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重建学术回应当代思想难题的能力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艺报1949 Author 陈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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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越来越严谨、自足，其反面却是越来越烦琐和不及物。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的鸿沟已经悄然形成。文学能否对现实发言？文学如何对现实发言？边缘是文学本来的位置，还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藩篱化的结果？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如何重新加入对当代社会和精神难题的诊断和发言中？这些问题纠缠着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者。
学术研究究竟是居于经院之中，为知识传承和义理考辩而努力；还是积极回应现实问题，参与时代文化建构，这构成了中国学术的两种重要传统。汉代以降就有所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它们各有追求、可能和限度。但是，我们仍要说，从面向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设角度，以学术积极回应现实难题的实践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黄怒波的《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是一部特色鲜明、努力与当代精神难题对话，并出示了自身独特思想方案的学术著作。本书从哲学脉络和思想视野切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超越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化思路，呈现出极强地介入当代思想难题及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问题意识。
当代诗歌：
不同于当代诗歌研究一般的研究范式，《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的研究思路是从当代思想史进入，其诉求之一在于“成为当代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它关心的，不仅是中国当代诗的历史进程，更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诗艺的救赎功能”。正如尼采所言：现代社会将面临虚无主义这个最可怕的客人长久的叩门。这里的虚无主义不是日常所说的个体生活失去目标的虚无，而是哲学上关于现代性危机的严肃诊断。海德格尔则认为，虚无产生于一种普遍厌烦的时刻，一种差别消失的时刻。或者说，虚无主义产生于现代人对存在的遗忘之中。事实上，不管是弑神还是忘在，都是现代性的内在症候。詹尼·瓦蒂莫的《现代性的终结：虚无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将现代性界定为克服的时代：现代性呈现为一个快速过时、不断更替并永无休止的过程。现代性成了自身走向终结的根源，真理被转化为价值，唯一的真理被转换为无限的诠释。事实上，关于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精彩的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卡林内斯库并没有将虚无列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但审美上的颓废正是哲学上虚无主义的表现。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并非一律是消极的，还有具有肯定性的积极虚无主义。诊断虚无和反抗虚无是尼采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体两面。在黄怒波看来，虚无主义同样是纠缠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幽灵，“尼采以后该轮到我们面对虚无主义、抵抗虚无主义了”。
无疑，虚无主义既是西方现代性问题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萦绕当代中国的幽灵。中国当代社会的虚无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以颓废的面目出现，也以解构主义、日常主义、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等不同的面目出现。当它戴上以上面具时，上半场扮演着肯定性角色，下半场却可能被虚无主义附体。换言之，在不断重演的PASS权威的行动中，在旧的“神圣”被亵渎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更高价值”，等不及新的关系确立，一切就又烟消云散了。不管是市场、生活还是技术，不管是微博、微信、抖音还是元宇宙，假如没有对更高价值的渴望，“以新反旧”不过是将人们推入虚无主义的加速轨道中。
但是，黄怒波却相信，中国当代诗，至少是当代诗的杰出部分，一直置身于反抗虚无主义的行动中，并因此与中国当代社会同行，并为未来提供了重要启示。作者指出：虚无主义从五四之初就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诗歌在阐释存在、追问命运、启蒙及自我批判等文化实践中，“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同盟’，又是文化精神的阐释者”，并在“寻找一条回到精神世界的通道”。中国当代诗，既吸纳虚无主义的文化资源，又有力地抵抗了虚无主义。黄怒波认为：80年代诗歌“参与启蒙，召唤‘人’的回归，确保了民族复兴、现代化任务”；90年代诗歌“回到文本本体，从线性的历史观中摆脱出来，更深入地得到文本深处的美学反应”；新世纪诗歌的“审美精神具有了历史性、时代性及国际性，彰显着指向未来人类走向的美学精神”。中国当代诗歌“一方面表现着虚无主义的存在，一方面又以‘相信未来’和‘开花’的态度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从而以批判现代性的方式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建构。沿着尼采“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危机，黄怒波以为“与上帝和解”的新浪漫主义之路，实是中国当代诗歌正在实践，又启示于中国当代思想之处。
不难发现，黄怒波无意写一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而更希望彰显出中国当代诗歌在对虚无主义的吸纳和抵抗中，如何参与中国当代思想和精神建设，并为当代中国创造出一种有价值、有重量的精神语言。
与一般在当代诗内部谈论当代诗的学术理路不同，此书除了引述了大量哲学、思想史著作及当代诗歌文本外，还引述了诸如《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吴晓波著）等当代中国社会、财经方面的材料，显示了在大时代语境和思想史脉络中探讨当代诗歌的鲜明问题意识。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在探索学术研究与社会问题研究的融合方面颇具现实性和启发性。
思想史的进路研究有价值、有难度，对当代诗歌研究也具有崭新的开拓性。事实上，从哲学和思想角度研究虚无主义的多，从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角度研究虚无主义的却很少。贺照田从80年代的“潘晓来信”讨论中国当代社会虚无主义的历史根源，表现出对中国当代社会虚无主义思想的强烈兴趣；黄平《反讽者说》一书，选取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新世纪的韩寒为主要分析对象，他透视“反讽”实为了反思“虚无”。然而“虚无主义”只是此书的问题意识，并非直接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不论是贺照田还是黄平的研究，都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内部介入当代社会及思想问题的渴望。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复杂转型，知识分子既有转身下海的，更多从“广场”回到“岗位”，探索着更学术的知识可能，此间状况，一个著名概括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在学术化、“历史化”进程中既拓展了新的可能性，也逐渐陷入疏离于社会现实的危机和陷阱。
学术越来越严谨、自足，其反面却是越来越繁琐和不及物。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的鸿沟已经悄然形成。作品普遍沉溺于自我的小世界，研究的问题意识缺乏现实感，而来自于陈陈相因的学术谱系。其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圈子化；另一方面则是出圈的焦虑。曾经在当代社会中万人瞩目的文学，变得对现实无能为力。文学能否对现实发言？文学如何对现实发言？边缘是文学本来的位置，还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藩篱化的结果？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如何重新加入对当代社会和精神难题的诊断和发言中？这些问题纠缠着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者。思想史进路的学术研究在新世纪文学研究中的浮现，正显示了当代学术界内部对以上焦虑的反应。
事实上，当代诗歌本应是历史、社会、时代以至人类精神世界变化最敏感的探测器。诗人在时代与社会之间扮演着观察者、见证者、阐释者、抒情者和瞭望者的角色。然而，现代性内在的虚无主义症候形诸于外，体现为急剧的裂变效应。这使得任何一个文化方案，刚刚还是革命、先锋和建设性的，迅速就变成腐朽、过时、压抑性的力量。语境的转换如此快速，无论是当代诗中的“朦胧诗”“大文化诗”“纯诗”“圣诗”“口语诗”，最初都具有解放性，却又迅速成了遮蔽性因素。强调反崇高、反英雄的日常主义最初是建构性的，但马上就遁入无效解构之境。40多年来的当代诗歌研究也复如此，每一种理论范式的生成都包含着其问题指向，但又携带着自身的意义限度。强调诗的本体研究，无疑是要捍卫和挽留诗在市场化、鄙俗化时代的精神光晕，但一不小心就变成对炸裂现实无动于衷的研究。裂变的现代性何以催生虚无主义？最重要在于，虚无主义的实质乃是思维的能动性被裂变的现实所抛弃。因此，抵抗虚无主义要求我们在一往无前的现实中保持对更高价值的向往，在唯变为常的境遇中保持一种自反性姿态，努力挣脱时代不断生成的固化思维桎梏。某种意义上，《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一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顽强地挣脱了原有研究范式的桎梏，使当代性的精魂再次来到中国当代思想的危机与建构面前，体现了让学术回应时代思想难题的努力和探索。
陈培浩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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