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性气质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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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经历多次颠覆性的转型，改革开放以降的当代诗歌更是对激烈变动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的诗意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现代性无疑是理解和阐释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有效视角。黄怒波的《虚无与开花》作为一部当代诗歌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饱含了作者作为当代诗歌参与者深切的体验和冷静的观察，生动地叙述了近半个世纪本土诗歌流变的故事，以及隐含其后复杂的美学精神。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工作午餐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勒克莱齐奥先生和我们一起，一边吃着盒饭，一边侃侃而谈，不经意间，他说到了一个让我们震惊的话题：西方的抒情诗传统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古老的抒情诗通过埃及传到希腊，尔后才散播到欧洲各地。真不知道这一发现是他的想象，还是他有什么真凭实据。这个说法当然很容易满足本土膨胀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但我看到的是一个西方著名作家向中国这个伟大的抒情诗国度表示敬意。在中国，诗曾是我们周遭的空气和水，尽管今天它变得不那么重要了。2008年，摄影家宋醉发的《中国诗歌的脸》（第一辑）在坊间刊行，引起不小的轰动。他历时5年走遍大江南北，造访并记录了300多位诗人和一些诗评家。从朦胧诗派到晚近新生代诗人，一个个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诗人与诗歌文本”赫然出现在眼前。通过这些诗人及其诗作，生动地建构了可观可触的中国当代诗歌的面庞。
从古老深厚的抒情传统，到缤纷多彩的当代诗风，着实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不变的是骨子里的抒情冲动，变的则是诗随当代的生动面庞。我们该如何阐释晚近本土诗歌的精气神呢？我想到了现代性这个概念。1848年，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5年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则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马克思是从他对人类历史演进的角度天才地预见到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动荡，尤其是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到来；而波德莱尔则以诗人的敏感预见了艺术的现代性变革，从古典艺术的永恒不变向过渡、短暂和偶然的转变。从马克思到波德莱尔，从社会的巨大变革到艺术的风格流转，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文化和诗歌，也重塑了身陷现代性巨大旋涡中的男男女女。波德莱尔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终结了古老帝国的超稳定体制，进入现代性的急剧变动期，马克思描述的现代性加速度也体现在本土一系列变革与转型中。从晚清康梁的文学群治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战文学和解放区新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一直到“文革”10年的极左思潮，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个镜像，敏锐地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演进。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一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变革遂开启，此时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加速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诗人对现代性的社会变革做何反应？
一般来说，诗人对社会变革的敏感最为显著，他们是现代性的预言家，也是现代性的表现者，更是现代性的引领者。因为诗人具有情感敏锐性和思想深邃性，抒情的传统使他们与生俱来地拥有独特的官能，常常对社会风向的变动做出及时的反应。所以，中国古代才有所谓诗可“兴”“观”“群”“怨”之说，诗人就像是民众的代言人，诗心乃民心之体现。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表述，以及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描绘，对于我们探索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现代性多有启迪。在马克思那里，他一方面指出了社会变动的客观性事实，“一切新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亦即随着社会变革，人们主观体验及其观念也发生了急遽变动。我以为这就是诗歌现代性的辩证法。社会变革造就新的诗人群体及其新的诗歌观念，诗人们又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加速了现代性的变革；现代性的洪流裹挟着诗人进入大变革洪流，身处洪流中的诗人们又以自己敏感的抒情心灵去表现伟大变革。 变革的时代使诗人们多有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的强烈冲动，从朦胧诗开始，当代诗歌开启了新的征程。随着越来越多样的先锋诗歌的出现，人们意识到一种全新的当代白话新诗正在“崛起”。朦胧诗从开始的贬义词，遂转变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孙绍振语）。实际上，自晚清以降，白话新诗始终以不同的方式折射出本土现代性的不同形态。而改革开放后的当代诗歌，则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完整性和深刻性，楬橥了中国现代性的多重面相。虽然当代诗歌远没有达到当代小说那样的“轰动效应”，但其文学影响力不可小觑，尤其是在人们对本土现代性独特的情感体验与表达方面，诗歌特有的抒情性传统经历了深邃的现代性转换。孙绍振
我很赞赏福柯关于现代性的解说。他认为现代性与其说是一个时间断代概念，不如说是某种思考、感觉和行为方式，既标志为属性又体现为使命，所以他建议将现代性看作是古希腊人所说的“气质”（êthos）。福柯的这一解说与马克思和波德莱尔的描述相结合，为我们重审这一时期的诗歌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武器。在我看来，此一阶段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表征既是诗人们的特有思考、感觉和行为方式，亦是中国当代诗歌此时彰显的属性与使命。具体来说，现代性在本土诗歌中呈现为一系列持续性的张力。首先是精神与物质的张力，这一紧张显现为诸多复杂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取向之间的争执与较量。从经典的诗意理解，到世俗的物质生活，从诗歌本然的精神性诉求，到诗的身体写作，从理想乌托邦到拥抱一地鸡毛的现世生活，甚至诗歌精英主义与俗世主义之争，英雄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观念冲突等，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张力的不同症候。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与物质的角力抵牾始终左右着诗歌的文化生态，它既是社会生活变化的折射，亦是诗人对这一变化敏锐的体验及其表达。其次，当代诗歌现代性气质还体现在当下与传统的复杂关系上，由此引申出中西诗歌传统的多重关联。换言之，现代性在中国诗歌中不断地映射为古今中外的交错、关联与断裂。一方面，自朦胧诗派以来，本土诗歌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形态各异的先锋诗歌，无论在其诗性特征还是诗歌观念上，都带有鲜明的反传统气质，先锋诗歌与当下反传统冲动的结合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所以诗人之激进不足为怪，每当激进者出现时，便可预见必有更激进者将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九叶派诗人郑敏一系列关于白话新诗的反思，断言中国白话新诗背弃了格律诗的伟大传统，转而投向西方，因而诗已非诗矣。虽然这个说法过于强调传统且将诗意归于格律文体，但指出当代诗意匮乏和西化语句等普遍现象，的确是令人深省的。传统与反传统、拥抱或抵制西方、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论等诸种诗歌取向，都鲜明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流变中，并催生了差异悬殊的诗歌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
福柯
再次，大都市精神与回归乡野精神的不同诗歌旨趣的张力。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都市化，中国现代化带动了广泛的城镇化，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大都市到各类中心城市再到中小城市，可以说大多数诗人的生存空间多为都市。因此，急剧变化的都市生活及其体验成为当代诗歌的基本情感和重复主题。然而，正是因为这种都市化生活的压抑性和局限性，导致了相反的诗歌诉求，回归乡村、回归自然、回归原始遂成为颇有吸引力诗歌的主题和意象。都市化精神与乡野精神既相互抵牾，又互相补充，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主副旋律，建构出一个独特的复调型诗歌生态。最后一个方面是诗化与散文化的文体差异性，这属于当代诗歌现代性的风格层面。从历史角度说，诗性、诗意和诗化与传统牧歌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而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化则导致了散文化的流行，叙事文学取代抒情文学成为文学的主导形态就是一个明证。这一转变不但在文体（类）间反映出来，而且在诗歌内部亦有体现，那就是恪守诗性的传统与散文化的新风尚。诗歌原本是凝缩的、注重修辞和内在意涵的韵文体，以哲理性和思想深度见长。但当代世俗生活和观念演变，导致了更趋近日常化、口语化和散文化的诗歌写作方式和表现方式，稀释或淡化了诗歌原本所具有的精粹浓缩特质。更有甚者，作为对诗意古典美学规范的颠覆性反叛，散文化诗歌有时只在分行排列上保留其诗性，而在语言、韵脚、意象、修辞、主题和风格等层面上则抛弃了古往今来的诗歌规范，这便为当代诗歌的形态多样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这是否会导致诗意衰竭，或使得诗性消解，则是另一个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问题。
我更感兴趣的是该书的历史叙事中，有一个两类诗人角色扮演的张力关系的解析，即“英雄诗人”与“凡俗诗人”两种诗人主体性之间的张力。这一角色的差异不但导致了诗歌主题与风格殊异，且催生了迥然异趣的诗学观念和理论话语。如前所述，诗人最具反思性和情感敏锐性，每当时代精神风向有微妙转变，诗人们往往是先知先觉的人，即所谓的“诗人—预言家”，他们是“诗圣徒”，亦是“文化英雄”。他们喜欢在高处、远处、前方和静夜里言说，对即将或已出现的变化做出深刻的预言和判断。《虚无与开花》中所论及的主要诗人多属于这一类型：北岛、顾城、舒婷、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食指、多多、于坚、臧棣、翟永明等一长串名字赫然在目。他们或是预言家，或是精神分析师；不是热衷于宣判“上帝死了”，就是“弑父”般地决绝于过去，或众人皆醉我独醒似的独白吟咏。他们的诗作修辞独特，意象奇异，情感动人，主题深邃，成为映射当下人们真实生存境况的语词镜像。这些诗人的代表性诗作构成了中国当代诗的重要遗产，该书对这些文本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其实是在践履诗歌批评史的经典化功能。作者对这些诗人及其诗作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优雅的礼赞。
然则，另一类诗人及其诗作也不可小觑。这些人敏锐地把握中国社会转变的风向，从群体写作转向个人书写，从知识分子写作走向民间写作，从形而上的诗性精神转向形而下的日常性。随着凡俗诗人的合法登场，物欲化的人生，琐屑的日常性，快感化的消费文化，诸多习以平常的生活场景悄然入诗，且合理合法地成为诗歌的正当题材。这些诗人习惯居于此时此地，吟唱此情此景，既无伤感远去的过去，又拒斥遥不可及的未来，当下一切便是诗的一切。从某种角度说，凡俗诗人的日常写作回归了诗之古老的生活有机性原则。诗歌“圣徒”与诗歌“凡人”同在，两种迥然异趣的诗风构成了当代诗歌的现代性张力。无后者，前者决然显不出英雄气概；无前者，后者的参照价值亦不能体现。他们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却各唱各的调，俨然是既相似又相异的家族成员。由此来看，现代性是黏合剂也是分化剂，它将两类调性迥异的诗人统一于当代诗坛，却又拨动他们各自不同的琴弦；现代性是迷药亦是解药，它把不少诗人唤入神秘莫测的乌托邦境界，又棒喝另一些诗人直面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发现些许诗意甚至反诗意的东西。
《虚无与开花》的独特叙事方法也颇有意趣，其“互文性的复调阐释”的手法异常突显。该书可读性和思想性相得益彰，文本解读与理论剖析相互作用。作者围绕具体诗学主题，信手拈来中外诗学批评的精辟论断，不时引证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史等多重理论资源，这就形成了该书诗之历史叙事的“宽频”话语谱系，超越了拘泥琐碎细节而小格局叙事。不同于学院派诗学研究刻板的学术规范性，亦有别于诗家自我言说的片段感言，作者采用了一种频繁的互文性复调叙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三段式的诗史建构，被置于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互动的背景之中。一方面，作者采用诗歌文本解析与诗学理论观念互为印证的方法；另一方面，对诗歌现象和诗学观念的考量，则是中西互文并比较参照，描画出外来理论的本土旅行及其变异，将本土诗歌生成的复杂性缘由返归文明互鉴的期待视野。这一独特的历史叙事方法，使《虚无与开花》不同于通常的历史诗学，更像是一种诗歌的思想史写作，一如作者所言：
我的观点是，以新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把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文本进行审美分析，可以找到中国当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从而，反过来把它又还回历史，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变革、社会发展的思想史、文化史、精神史即文本史意义上的资源体系。这其实是确立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合法地位的新途径。
其实，这一叙事方法不只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演变的局部性方法，而是贯穿在全书始终的一种总体性的叙事方法。就诗论诗显然不是这本书的要旨所在，由诗歌引发更多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美学的思考，也许是该书未予明说的题中之义。
回到中国当代诗歌的现实语境，作为精神气质的诗歌现代性，乃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它会触发中国当代诗歌理解和阐释的更多可能性。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0期）
周宪老师为辛庄课堂首期班学员授课
周宪，辛庄课堂学术导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院长。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在美学、艺术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著有《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文论》（2019），《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2017），《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2015），《视觉文化的转向》（2007），《美学是什么？》（2015），《审美现代性批判》（2005）等。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办第七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法国阿尔杜瓦大学名誉博士，中华美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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