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晓鹰：中国经济还有竞争力吗？——一个“数字经济“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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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家对效率的不懈追求不仅是创新的根本动力，也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灵魂。由于数字经济在迅速的技术进步和价格下降条件下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它在提高、保持，以及在经济困难时期支撑和恢复中国经济竞争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垄断部门以及受到制度及政策监管、制约的一些经济部门差强人意的竞争力表现，或许是“保增长”政策过度阻碍了市场发挥竞争机制的结果。
竞争力的核心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企业的效率是否可以提高的问题，而是效率提高的速度能否足够快的问题。这可分别内部和外部两个层次来理解。其一，从内部或企业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和劳动成本变化的相对关系看，前者的增长速度至少要相当于后者的上升速度，以抵消来自后者的压力；其二，从外部来看，企业自身的这个表现还必须要优于其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不难理解，与外部标准相比，这个内部标准是基础，也是本文讨论的焦点。使用一个经过劳动生产率调整过的劳动报酬指标，即单位实际产出所需支付的劳动成本（即ULC，图1），从数字经济角度考察2001至2018年中国经济竞争力变化，我们发现，自加入WTO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经济竞争力上升最快的时期（ULC几乎没有上升），其中制造业发挥了主要作用，而最突出的贡献来自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生产和集约使用部门。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早期（2008-2012），整个经济的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远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其中ICT相关行业也不能独善其身，这与政府旨在“保增长”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虽然这种情况在危机后晚期（2013-2018）有所改善，但尚未能恢复危机前的竞争力。图1显示了我们对中国整体经济竞争力变化的估计结果。估计过程及分部门结果在以下的讨论中展开。
图1：中国整体经济危机前后的竞争力变化
资料来源：见表1。
ULC：一个必须关注的竞争力指标
国际竞争力研究中使用的核心指标是一个经过实际劳动生产率调整过的名义劳动报酬指标，即开始提到的单位产出劳动成本（Unit Labor Cost或ULC）。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它触及了竞争力问题的本质，即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经济必须为生产一个单位的实际产出支付多少名义劳动报酬（包括非工资性报酬）。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往往谈到劳动成本上升色变，觉得经济一定出了大问题，这实在是不懂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且正常的现象就是劳动成本上升。即使市场没有被扭曲，也不存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劳动成本也会上升。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由于技术升级以及技能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而且，随着传统部门过剩劳动力的消失，劳动成本上升速度加快，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刺激新技术/新机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结果不仅推动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也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劳动成本上升。
一个顺利的技术升级过程，一定是一个劳动生产率上升可以不断克服平均劳动成本上升，从而保持竞争力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个良好法治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机制，包括竞争性要素定价、竞争性技术选择和竞争性资源配置。它不会在所有的企业，所有的部门同时发生，特别不会在垄断性强、过度受到监管的部门提高竞争发生。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竞争力是否可以提高，取决于它的竞争性部门是否可以得到鼓励，同时它的垄断性部门是否可以得到抑制。国家越是干预，不管是什么目的，肯定强化垄断性部门，挤出竞争性部门，从而降低整体经济的竞争力。越是接近微观或企业层面，这个ULC指标越有直接的市场或商业意义，但是本文关注的行业层面和整体经济的ULC仍然有重要的市场决策参考和宏观政策评估的意义。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
我们首先以数字经济的视角观察和讨论2001至2018年期间中国经济及其主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表1给出了整体经济和三个ICT相关部门以及六个其他部门在四个重要时点上的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由这四个时点给出的三个分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在整个观察期间，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达到9.5%，其中加入WTO后的“黄金期”增长最快，达到11.1%，危机后早期降至10.1%，晚期更降至7.3%。ICT生产部门（包括硬件和软件）一直具有最高的、相当于平均水平4至5倍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根据表1计算，下同）。其次就是集约使用ICT技术的制造业部门，大致相当于平均水平的3倍。非ICT集约制造业和采掘业也有相当于平均水平2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比之下，2012年前的农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最低的部门，然后是非市场服务业（政府、教育、卫生）。农业劳动生产率从2001年只相当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的30%下降，此后一直维持在20%上下，没有任何改善。这出现在中国经济这样迅速的增长和结构变化过程中，是个很反常的现象。非市场服务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一直下降，从2001年相当于平均水平的80%，降到了2018年的10%。
表1：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数字经济视角
资料来源：伍晓鹰、余昌华，《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2021。
表1的增长率部分显示，部门在各个时间点上如此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反映在各自不同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上。从整个时期来看，ICT生产部门的速度是唯一一个超过整体经济速度的部门，这说明该部门有着完全可以左右整体的权重。此外，支撑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还有整个制造业，特别是其中集约使用ICT技术的制造业，以及ICT集约使用服务业。根据理论，部门间这样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变化并不可以直接预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我们还需要观察这些部门相应的平均劳动报酬变化。
平均劳动报酬水平及其变化
表2的安排完全与表1对应，给出了整体经济和主要经济部门在四个重要时点上的名义平均劳动报酬水平，以及相应三个分期的劳动报酬年平均增长率。应该提请注意的是，我们估计的平均劳动报酬已经包括了企业为劳动者支付的所有非工资性劳动成本（如各种保险金等）以及任何政府补贴，因此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不同部门的劳动总成本及其变化。表2显示在整个观察期间，整体经济的平均劳动报酬从2001年的7,557元上升至2018年的60,342元，这相当于从2001年每月630元提高到2018年每月5,028元，年平均提高达13%。如果观察各部门相对整体经济的劳动报酬水平， ICT生产部门和ICT集约使用制造业都经历了明显的下降，分别从加入WTO后2001年的2.6和2.4降至2007年的1.9（这里整体水平=1，根据表2计算，下同），减缓了整体经济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者继续下降至2018年的1.4，但前者又重返2.4。此外，ICT集约使用服务业在经历了2001至2007年期间相对劳动报酬水平下降后，也在2012年出现逆转，到2018年时又重返2001年水平。这些都加快了危机后整体经济劳动成本上升的速度。
表2显示，各部门在每个时间点上不同的劳动成本水平也反映在整个时期及不同分期的增长速度差异上。从整个时期来看，竞争压力大的ICT集约使用制造业部门是相对整体经济劳动成本上升速度最慢的部门。分期来看，所有ICT相关部门，还有非ICT集约使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2001-2007这个中国加入WTO后的“黄金期”经历了远低于整体经济的劳动成本上升，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尽管农业部门的劳动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整体经济，但这并不构成对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压力。从相对劳动报酬水平看，农业的劳动报酬水平从来没有超过整体经济平均报酬水平的一半。对于正在经历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二元化”，其中肯定有值得探索的更加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表2：中国经济劳动成本水平及其变化：数字经济视角
资料来源：见表1。
中国经济竞争力：ULC水平及其变化
我们开宗明义地讲过，保持竞争力的根本问题在于，随着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生产率是否能够以足够的增长速度去克服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现在，我们可以结合在表1和表2中观察到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的变化，建立一个可以反映竞争力水平及其变化的指标，即前文讨论过的单位产出劳动成本或ULC指标。因为这个指标的含义是生产一个单位实际产出（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义劳动成本，所以在计算上相当于用表2的名义劳动报酬值除以表1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值，这就可以得到表3。由于我们的目的只是比较中国经济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不同时期的ULC，所以不必考虑这种方法在国际比较中通常所需要的购买力平价的转换问题。
表3：中国经济ULC水平及其变化：数字经济视角
资料来源：见表1。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嘎然中止了中国经济的这个“ULC黄金期”。在危机后的早期阶段（2007-2012），虽然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可以实现年平均10.1%的速度增长（表1），可是劳动成本却一跃以每年18.2%的速度攀升（表2），致使ULC以每年7.4%的速度提高。相比之下，如我们早先的一项研究表明的，这个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制造业的ULC都在下降。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解剖，也许人们很难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经济竟然突然面临着一个冰火两重天的成本环境和由此而来的竞争压力。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它与我们对中国加入WTO后突然出现的、几近零成本增长的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有深层的制度原因。尽管危机的影响，在行业层面，制造业的平均ULC增幅还是低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约20%，仍然表现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特点，这同时体现在ICT和非ICT集约使用的制造业部门，尽管ICT生产部门的ULC上升速度也很快，几乎相当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如果深入观察，推动整体经济ULC上升的部门主要是那些垄断性很强的部门和明显受惠于“保增长”政策的部门，特别是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采掘业和服务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非市场服务业，ICT集约使用服务业的表现并不好，这主要是由于其中的一些部门，如金融、保险、交通、仓储、工商技术服务等，有很强的国家垄断性或受到政府过度的监管。
表3也显示，危机后晚期（2012-2018）整体经济面临的竞争压力因ULC增长速度明显地放缓而减低了。主要原因是政府直接干预的力度不得不减小后，市场自身调整的空间扩大了，市场竞争的加强在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劳动成本的攀升。表3还显示，总体上看，制造业仍然是推动成本下降的主要因素，其中ICT生产部门的ULC上升速度相比前期大大放缓了。这个期间，ICT集约使用的制造业部门又一次出现了明显的ULC下降，有助于恢复竞争力。但服务业，包括ICT集约使用服务业，仍然是推动这个时期成本上升的主要部门。
最后，我们用图2选择性地比较四个主要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ALP）和平均劳动报酬（ALC）在危机前后三个时期的年平均变化，以及作为这两个指标相对变化结果的单位产出劳动成本（ULC）的变化。直观地，ALP增长是否可以克服ALC上升及其强度，意味着ULC变化的方向和强度。ALP增长越是超过ALC上升就越是导致ULC下降，也就是竞争力的提升。图2清楚地图解了我们的发现：加入WTO之后强劲的ALP增长和ALC下降使所有这些部门都经历了显著的，尽管程度不同的，ULC下降——“ULC黄金期”。这种情况在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惊人的逆转，虽然其中ICT生产和集约使用制造业的表现仍然要优于服务业部门，包括ICT集约使用服务业部门。危机后晚期，也是由于ALP相对ALC表现的巨大差异，ICT生产和集约使用制造业的ULC明显改善，但这并没有出现在服务业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ICT集约使用服务业ULC的大幅度上升影响了整个数字经济部门的竞争力表现。
图2：中国经济ALP、ACP和ULC变化：几个部门比较
资料来源：见表1。
政策启发：市场、竞争力与经济转型
根据实证发现的结果，本文的分析肯定了数字经济在提高、保持，以及在经济困难时期支撑和恢复中国经济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由于数字经济在迅速的技术进步和价格下降条件下面临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这些发现就是肯定了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制度保障。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垄断部门以及受到制度及政策制约的一些经济部门差强人意的竞争力表现，恰恰是政府的过度干预阻碍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在危机后早期出现的竞争力迅速下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旨在“保增长”的、过度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推高成本的同时，阻碍了市场竞争、侵蚀了市场机制，最终挤出了有效率的经济活动。
能否可以保持劳动生产率增长足以克服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一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转型问题，是现有技术条件下过剩资源几近耗尽，以至成本上升超过生产率增长时必然面对的问题。与是否存在外部市场冲击无关，但是与经济内部是否存在结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最高政策当局不能认清这个问题，坚持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以尽力维持增长率或力争减缓经济减速的过程，不但会严重损失效率，还会进一步推动成本上升。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是，这种不正常的、并不能反映真实成本结构的成本上升，会过度挤压国内投资空间，迫使投资者离开。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它正在导致中国经济过早地进入一个“去工业化过程”，甚至可能会使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2022年10月8日于北京大学燕东园公寓）
伍晓鹰，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研究教授，增长实验室主任。曾任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终身教授、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 TCB）高级学术顾问，以及TCB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曾被选为“国际财富与收入学会”第28届理事会委员和“亚洲KLEMS生产率学会”第5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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