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单板滑雪者高西庆（上）

Original 高西庆辛庄课堂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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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西安出发，从修建襄渝铁路的三线学兵，到对外经贸大学首届研究生，到美国杜克大学博士，他是新中国最早与世界接轨的金融法律专家，也是最早在华尔街执业的中国律师。早在1987年，他和他的朋友们就开始筹划在中国建立证券股票市场，为此到世界各地考察，撰写了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同年毅然回到国内，向中央建议，并得到肯定，为中国建立证券股票市场奠定了基础。1988年回国后，他与朋友们一起创建了“联办”，开始着手中国股票证券市场的筹备。1989年开始，做为两市资本市场运作章程的主要执笔者，深度参与了上海、深圳股票市场的创建，1992年、1999年两度进入中国证监会，先后出任发行部主任和证监会副主席。2014年从中投总经理岗位退下，任清华大学法学院专职教授，可以说是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创业元勋和历史见证人。

近期，高西庆回到西安，我俩就八十年代曾经引领国内思潮的西安现象进行了一次长谈。

当我把整理的访谈稿发给高西庆时，他正在阿尔泰滑雪。当你看到他着单板在危险的雪道做出各种专业动作时，你绝对想象不到这老帅哥已年近七旬。你更想不到他亲手把自己的小儿子培养成谷爱凌、苏翊鸣的国家队队友。

——王军

高西庆

差点牺牲的三线学生兵

我是老西安了，小时候住在西安新城里，后来搬到西五路六号院。当时附近有三所中学：西安中学、四中、省女中（现在的八十九中）。我是八十九中的第一届男生，文革时改名叫东方红中学，所在的后宰门街道也改成了红卫兵街。西五路改叫东方红路。

1968年搞“复课闹革命”，直接上初二。每天读毛主席语录、批斗老师、唱红歌、跳忠字舞、挖防空洞。1969年底，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来了挺多当兵的，号召大家去三线，当学生兵，修铁路。说学生兵也是兵，是不戴领章帽徽的兵。其实那时根本用不着动员，因为除此之外大家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干农活拿工分，与贫下中农在一起，吃住无保障，当然不如去拿工资修铁路。

大家都积极报名，我们班60个人就我一个没报。老师来找我，问为什么？

我说，家里大人都被关着呢，我自己在学校挨过批判，也被关过，就算报名，他们也不会要我。

但老师说，报不报是态度问题，去不了也得报。

他给我一张纸，让我写申请书。我就写上：我愿意去参加三线建设，签名，日期。人家都是写血书什么的，好几页，我就写了这一行字。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两届男生，除了个别的，基本上全都被派到秦岭大巴山里面修铁路去了。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在距离沿海较远的内地山区搞国防、军工建设，以防止美苏等核大国对我国沿海一线二线发达地区进行突袭。

三线生活极为艰苦，我一共在那里呆了2年8个月，其中大概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是吃不饱饭的。你现在要是问当时三线的那些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说，就一个字：饿！

因为干的活极重，而粮食是定量的，不够吃。

当时三线学生的定量是一个月45斤，算当时全国所有工种里面定量最高的。但粮食质量很差，基本上都是各种粗粮，基本上没有肉、蛋，没有任何油水（每人每月2两到3两食油），成天清汤寡水。印象最深的是偶尔会来一大桶鸡蛋粉，就是把蛋清除去了，蛋黄弄干了压成的粉，做菜时怎么也弄不到一块去，就一团糊糊，特难吃，但是大家仍趋之若鹜。有时也有蔬菜，但大部分时间是那种整箱子的压缩菜，说是水一浇就成了新鲜菜，但实际上嚼起来跟干草一样。你再怎么弄，由于没有油，做出来还是特别难吃。

但就这两样儿，在当时都算好东西了，只有改善生活的时候才有。

刚去那一段是最饿的时候，本来十六七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多少都不够，还要干那么重的活。有粗粮吃还算好的，因为很多时间只有白薯吃。

我在炊事班呆过三个月，那是最风光的时候，因为能吃饱饭了。

每天半夜三更就起来，先熬一大锅玉米碴子，然后再把南瓜和白薯弄到里面。我一手一个大刀，两个刀一起上。一刀扎白薯，一刀扎南瓜，然后横切剁成几大条，再竖切剁成几大块，两把刀一挥，直接扫到锅里去。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今天还记忆犹新。

做饭得两个人配合，我切菜，然后还要一个人坐在灶台上，拿一个大铲子不停的翻搅，怕糊了。

锅台有一人高，炒菜时人要站到锅沿上去。我们连一个姓杨的学生，那天也是跟我一样，坐在灶台上面熬稀饭，天快亮的时候犯困了，一头栽了下去。

幸亏那天炊事班副班长王振彦正在旁边洗衣服，听见一声惨叫，赶快冲上去，一把将人拽了出来。也万幸当时是冬天，人还穿着棉衣，所以被烫伤的主要是脸部、双手上臂和腰间。

人是弄出来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有人说酱油可以治烫伤，我们赶紧把全连的酱油，整整一坛，全倒他身上。然后送他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师部医院。

等我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人伤得挺重，脸都毁了，双臂和腰部都是严重的烫伤，看上去挺可怕的。你想那个粥，特稠的，滚沸的粥，整个人掉下去，在里面涮了一遭。别的连队也出过两起同样的事故，没他那么幸运，都死了，掉锅里活活煮死了。那次事件之后师部下命令，让所有的连队都重新修了灶台，将锅台升高，案板降低，再也不能坐在案板上搅粥了。我也不能再享受双手挥舞大刀把切好的白薯南瓜直接扫进粥锅里的威风感了。

三线生活虽然有很多苦，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乐，我们说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几个组织了一个学校，叫共产主义劳动夜校。

刚到三线时，本来是我们几个爱看书的人自己学习，时而互相交流一下。后来我所在的二排被派到离连部几十公里以外的恒口镇工地上去干活，李小石和我就商量说，看到不少人学习的热情都很高，我们干脆组织起来，办个夜校，集体学习吧。开始时全排的人几乎都去学。每天晚上干完活，借小学校的教室上课，跟看门的老大爷说好。大家一人拿一个废柴油做的灯来上课，废柴油冒黑烟，上一晚上课出来，脸、鼻子都是黑的。

夜校的书，是我们从西安带去的，像艾思奇的哲学读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几本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方面的书。

英语书最有意思，叫做《英语一月通》，号称一个月可以学会英文。半寸厚的一本发黄的小册子，民国时期出的，特老的一本书，单词后面用汉语标注发音，甚至还有用吴语、上海话的注音。

我们自己当老师，我讲政治经济学和英语，李小石讲哲学和物理，宁左军讲数学，芮汉讲化学。每天晚上下课以后别人睡觉我们在被窝里备第二天的课。我们一个班十几个人打地铺住在一个屋子里，第二天白天还要干极重的活。

但很快我们的夜校就被铁道兵十一师部发现了，我们排有个家伙（李刚）跑到师部去告，说有些人搞反动组织。我们不是归铁道兵十一师管嘛，十一师派了两个参谋来调查。夜校发起人就我和李小石两个人，一起被叫去谈话。两位参谋水平有限，说不过我们，就说反正不许办，勒令马上停办夜校。我们就是不答应。

当时年轻，不知道厉害，后来大家说起来，才知道挺危险的。

搞夜校这事儿，当时师部认为是重大事件，内部定性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又不好把这事弄大了，因为没有反革命纲领，学习的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

他们到处找人谈话，威胁大家，结果大部分人都不敢来了。

我们排大概60多个人，刚开始50多个人上课，后来人越来越少，只剩了七八个人，就决定解散，仍然回到过去各自独立学习的状态。

当年我们办夜校的消息传出去，别的两个排和其他连队都跑来看，说他们回去也要搞。但还没搞起来，这边就被给压下去了。不过我们连的学习风气还是给带起来了。日后看，我们这一连，有好几十个人上了大学，这在三线回来的人里面很少见。像宁左军现在加拿大做教授，韩家敏（已逝）后来到西安建筑学院做了教授。

在三线修铁路很危险，别的所有连队几乎都有死人，人命跟蚂蚁一样。但我们连主要做各种杂活，进洞子的时间比较少，那三年中间没死一个人。但受伤的不少，我伤得最重，落了个三级三等残废，到今天我这脑袋上还有一个坑。

学兵连当时搞竞赛，三个排，每个排一台巨大的鳄式粉碎机，一个人站上边把大石头放进去，两个鳄鱼嘴咵咵咵把石头粉碎。

我们排的粉碎机很老，出石特别慢，我是排长，一着急就自己上了机器，两个人一起往里填放石头。有一块特别圆的石头，搁进去就蹦出来，我就用手往里按，第二次又蹦了出来，落到粉碎机那个巨大的飞轮里，一下子被飞轮击碎，碎片飞出来力量非常大，那会儿也没有安全帽，飞出来石头直接砸在脑袋上。我眼前一黑，直直就从机器上摔了下来。

当时头上的血直往外喷，韩桔风拿衣服捂在我脑袋瓜子上，招呼人把我拉上小板车就往回跑，因为离营部还远着呢，得走七八里路，车一路跑到营部。

到了营部卫生所，军医在那，我特别幸运，那个军医是全铁道兵十一师最好的外科医生，因为犯了点作风错误被下放到了我们营里，还剩几天惩罚期到了就准备回去了，刚好碰上他在那。

这时候我已经醒过来了，听见他就跟那几个人说没麻药了。战友们问，那怎么办？他说就这么弄吧。让几个人按住我，脚手全部摁住，军医拿着一根针，一针一针生生地往过戳。我现在都能想起来当时的感觉，每一针，扎进去，拉出来。

后来过了都一两个月了，丁大公跟我说他手心现在还疼，我说为什么疼？丁大公说，还不是你TM给捏的。那是1973年3月，三线快结束时候的事。

1973年5月伤愈后，我被定为三级三等残废，这时襄渝铁路已经基本完工，我被分到了西安昆仑机械厂。

昆仑厂当时是西安著名的国防大厂，人人向往，我是我们连唯一一个分到昆仑厂的。有人说我走了后门，因为我父亲后来到了国防工办，其实我爸是在我三线分配前一个月才从监狱放出来，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

后来我是听另一个也是三级残废的人说，因为三线学生里面的伤残率是4%，所以分配的时候，只要是比较好的厂子，要求每25个人必须搭配一个伤残人员。

昆仑厂的学徒工

我一直有读书的习惯。

当年在三线，我们在西乡茶镇火车站搞了近一年的搬运。听说附近镇上供销社收了几麻袋的旧报纸旧杂志，我赶紧跑十几里路去看，翻出来一沓1958年的人民文学，人家要5毛钱一本，那会我一个月工资才13块，但还是咬牙买了几本。

不吃也要买书，那个时候人对于知识太饥渴了。

后来买书成了一生的习惯，我从美国回来时，整了80箱书海运回来，其中40箱捐给了母校对外经贸大学，再后来去清华，又给清华捐了40多箱书。我家到处都塞的书，老婆不胜其烦。

进厂以后，我还是想如何能继续学习。

刚到厂里，他们说哎哟来了一个19岁的党员，三线负伤回来的。在我之前，厂里最年轻的是一个女党员，29岁。

我当年是机械科的党支部青年委员、团支部书记，成天领着大家义务劳动，所有脏活、累活抢着干。机修车间很脏，全是油，每天吃饭前要洗手，把锯末和碱面搁一块洗，手经常感到烧呼呼的，到月底指头缝都是黑的。

工作很累，每天中午休息，每人发一块一米多长、二尺宽的板子，躺着睡觉，只有我一个人不睡，在那看书。班组长对我意见特别大，他说这高西庆肯定不愿意老实在工厂待着，想走白专道路。

当时的西安学习氛围很高，好几个大学都面向社会办夜校办学。

1973年夏天交大无线电系办了一个科技英语班，给各个大厂发旁听证，我听说后，也想去跟着上课，打听一圈，结果是轮不到我这样的学徒工。

我就去找交大无线电系党委书记，他跟我爸解放初当过同事。但当年老革命都十分正派，人家脸一拉说这不行，不能违反纪律，特尴尬。我灰溜溜的出门，可能他老伴觉得不好意思，追出来对我说，其实没关系，交大正门进不去，你可以从家属院这边的门进去，教室里没人管，你去听就完了。

我就去了，还真没人管。

头一节课的时候，200人的大教室，一个座位都没有，满满的。我就站在最后面听。每个礼拜两次，等第二节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座位了。一年下来，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里正好有一个是我们昆仑厂的总工程师。他以前是学俄语的，刚开始基础比我们好。但到后来他反倒老问我这题怎么做，我俩就这么认识了。他本来以为昆仑厂来学习的全都是技术员工程师，没想到我是一个学徒工。

西安昆仑机械厂

1974年，厂里有了推荐上大学的指标，那会想上大学，群众推荐的作用很大。

我就去找之前在交大跟我一起上课的总工程师，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我。

就这样，我去了北京外贸学院外贸英语系。

两进对外经贸大学

北京外贸学院现在叫对外经贸大学，我1974年9月开始在那学了三年半。

那时都是工农兵学员，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小学文化水平，大多数人除了毛主席语录一点书没看过，基本上反映了当年我们那一代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临毕业时我们班里仍然有好几个人一句完整的英文句子都说不清楚。

后来别人说你当时能上学挺幸运的，我说也是。不过当时能上学的人其实也不少（工农兵大学生总数接近一百万人，加上中专生一共有两千八百多万人），但是由于总体底子差，教材质量政治挂帅等原因，真正学出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我上学一直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中学被批，大学又被批。

刚上大学那会，工农兵大学生摸底，让大家写文章，我写了一篇革命故事，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结果说我讽刺共产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办法体会，那时候就是你写一，人家就怀疑说你这后面肯定要加一个0。我文章是想讽刺国民党，但刚好75年初的时候，又重新开始纪念孙中山，文革好多年都不提孙中山了，这一下就说我讽刺的是共产党，扯太远了。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我要去广场给周总理送花圈，校领导紧张得要命，天天堵着我不让出门。

后来还为各种事跟人打架，那时候劲儿大，打起来也不管轻重。楼继伟他妈庄静当时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有一天在医疗室，有人跑进去说学校有人打架了，庄主任腾就站起来说，是不是又有高西庆？！

当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工作，学校本来是要让我留校，但学校党组织系统对我有意见，说这个人不能留。

最后哪里来回哪去，回到西安国防工办报到。干部处的人说你回你昆仑厂吧。我说昆仑厂是苏联人建的厂，所有资料都是俄语的，我学的英语，回去用得上吗？他们就找了一个需要英语的地方，西工大旁边的631所，那有个资料室需要人。

1978年1月底我回到西安，3月中央就出台政策，说恢复研究生制度。我马上就去报名考研究生。

但是631所领导说不行，老大学生都没考，工农兵大学生不许考。我说凭什么？刚好人民日报社社论出来了。社论上面写恢复研究生制度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可以跨行业报考，所有的部门都不能阻挡。

我就把社论剪下来，拿去找我们党委书记。

当时研究生报名截止日期是3月31号。3月30号我们所党委开会，最后决定说不挡了，谁要考谁考。因为631所全都是大学生，老大学生有600多人，工农兵大学生总共就几十人。

但后来考上的也就俩人，一个老大学生一个我。我成了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

本来不打算考经贸大学，想考北京外语学院王佐良的研究生。因为我知道，经贸大学的这一帮人对我印象不好，考再好他们也不会要我。

当年研究生报考表每人只有一张，我已经全部填好了，正要出门去送表，忽然电话响了，我爸打来的，说这有你一封信，经贸大学的一个老师寄来的。

这个老师当年是庄静的助手，她对我印象特别好。信一共写了七八页，信中反复跟我说，你一定还是要考这边，不要去考外语，外语只是个工具而已。而且现在时代变了，人家不会总是用老眼光看你。

她苦口婆心的劝告说服了我。但我的表都填完了，那会儿每人就一张表，不能再领。

我爸问我怎么回事？我就给我爸看信，他看了以后也觉得这个老师说的对。我说那这表怎么办？我爸就帮着我把表上填的东西一点一点全部弄掉，改填。他以前在延安的时候就干过这种活，当年给张德生做警卫，后来做文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

后来去延大上学，胡宗南进攻时又被派到榆林游击队当队长。又在一野总部为彭老总做了几个月向导。彭老总让他留在一野他不干，说彭总脾气太暴躁，他害怕。临解放时于桑要调到北京公安部，叫我爸一起去，于桑本来是大荔公安处处长，我爸是大荔公安处警卫连连长，但我爸说我陕西人干嘛去北京？就这样一直留在陕西了。

1978年9月，时隔半年，我又回到北京，上了研究生。

当时读研究生都是国家出钱，由原单位给发工资。我当时工资一个月50多块钱，挺不少的。所以631所特生气，他们说，你在我们这儿总共干了半年，结果发了你三年工资。

我上学时候考的是宏观经济，当时叫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那会就觉得这个专业还比较有意思，因为比较有理论性，别的都是什么外贸、行情、运输之类的，我实在没法喜欢。

我这人可能受中国旧文人的影响多一些，一贯“口不言阿堵物”。就像岐山老说的话，你高西庆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老感觉着那么不着边际。

我一直喜欢理论，在这之前，我把苏联的那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联共布党史，全都看了好几遍，熟得不得了。像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我在八十九中的时候才十四五岁，已经全都啃下来了。

结果到了学校学了一段时间，学校又逼着改变我的专业，让去学法律。

1978年，学校新成立一个专业，负责的就是我后来的导师沈达明，他是当时中国法律界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家。

沈达明从巴黎大学获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回来，在上海作律师的同时还在大学里教授法律课。解放后在中央对外贸易部工作，当时是法律顾问处的头儿。到了大概1953年的时候，全国的律师、法律顾问全部撤销，就把他弄到外贸学院。外贸学院是按苏联院系分割的模式，从人民大学分出来的，把他派到法语教研室教法语，一直教到文化大革命，下乡干农活。沈老曾经跟我们开玩笑说，西方人说娼妓是人类史上最古老的专业，律师是第二古老的专业，所以全国解放后第一个被取缔的专业是娼妓行业，第二个就是律师行业。

文革尚未结束，外贸学院恢复招生，他又被叫回来做法语教研室主任。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外贸部命令学校设立法律专业，大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沈先生。这时候沈达明已经在荣毅仁任董事长的刚成立不久的中信公司任首席法律顾问。

后来我在美国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在一次尽调中曾经翻出当年的好多资料，忽然看到许多文件上居然有我导师的签字，吓了一跳。他代表中信公司，在改革开放初期从美国进口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型客运飞机。那种以租代买的飞机合同交易，中国这边没人懂，就他一个人。

当年法律专业招学生条件很简单。我导师说，也不指望有任何人有法律背景，只要给我找一个英文好的就行。

学校找我换专业，可能是因为我英文不错。当时研究生我考全国第一，总分第一，英文得了95，我自己还挺不高兴，觉得没什么错，为什么扣了我5分。

当时的系党委书记叶彩文（后来做了学校的党委书记）天天找我谈话，我当时是研究生班的支部书记。那是1978年末，还没有法律专业，他说现在我们发现法律极为重要，国家要开始开放了，得跟外国人打交道，不懂法律不行。

刚开始我说不学。他问为什么？我说法律有什么用？你看我爸没有经过任何审判，没有任何说得出的理由，关监狱呆了5年，然后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赔偿，又给放出来，就没事了。这有什么法律？

他说，不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毛主席说了，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他说不过我，就天天等我下了课，来找我，说了俩礼拜。

见劝不动我，学校就动员当时英文第二名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孩去了。我好奇问她学了些什么东西，她说沈先生是宁波人，会8种外语，他的课很难懂，但很有意思。我就跑去旁听。

沈先生每一种外语都带强烈的宁波口音，听他说英文我们反倒能听懂，说中文我是实在听不懂。

又过了一个多月，外贸部来指令说一个不够还要加一个，又来找我。这时候我把当时宏观经济学的书，从资本论到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的于光远的教科书，再到萨缪尔逊、马歇尔、小林辻等等，中国当年能找到的宏观经济书那几十本全都看完了，好像也没别的事儿，所以这就同意了。

法律读完了，我正准备踏踏实实留校待着，国内就开始有了出国潮。但当时如果想出国，本科生必须要在单位服务两年以上，研究生必须服务三年之上才让出，所以我想这（出国）根本就是没门儿的事儿。

结果没想到，研究生毕业待了没一个月，学校就来跟我谈说准备让你去美国。

留学美国

后来知道，学校之所以让我走，是因为当时从最高法院到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委、国务院法制局、外贸部，所有地方都来要学法律的人，而且只要男的。我是我们研究生班年龄最小的，班上有一半人比我大近10岁，我当年25岁进去的，学校想留住我。但来要人的单位都比我们学校的谱大，学校就赶快把我先送出去，免得给人家要走了。

当时有个交换项目，美国方面派一个人到我们学校教书，我到他们旧金山的律师事务所给他们做外国法律顾问，其实就是实习，因为我们对美国的法律了解太少了。

我在国内学是国际商法，以为对人家了解足够，结果干了几个月，发现边儿都不沾。1978到1981我上研究生那几年，咱们对人家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我感觉必须从头再上学，就跟学校写申请，学校不吭声。

后来我们校长到美国来，我又跟校长说，校长说你不就想要博士嘛。因为当时我硕士论文写了100多页，他说你那硕士论文稍微扩展一下，就给你博士学位。

我说我不是为了要这个博士，我就是想要上学。校长和书记都来过，几个月之内，我就挨着找，跟他们说。最后他们磨不过我，说你要是能申请到奖学金你就上，反正那会儿学校没钱。

但在美国申请学校，必须头一年的9、10、11月就得申请，等到他们批准让我申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按道理我是头一年6月去的，第二年6月就得回来。我知道这要一回去，一时半会儿就出不来了。

我报了一堆学校，原来从没听说过杜克，但是我当年在对外经贸的一个同学，石西民，他上的杜克。听说我要在美国上学，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一定要来杜克上大学。我问为什么？他说没别的原因，这儿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你来就咱们俩，咱们都是属于口无遮拦的人，不能呆在中国人扎堆儿的地方，容易被人举报。

我确实受够了这样的苦，他一句话打动了我，我去了杜克大学。

我在美国呆了6年时间，后来逐渐对证劵法发生了兴趣。1987年11月到1988年的9月那一段时间里，业余时间我没干别的，就收集了40多个国家的证券法，几十个国家的股票交易所的各种资料。

我是1988年7月底辞职离开华尔街律所的。7月31号离开纽约，奔欧洲，一路走遍西欧。我买了欧洲火车通票，从伦敦下来到法兰克福、海牙、阿姆斯特丹、卢森堡、布鲁塞尔、巴黎、慕尼黑、日内瓦、苏黎世、巴塞尔、米兰，到了米兰，听说布达佩斯搞了一个股票交易所，它当时还社会主义国家呢。于是我放弃了在维也纳逗留两天的计划，直奔布达佩斯。

高西庆访问米兰交易所

一圈走了十几个国家，欧洲跑完，到孟买，到东京，从东京回到香港，从香港入境。

就那一个多月，拜访了沿途所有的股票交易所，与各交易所的高管、法务、技术人员交谈、学习，看了所有允许看的地方、设备，收集了大量资料。

9月3号入境。从深圳进来徒步过罗湖桥，我拉了两大行李车7大箱各种书籍资料、电脑、打印机等等，兜儿里揣了几千美元准备交关税。结果深圳海关那位警官不解地看着我义无反顾带回国的所有东西，挥挥手让我走了，一分钱没让交。

回国创业，创建“联办”

我1988年9月初回到北京，立刻就投入了已经在一部分有志于金融改革的人士中搞得轰轰烈烈的讨论。（万寿路宾馆会议、西直门二招会议等等）。然后1988年11月9号在中南海参加了给中央领导的汇报会。

开始时是我、王波明、李青原几个人，又陆续动员了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如章知方、王莉、何斐、汪建熙、谢思敏、黄丹涵、陈大刚、魏群、龙涛、魏纯、胡启新等，加上国内有志于建立资本市场的几位如曹远征、戴小京、姚钢、赵智峰、徐庆来、武建东、王艺、魏泽红、徐晓胜等一共二三十人。此前我和波明等人在美国就开始写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从1988年初开始，到1988年5月基本完稿。

那一段时间王岐山、张晓彬他们几个人去美国考察，我们就熟悉了。这样等回来以后，就找人把东西递到时任中央领导的桌上，领导批给了张劲夫和姚依林（张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姚是管经济的副总理），大概意思是说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很有意思，你召集他们开个会，听听他们说的。

1988年11月9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开会，听取我们关于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可行性的汇报。王岐山、张晓彬、周小川，还有我们仨人都参加了。当时人行是金建栋，财政是项怀诚。我们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回答了各种问题，听了与会各位领导的各种评论。最后姚依林副总理拍板，第一句话是，看来在中国搞资本市场条件很不成熟。我一听，哗！心凉了半截儿。第二句话，但是不成熟也要搞，而且要紧锣密鼓地搞。这一下心里落定了。

我觉得当年打交道的这些老一辈领导人，他们的认知能力非常强，这些人充分地实事求是，不懂就不懂，你教我。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没有个人利益，跟后来的一些人完全不一样。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意识形态问题。

比如李鹏一听我们的汇报，就说这不行，不能在我手里搞资本主义。后来很多人因为这就骂他。我说不对，李鹏也没有任何别的利益，实际上他只是在思想上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最后道理说通了，人家接受。就是因为最后大家都支持，才把这事弄起来。

所以一听到要紧锣密鼓搞，我们一下就得了尚方宝剑。

当时我每天骑五六十公里自行车，先从对外经贸大学骑到市里面史家胡同，跟王波明汇合，然后到珠市口张晓彬那，然后再骑到万寿路王岐山那儿。每天转一圈下来好几十公里。之前在美国做律师那几年，没名没黑地干活，干的血脂高了，体重也增加了。就回来那一年，天天骑车，什么都没有了，全好了。

经过几个月，我们动员了9家大公司。（九家创始会员公司代表分别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郑敦训、中国对外贸易信托投资公司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冷林、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宫成喜、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叔平、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贾虹生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张晓彬）

当时有一个概念叫挂靠，就是把关系挂靠在国家体改委。因为联办全名叫做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结果要挂靠关系的时候，国家体改委说这名字不能挂，就变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后面加一个括弧写上联办，因为联办这名字已经广为人知了。

中心比事业单位还差一些，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9家初始大公司，每家出50万块钱，其中一部分要求用美元交，以便出国考察调研。总共合下来是450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