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伊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剖析了企业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从而使人们发现企业家是推动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富贵资源。
在萨伊之前，世界上最早提出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词及其相关概念的也是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叫理查德·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但康替龙眼中的企业家更多的是指每一个按照固定价格购买而按不同价格出售商品的人，其关键词是承担风险。
康替龙认为，凡愿意从事具有“不确定性”事情的任何人都可以定义为“企业家”。
换言之，在康替龙的时代，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人们习惯将当时从事军事远征冒险事业的人，包括远航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冒险家统称为“企业家”。 从这个意义上看，萨伊有关企业家的定义和理论要比康替龙更为深刻，在萨伊逝世190年后的今天，纪念和讨论萨伊在世界“企业家精神”史上这种破天荒的作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然而，在纪念萨伊的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拥有像萨伊这样世界上第一个如此全面阐述企业家精神的法兰西，为什么无论在国际经济学术界还是企业界，企业家精神却不为人知，甚至乏善可陈？ 与今天名扬四海的法国文化产业和法国式生活艺术相比，为什么世界上人们很少听到法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是什么让法国人忘记了萨伊的理论和康替龙所创造了“企业家”这样一个闪光的名字？ 又是什么原因让法国人不仅搞丢了宝贵的企业家名词的原创权和一步步在法国搞丢了企业家精神的？ 我想，搞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仅对我们了解世界企业家精神史有帮助，对大变局时代在中国社会倡导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也会大有裨益。
法国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农业大国，历史上重农轻商思想十分严重，这里有法国得天独厚的气候和良田，也有传统经济思想上重农主义意识，如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就坚持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强调人类任何经济活动必须尊重自然秩序。
弗朗斯瓦·魁奈
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魁奈以及杜尔阁等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就认为法国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鼻祖，也是古典经济学的起点之一。 除了重农主义经济理论对法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外，在农业经济土壤上产生的法国小农经济同样对法国后来的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举世瞩目的法国大革命在推翻封建暴政和解放广大农民生产率方面具有不可争辩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大革命在实现广大法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同时强化了法国的小农经济形态。 在后来颁布的《拿破仑法典》，这种经济体又一次以法律形式得到巩固，法国农民由此拥有小块土地的神圣权利。
如此，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让法国农民一夜间当家作主，成了土地的主人，但同时也使这些获得土地的农民成为小农经济的坚定维护者和未来任何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以及土地集约化和为社会进步所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强大反对者。 更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20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法国本该通过大革命这样的社会解放运动释放出的社会活力，推动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追赶英国工业化的强国目标。 然而，法国却在这样的工业化历史时刻选择了保护小农经济为特质的法国式经济发展道路，而非英国人所选择的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即史书所描述的“圈地运动”。
诚然，英国式土地集约化道路，在迫使广大英国农民破产后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同时，促进了英国的城市化迅速发展。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残酷的土地兼并方式予以批判，但“圈地运动”很快使英国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从而大大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
资料显示，英国早在1851年就有一半的人口进入城市，而法国的小农经济使法国在80年后，即1930年才达到英国的这一水平。
与此相对照，德国在1900年和美国在1920年均达到英国当年的水平，这比法国也分别早了30年和10年。 由于城市化水平低和受小农经济体影响，法国农民的平均农田面积在1880年低于10公顷水平，其中土地不到1公顷的最小农户约占40%。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法国农业的集约化水平才达到人均16公顷水平，然后再到20世纪末达到40公顷和目前的60公顷水平。 如此，法国虽然有欧洲第一大农业国家的美名，但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的束缚使法国农业的集约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其它资本主义大国，如美国农场主目前拥有的农田平均水平是200公顷。 由于土地规模小，法国农业经济的效率就低，如果不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的补贴，法国很难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与美国竞争。
历史经验证明，法国的小农经济不仅拖累了法国的土地集约化进程，也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进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形态不仅束缚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遏制了法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释放。
法国人自称是“天主教”的长女，天主教文化对法国社会存在着长期而深刻的烙印，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对财富的观念上，如同经院派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那样“贪婪是对上帝的一种罪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拥有财富并不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事。巴黎圣母院
历史上，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路易十四还专门废除了“南特敕令”，血腥镇压了法国的新教徒，从而使20万拥有各种技能和富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的法国工匠纷纷逃离到瑞士、荷兰和普鲁士，从而使法国不仅失去了大量优秀的技术工人，也失去了极其宝贵的法国企业家群体。
虽然法国大革命宣布政教分离，并建立了完全世俗的共和国，但天主教对法国人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由此彻底改变，直至今天，在与法国人接触和交谈中你会发现，人们非常忌讳谈“钱”，人们对谁是法国“首富”并不太关心，与此同时，富人们也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尽量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不愿意露富。 这种天主教的“节俭与清贫”文化使法国人普遍失去为了追求财富而创业的渴望与应有的积极性。 此外，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思想中“士、农、工、商”对商人的普遍偏见一样，商人在法国社会的地位也并不高，相反他们还常常会被视作视钱如命的坏人，在法国文学作品中还成为讽刺甚至鞭挞的对像，如莫里哀戏剧中的《吝啬鬼》和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
为此，我们不难想像，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法国青年，为什么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总是喜欢从政，喜欢像拿破仑那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政治而非一种实业？法国作家斯汤达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传世人文理念中，“平等”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说是小农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法国的国家平等文化，不如说是小农经济和天主教传统形成了法国人的这种追求平等的全民文化共识。
如同中国人常说的“不患寡患不均”，在法国，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由于不平等造成的，因此，对平等的关注或警惕，也成为统治者执政的一个重要理念。 为此，法国的国家平等文化形成了法国特色的“第二次分配”，甚至“第三次分配”，其结果就是今天法国特色的福利经济体制。 2021年，法国公共支出占GDP的59.2%，而当年的政府财政收入才占GDP 52.8%，财政赤字占GDP 6.5%。 为了维护这种高昂的福利经济制度，法国政府只好拿企业开刀以获取财源，各种对企业征收的税赋高达企业营业收入的四成，甚至一半。此外，政府还要对企业家个人收益征收巨额税收，包括一种法国特色的“巨富税”，这在当下欧美经济体中非常少见。 为维持法国高福利经济体制，或更准确地说为赢得底层法国老百姓的支持，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就在竞选集会上公开表示他的敌人是“法国金融界”。
当选总统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对法国富人提高巨富税，对一个在法国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立即征收75%的收入所得税。 奥朗德这一非常激进的财富税一度在世界，包括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逃避如此严苛的财富税，法国大量富商被迫移民国外，如LV的大老板伯尔纳选择到比利时定居，有法国国宝之称的演员德巴迪厄跑到了莫斯科见普京，并很快加入了俄罗斯国籍。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法国人这种大革命所形成的“平等崇拜”使法国社会缺乏了一种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承担风险与创造财富之间权利与义务平等的社会氛围。
在法国，特别是青年人们，当他们看到创业之路不仅充满荆棘，一旦成功还为成为被政府任意宰割的牛羊或随意收割的“韭菜”时，他们即便对创业激情高涨，也至少不会选择在法国创业。为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硅谷会有那么多法国年青的创业家。 回想起40年前，法国社会党高举平等的旗帜，一路高歌赢得大选，总统密特朗一上台就大搞大搞国有化，他出重金对圣戈班、汤姆逊电子等十多家工业企业和法国工商银行等近50家银行实行国有化。在1983年，国有企业雇佣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 此外，密特朗还大搞平等政治，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对广大底层民众实行大量福利性转移支付，并将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至每周39小时。
与此同时，他还创造了“财富团结税”这样的税种，这个被称作“巨富税”的税种成了后来吓跑法国成功企业家的一个法律上的“原子弹”。 时间到了90年代末，法国政治出现左右翼政党共处时期，右翼的总统希拉克配左翼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后者利用议会多数党强行推出了非常激进的一周“35小时工作制“，从而使法国社会在平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社会党的这个“35小时工作制”，表面上看是为了全体底层大众，但结果是为法国经济又一次种下苦果，它从此不仅严重拖累了法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使失业问题长时间内高企不下，成为法国经济的一大顽疾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10年前，历史又轮回到社会党总统奥朗德执政，但他非但没有吸取过往密特朗的教训，相反再一次重蹈密特朗的复辙，如前面提到的巨富税，让法国经济再次遭受打击，不仅本国资本大量外流，外国资本也从此不敢在法国投资，从而在大大损害法国的国际投资形象的同时也严挫了法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在最近的40年的时间里，法国社会党曾二度执政，如果说密特朗大量损耗了戴高乐和其继任者蓬皮杜所留下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那么，奥朗德执政5年更是加速了法国经济的衰落，也使其民望跌到4%，最终被迫放弃连任竞选。 在今年5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社会党本以为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却只获得1.75%的选票，法国人无情地抛弃社会党，这都是其激进的“平等”政策惹的祸。社会党打着为底层百姓谋利，抛出种种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所谓“人民经济”主张，到头来反而让法国底层百姓变得更穷，更难以找到工作。 如此，在这样一个如此痴迷“平等”的国家里，几乎每十年都会出现一次颠覆性的经济政策革命，法国企业家怎不“闻风丧胆”？而失去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法国经济又怎能健康发展？
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法国奉行国家干预政策，历史上路易十四的宰相柯尔贝曾强势干预经济，倡导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他的领导下，法国经济增长，国库充盈，史称“柯尔贝主义”。
在法国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国家干预使法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拿破仑三世在国家干预经济的强力手段下法国较快地实现工业化。在二战后，戴高乐将军所推动的法国国家资本主义曾使法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重建了经济和工业，并在战后出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30年经济景气”。 需要指出的是，在戴高乐的国家干预下，法国不仅建立了现代的工业，也开创了法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如法电、法铁和空客公司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
为此，国内也有人曾表示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照样可以取得与私有企业一样的经营效果。 讲这些话的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可能忽略了二点：一是戴高乐领导下的这些法国大企业启用的全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技术或经营专家，二是企业管理全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游戏规则，国家无非是充当了一个战略投资者股东罢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政府的“有形之手” 违反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时，国家干预就是一种灾难，如当年拿破仑所实行的对英国“大陆封锁”，既违背市场规律也违背最基本的人性，这种为了战争胜利而牺牲市场和人性的做法导致了拿破仑对英国“大陆封锁”政策的彻底失败和对法国经济带来的严重灾难。
在后戴高乐时期，法国违背市场和创新规律的国家干预灾难也比比皆是，我们仅以当代因特网为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电信曾经打造了一个叫Minitel的通讯系统，其理念甚至技术领先性一点都不亚于美国军方所推动的因特网。 但法国人犯了二个致命错误：一是由于法国电信是国企，管理层按步就班，他们根本不考虑商业模式，也不可能设想出一种可以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在此情况下，Minitel只能是连接法国本土航空公司、电影院、旅馆和饭店的一个订票订餐系统；二是法国电信作为国企，在技术创新上非常谨慎，极其害怕创新，公司不愿冒风险，固步自封，继续用其所谓的“成熟”模拟技术，主动放弃选择已经可能成为未来产业方向的数字化技术路线。 正是由于上述二点，法国电信发明的minitel成为一个昙花一现的技术现象。它很快被美国的因特网取代，法国也从此失去了在今天数字经济大国竞争中应该扮演的大玩家的角色。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是法国人的痛。
法国曾有与美国IBM不相伯仲的布尔（Bull）电脑，但由于是国企，法国管理者们喜欢在技术和市场开拓二个方面采取更加的保守策略，从而使布尔电脑与Minitel一样，成为当今世界数字经济中的又一个甚至不为人知的匆匆过客。 由于法国政府干预的传统，从80年代起法国精英们就认为，面临全球化的机遇，法国应该像英美一样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将那些不属于法国经济中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遗憾的是，法国这项去“产业化政策”并非源于市场经济内部资源配置的规律，更不是源于法国企业家们的愿望或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而是出于法国政治精英们对当时世界经济趋势的主观分析与判断。 在这样的主观经济政策规划中，一方面法国由于没有英美以金融为支柱的强大的服务经济，只能靠奢侈品等少数行业在全球化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开疆拓土，因此，法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与英美难以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法国经济竞争力下降，而经济竞争力下降又导致法国失业飙升，从而成为法国的一个经济，甚至政治问题，如2014年美国GE公司收购法国阿尔斯通能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据不完全统计，近30多年来，法国有十多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被外国公司收购或外迁，法国的制造业从戴高乐时期占国民经济近30%下降到今天12%左右，低于德国22%的10个百分点。
由于去产业化的大环境，法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同样受到严重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