以后再不做虚拟小品了，就来真的！”从那以后，挑水成了演员们体验的重点活路，每天早上去山里的井里挑水，把住户的水缸灌满为止。我成了演员们的监督员，每日蹲在村口，演员挑一担水，我就放颗石子儿做个记录。在这种气氛中，演员们都不敢偷懒，几天后，竟然把那口井水挑空了。

对吴天明来说，只做到影片表面的纪实性是远远不能令他满足的，如何深挖影片的内涵，真实反映中国历史和时代的精神内涵，是他的更高的创作追求。而如何实现这一追求，吴天明感到仅凭自己的能力已经不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与第五代“联姻”，“借助第五代优秀电影工作者的锐气和冲击力”，“力图超越过去，在思想深度上有一个飞跃。”所以说，吴天明和张艺谋走到一起并非偶然。他积极地引进张艺谋，即出自他一贯的爱才之心，同时也有自己的私心。对张艺谋提出的当导演请求，吴天明一口答应，但条件是：张艺谋先给吴自己的电影做一次摄影师。张艺谋欣然同意。伯乐的大恩大德他是一定要报的。张艺谋以摄影师的身份进组，没有料到，让他在这部电影中大放光彩的，却是表演。在选角组走遍全国没有找到理想男主角的情况下，吴天明将目光转向了身边的这位西北汉子：结实的身躯、刚毅的面容、坚韧的气质，让他觉得影片的主角：孙旺泉，非张艺谋莫属。最后，《老井》荣获了日本东京、中国金鸡、百花最佳影片奖。张艺谋一举拿下了这三个重量级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被称为中国影坛上摄、导、演俱佳的“鬼才”。吴、张二人在《老井》这部影片的创作上，真可谓是天作之合，相互成就！

电影《老井》拍摄现场

张艺谋没有学过表演，他深知自己的短处，确定了以不演胜演的策略。一次拍摄喝酒的戏，为表现醉酒状态，张艺谋直接就拉着剧中的弟弟，一起先灌了一整瓶劣质白酒。弟弟当时就晕得坐不住了，由工作人员藏在他身后扶着配合演戏。张艺谋喝得满脸通红，硬撑着表演完，出去就吐了，最后还吐了血。吴天明害怕了，叫过道具师，指着酒瓶厉声问道：“你买的啥酒？是不是假的？”道具师分辨：“咋能是假的，一瓶一块五呢！”吴天明破口骂道：“你他娘的，不能买瓶好酒！”道具师也委屈，一般演员表演喝酒，都是做做样子，甚至就用白水代替酒，谁想到张艺谋真喝，还喝到把自己灌得大醉的地步呢！为扮演井塌被埋后的虚弱状态，张艺谋又拉着女主角梁玉瑾一起禁食三天，最后真把梁玉瑾饿虚脱了，拍完井下戏，被直接送进了医院。吴天明也绝，趁着这机会，去把医院的戏拍了，所以女主角病床上瘦弱的病态并不是演出来，而是真实情景再现。如此对真实感的舍命追求，让这批演员，特别是张艺谋扮演的旺泉的形象一出现在银幕上，不用表演，已经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男主角旺泉确定后，与张艺谋搭戏的喜凤扮演者的选择却大费周章。吴天明先确定了北京的一位年轻女演员。虽然也一同下到农村，努力体验生活，但那股城市姑娘的气息怎么都去不掉。吴天明和张艺谋决定换掉她，但她已进组近两个月，吴天明难以开口。张艺谋主动请缨要去说这件事，吴天明说：“还是我来处理吧。”在演员结束生活体验回京前，吴天明给该女演员写了封信，交给与女演员同路的旺财的扮演者谢衍，嘱他在北京站分别时，再将信交给她。谢衍照办。女演员打开信后当场脸色就变了，连家都没回，直接买票回到西安，找到吴天明下跪求收回成命。吴天明把张艺谋、杨凤良和我叫去，说：“实在没法回绝了，就用她吧。”张艺谋固执地问：“你就说她到底合适不合适？”吴天明说：“气质上还是差点劲儿。”艺谋说：“你别为难，我来说，艺术的事不能太考虑个人。”张艺谋让我和杨凤良一起去找女演员，我们都拒绝了。一会儿艺谋回来了，说：“解决了。”我问：“咋谈的？”艺谋脸定得平平的：“就那么谈的么，我就说你不能拿这种手段要挟导演么！”第二天女演员回京了。吴天明和张艺谋都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比较二人，我觉得他们对待艺术都是极其认真的，但吴天明身上有浓厚的人情味，而张艺谋比吴天明更狠，他只认戏，不认人。后来在《菊豆》剧组，我做副导演，跟一位制片发生冲突，张艺谋在旁边不说话。我当时很震惊，以我跟他合作四部戏的关系，我不理解张艺谋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我自认占理，事后质问他，张艺谋说：“友朝，你记住，在剧组，戏比天大！”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之后我自己带组，也是这样处理剧组事务的。后来，临时顶上来的吕丽萍以高超的演技演活了喜凤，也将当年金鸡、百花两座最佳女配角奖杯揽入怀中，创造了影坛佳话。

《老井》剧组的民主气氛、拧成一股绳打天下的心劲儿，令人至今难忘。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作是导演中心制。导演在剧组中具有绝对权威。但吴天明的过人之处是不搞一言堂，而是发挥集体的智慧来进行创作。每天晚上都要召集全体主创人员开镜头会，共同讨论第二天的戏，包括剧情、表演、台词、拍摄方法、服化道准备等，大家献计献策，最后吴天明集思广益，消化吃透大家的意见，形成自己的拍摄方案。在日复一日的讨论会中，张艺谋往往表现出超人的才气。他“不走一根筋”、凡事“反着来”的思维习惯，让他总能提出了出人意料的创作方案和精彩创意。例如影片的结尾，原剧本写的是旺泉带领打井队终于打井出水，井水哗哗畅流，村民欢呼雀跃。这是一个煽情的常规化的大团圆结尾。吴天明和大家都不满意，觉得它不足以给整部影片压台。但是影片究竟该怎么结束，大家总也想不出个办法。吴天明急了，在镜头会上搞起了悬赏：“谁想出一个好结尾我赏二百块钱”。那时人们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二百块也算一笔钱呢。大家开动脑筋，冥思苦想，方案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定，直到张艺谋说出“就拍一块石碑吧”，所有的人都叹服了。《老井》结尾处立的这块碑，以黑色的碑石做底，碑上的白色文字化为动态，被一行行拉出，配上悲凉的管乐，一部老井人几百年的艰难打井史被浓缩在这一个长长的镜头中，赋予了影片厚重深长的韵味，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质量。吴天明当场兑现承诺，把奖金给了张艺谋。艺谋买了食品招待主创人员，大家吃喝歌舞，一片欢腾。我们都明白：电影成了！

跟现在的拍摄条件比起来，《老井》剧组的条件相当艰苦，没有宾馆可住，甚至招待所也没有，百多号人分散住在一个公社所在地的村子里。我和张艺谋及副导演杨凤良住在大队部的一个空房中，除了三张单人床，几乎一无所有。大部分组员则分散住在农户家中。作为场记，我每天给各个部门发送通知单，都要摸黑跑遍全村。吴天明则住在我们隔壁的前院中。生活艰苦，但大家心无旁骛，一心创作，乐在其中。在那所简陋的房子中，我们每天聊电影、聊文学、聊哲学，聊正创作的《老井》，聊将拍摄的《红高粱》……没有代沟，没有隔膜，没有杂念，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交流中。这样纯粹的创作环境、创作氛围现在已经无迹可寻。如今的明星大腕们大多住在远离摄制组的五星级酒店中，拍摄现场则主要待在豪华的大房车中休息，一个镜头拍完，转眼就不见人了。搭着明星的架子，不跟创作人员交流，这样的做派，让我实难适应。那个时代远去了，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但我没有办法不怀念那个电影的黄金时代，永远珍惜那个年代人们艺术创作中的认真、平等、纯粹、虔诚的精神。

《老井》也把我带上了影视创作道路。之后我和杨凤良一同参加了张艺谋的剧组，又拍摄了《红高粱》、《代号美洲豹》、《菊豆》三部电影。在对待我的去留问题上，吴天明再次显露出了他大度宽厚的父兄般的胸怀和成人之美的高尚品格。当我表露出想离开行政岗位，转上创作之路时，吴天明无私地予以支持。他甚至没有撤我的职，而是让我在剧组和办公室之间自由灵活地工作。在拍摄阶段我就去剧组上戏，其他时候仍回到他身边办公，直到他1989年出国讲学。如今想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会对下属如此宽容。在决定转行之前，我曾问过吴天明：我是否适合搞创作，以后能不能做导演。吴天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你不行！”“为什么？”“你这人没感情！”“我怎么没感情？”“比如，你给谁打电话都一个腔调，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很不服气，心想，我咋没感情？我只是含而不露而已。日后我憋着劲认真对待每一次创作，终于走上了导演之路。吴天明出国五年后回来拍《变脸》，我无条件地辅佐支持，与一些人的冷漠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影片拍完后吴天明跟身边的朋友说：“周友朝这人重感情！”我听到这话感到很欣慰。

1994年我在北京做我电影的后期，吴天明到北影厂录音棚来找我。那是时隔五年我第一次见他。他进来时戴着一顶针织圆帽，见了我一把抹下了帽子，露出了明晃晃的光头，笑着说：“都掉完了！”我大吃一惊，心中酸楚，原来那一头浓密而略带自来卷儿的黑发可是他的标志啊！那次我方信伍子胥一夜白头的传说在现实中是真的可以发生的。他这些年的遭际，他内心的精神压力，都一望而知了。如同当年他让我给他当秘书的情形一样，吴天明开门见山地说：“我要拍一部电影，你来给我做副导演吧。”我那时已执导了多部影视剧，电影处女作还获得了国际奖。但在吴天明这儿，我什么都可以无条件接受。只是我手头的电影还没有完成，吴天明问我还需要多久，我说“半个来月吧”。吴天明说“等你”。又问：“你要多少钱？”我说：“这个不用谈了，你愿给多少就多少。”后来我知道，不少当年他帮助扶持过的人，在吴天明求助时，都是上来先谈钱，伸手要高价，给的少点就拒绝。这些事对我来说已经见惯不怪了，但对吴天明伤害很大。吴天明跟这个已转型的社会之间，存在一道五年的鸿沟。

我加入了《变脸》剧组，从剧本修改、到演员挑选、采景、拍摄，一路跟随，尽心工作。记得男主角开始有两个人选，一位是朱旭，还有一位是老曲艺演员，比较贴合剧中变脸王这个艺人身份。吴天明还在二者之间犹豫，我更倾向于朱旭。这时我接触到另一位导演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也在考虑用朱旭。我转头告知吴天明，力劝其赶快签下朱旭。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朱旭凭此片，捧回了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我内心感觉有点对不起那位导演，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不过，在我心里，吴天明的分量当然更重。回国以后，吴天明身上少了些霸气，比较内敛。比如拍摄时他有时跟摄影师的想法不同，但他不愿开口跟摄影师挑明。我问他：“你是不是认为摄影方案不能完成你的导演意图？那让我来说。”这样我成了他跟摄影师之间沟通的桥梁，保证了导演创作思想的贯彻执行。

拍摄结束前几天，我因事提前离组，吴天明要设宴为我送行，问我想吃什么。我记得10年前吃过成都的陈麻婆豆腐，店铺简陋，但那一碗麻婆豆腐堪称正宗至味。吴天明于是请全体主创到那已改建得讲究得多的店面，把店里得了金奖的菜品点了个遍。结束前，他举杯到我面前，一笑说：“友朝，谢谢你！”记忆中吴天明从不喝白酒，给他当秘书时，每次都是我为他挡酒的。此情此景让我感慨万分：吴头，是我该感谢您呀！你是我一辈子的恩人和领路人。最终《变脸》获得了国际国内大大小小40多个奖项，吴天明凭借此片重新翻身起步，回到了影视创作的道路上来了。

西影厂区的吴天明雕像

我最后一次见吴天明是2014年初。吴天明正在为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跑发行。他带着片子到西影厂放映，之后请我和芦苇到茶室喝茶，倾听我俩的观感。我当时对影片结尾提出了意见。吴天明说：“你这主意好，你咋不早点说呢？”我说“你也没早点让我看剧本啊？”他笑了，笑得非常开朗，像个孩子，满脸的皱纹都像花儿一样绽放开来。这是吴天明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仅仅两三个月后，生机勃勃的吴天明猝然离世。

吴天明逝世一周年后，他的雕像落户西影厂区。雕像塑造的是吴天明动态的形象：光头、穿老头衫，朴实而雄壮，他甩动胳膊，生机勃勃走着。每每路过那里，我都要停下脚步，向他深鞠一躬，往昔的很多画面会在脑海中闪过：

1988年三十周年厂庆，吴天明为《西影厂三十年》一书作序：“国运昌则影运昌，人才为立厂之本！”；

1988年1月，吴天明在一位观众的贺年卡上题词：“做人做事，贵在真诚！”

1988年3月，吴天明在给中宣部文艺局一位领导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一切努力完全不是为了得到这些人的青睐。对祖国、对民族电影的责任感促使我整年在这里拼命！大家凭借的是艺术家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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