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刘成章：大关中平原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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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民歌云：“人里头挑人年轻些好，白胡子老汉活不长了。”想起它，我就想必须抓紧写一些，否则，要是突然在哪一天，有一股烟从我之躯一升而起，就没有机会再写了。

　　以上是乱说几句，下面就不能了：

　　散文集《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近几年，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名家散文自选集：安塞腰鼓》，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安塞腰鼓》，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安塞腰鼓·关中味》。作品曾被指“有醉倒人的力量”（阎纲），“在当代散文界是独立的”（贾平凹），“在新时期大放光芒”（刘锡庆）。单篇代表作《安塞腰鼓》，是近三十届学生的学习教材，其中包括中小学、中职学校、艺术院校和个别大学；现在又被教育部新近统编的教材选用。

　　就此打住，不然，吹得太多，名实不符，物极必反。反了就会变成一摊不可言说，而我又老了，收拾起来很不容易。

——刘成章

大关中平原（节选）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陕北高原战火纷飞，国民党的“中央军”节节败退，解放军展开了大反攻。前进的步伐像滚滚流水，雄壮战歌绕枪刺。当时唱得最响的一首歌是《大进军》，其词曰：

　　挺进！挺进！

　　向渭北，向西安，

　　向大关中平原上，

　　大进军！

　　我那时虽然只是个小学生，却也经常唱这首歌。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群山苍茫的延安，一直没有见过平原，歌声中唱的那“大关中平原”，唤起了一个天真少年的无尽遐想。

　　一九五三年，我第一次从延安出发，过了甘泉、交道塬、洛川、宜君梁，汽车从陡峭狭窄的金锁关轻快地冲下去，在铜川坐上火车后，搭眼就看见了大关中平原！这时候，顿觉天高海阔，真有一种任鸟飞（我是鸟）、凭鱼跃（我是鱼）的感觉，激动得不知所以！

　　不过，我只是在西安看了十几天的病，又回到了陕北。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考上了大学，好像一棵树苗，被移栽到大雁塔之下。老话说，人换个地方，都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有，很快就适应了。风里抽枝，雨里开花，我每天都会走进雄伟的图书楼，数不尽的书、数不尽的报纸杂志，给了我多少灵魂的滋养！

　　那时我已经爱上一个女孩。喜鹊飞来飞去，羽毛的色彩简约而美丽。那时还没有表现爱情的舞剧《长恨歌》，我想不出唐玄宗和杨玉环一起翩翩起舞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学校近旁就是有名的大雁塔、曲江池和寒窑。一代代的帝王和贩夫、英雄和美女、圣徒和骗子，有的在这儿留下了呼吸和名字，有的只留下些漫漶了的脚印，不知他们是登上了云端还是遁入了地底，没人告诉我们，却引逗得我们想去探寻。

　　意想不到的是，诗意的日子也会被黑云翻滚所取代。

　　后来，我可以细看关中平原了。不管是坐上汽车，还是骑上自行车，我的眼前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和村庄。这里有王维隐居过的辋川，有五陵少年引着狗踏过的田埂，有王宝钏和张洁都挖过的荠菜（一个是唐高官的女儿，一个是现代的馋丫头）。从这里抬头望去，视线没有任何遮拦，可以看到太阳是如何升起又是如何落下去的。太阳在跃出和沉落中，给多少云彩喷上了炫目的色彩，使多少鹰鹞欢欣飞舞；即使空中飘荡的一根游丝，也会渴望亲吻这个世界。到了五一节前后，广阔的原野上，一片又一片碧绿的小麦，已经绿得不好意思再绿了，就变着其他法儿装扮自己。谁见过蓝色的麦田？我就见过！在这大关中！地里的好些小麦，都快成蒲松龄笔下的狐仙了，大概经过一夜的交头接耳，临天明前，每棵都换了一身衣裳，一律是蓝色的。蓝芒儿，蓝穗儿，蓝秆儿。蓝在荡漾，蓝在摇摆，蓝在喧腾，蓝在滚沸，蓝在奔跑。何以如此？那是因为一种叫作风的东西，已经来了。然而，此时的风，全都是从苍茫高天吹来的，每一缕都携着太阳的光焰。它们是慰问团，慰问奋斗了多半年的麦子，它们是来送温暖的。不，它们就是风，就是应时而来的热风。它们闷着声儿地吹、吹、吹，越吹越热，越吹越热，热得就像要着火了，热得鸣叫的蝉都大汗淋漓。然而小麦高兴，它们在热风中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几天下来，麦芒、麦粒和麦叶、麦秆，都皈依黄金家族了，成了金铸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时候的八百里秦川，风又开始弹拨琴弦了，在一片一片的田野里，人们唱起了开镰之歌（我也参加了好几次）。而此时，隆隆的雷声响起来了，亮眼的闪电也在闪耀。那是龙啊，龙乘着雷电，震天撼地，扭动着身躯张牙舞爪地来了！人们立即奋起，从龙口夺食，片田不让，颗粒必争，拼死拼活！

　　人是大地的主人，而海为龙的世界，龙是从海里来的，龙对于大地上的事情（比如地形地貌）哪有人们清楚，胜负早已决定啦。

　　麦子颗粒归仓后，玉米、大豆和别的杂粮又出苗了，嫩绿如婴儿的哭声。关中的土地，几千年来总是这么忙，没有一刻可以休息，比如喝上一碗茶、看上一场戏，或舒展地躺上一会儿。有时候真让人不得不感叹：我们把这块土地，实在用得太勤了！然而这块土地却总是默不作声，如同慈祥的母亲。

　　除了田园，还有别的风景。只要放眼看看，就能看到蓬勃活跃的时代画卷：列车飞驰，阡陌纵横；垒垒帝王陵，煌煌新楼宇；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大专院校遍布郊区；闸门放水般的外商投资，红日跃出秦岭似的高新开发区。

　　关中人常说：“火车不是人推的，十三朝古都不是咱西安人吹的！”别嫌他们口气大吧。经历了十三朝文化的熏染，连脚下的黄土都牛得不得了，哪一粒土中没有古文化因子？当然，要是把西安城放在全世界看，也许它并不算大，甚至多少有点儿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拿它的地下文物来衡量，可以说是稳当当的全球第一，无须争论。不信你就拿其他国家的城市比比，不论哪个城，你用力去挖吧，就是挖遍整个山川，也挖不出几丝惊艳。可是在这关中，只要挖一?头下去，就会挖到某个朝代的武威文脉；再挖一?头，也许就能听到另一朝代的人哭人笑和琴声鼓声马嘶声。整个大关中平原，每一寸土地都像一片竹简或一页纸张，它们连起来就是一部宏伟的史书。修机场时，居然挖出三千五百座古墓，其中就有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的；修地铁时，建筑工人的挖掘机和考古人员手中的洛阳铲，都忙得不亦乐乎，更挖出了雍王都城废丘。不管在哪里动土，都有文物发现。如果要问：在关中，什么人最苦恼？除了施工者没有第二个！进度慢如蜗牛爬，一山放过一山拦！假如再问：在关中，什么人最辛苦、最忙碌？不用费脑子了，无疑是文物局和考古队员！他们的任务总是那么艰巨又那么接二连三！从战国到秦、到汉、到隋、到唐，再到宋元明清，哪一个朝代不向他们招手？所以，这里的文物局，整年忙得脚打后脑勺，成了史上最忙的文物机构。那些遍布西安南郊的高等院校，每一所都曾是考古现场。

　　在西安，开拓和保护，总是在互相抵牾、互相冲突，还常常为此上热搜。在西安，现代化建设的脚步常常与传统文化相碰撞。这碰撞，有时相当疼痛，修建什么都费时费力费资金，但，疼痛中也有大快乐。地铁九号线艰难地修成后，人们编了一个穿越剧，李斯叩见秦始皇：“陛下，我们有地铁了！”秦始皇问：“地铁比朕的马车如何？”李斯立即领着他见了地铁，秦始皇龙颜大悦。可是车站人员还要他们过安检，始皇震怒了：“你好大的胆子，信不信抓你去修长城？”

　　在地铁的每一个站上，都有与此地出土文物相匹配的壁画长廊。古与今的和谐统一，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关中平原俗称关中道，要是来点儿褒扬和赞美，就可以把它叫作八百里秦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首当其冲就是古都西安，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烟霞绕楼，霓虹洒街，古建新居，鳞次栉比。这里高校众多，高水平的作家众多，艺术人才众多，热衷于书画的人众多，文化氛围浓厚。人们打趣地自诩：半城文化半城仙。咸阳其实等于它的一部分。它的西边，习惯上一直称为西府，东边则叫作东府。西府大致包括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麟游、陇县等地；东府则大致包括渭南、大荔、合阳、澄城、韩城、蒲城等地。

　　在这大关中平原上，我们熟悉和钟爱的，当然是我常住的西安了。西安的朱鹮、雪花、陶罐、埙以及秦兵马俑的浩荡阵势，总是环绕着我的视听，丰盈着我的生命。我在西安度过了人生的青壮年时期。我的工作建树、文学创作，我的爱妻的大展手脚，我的子女的健康成长，我的得意和荣光，我的奋争和哀伤，以及我的无奈和叹息，也都发生在这里。这里承载了我此生最深刻的记忆。我真切地感觉到，生活在这里，我十分舒心。我在西安，已不是身处异乡，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安人了。

　　西安人喜欢吃辣子，要是爱你就爱得昏天黑地；西安人爱吼秦腔，要是骂起人来，比吼戏还狠；西安人说话总是直杠，而心地实诚善良；西安人勇于打拼，要是认准一件事情，就会生猛倔强地干起来，翻海倒江。

　　现代陕西才子、中国著名学者吴宓，曾经概括陕西人的性格是生、冷、蹭、倔。就连吃也不例外。人们或许见过西安籍演员演的吃饭视频，手里端的是粗瓷大老碗，碗里盛的是裤带般宽的油泼面，他们都是狼吞虎咽，好不威武！

　　著名作家柳青写的中篇小说《狠透铁》，对陕西人的性格有着极好的诠释：一个农村的“老监察”，坚持原则，处处为群众着想，简直到了“狠透铁”的地步。“他那份虔诚，老天主教徒对上帝也比不上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安市市长张铁民，为了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常常挤上公共汽车，亲身体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次，他遇到一个工作马虎的售票员，便提醒他认真一些。可是那个售票员不但不听劝说，还和小混混一样反唇相讥。张铁民被气得血压飙升，说：“你不配干这份工作。”下车后，张铁民找到公交公司领导，责成他开除了那个售票员，并在全系统开展素质教育，大大改善了市内交通面貌。

　　文学上，一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作家，使西安成了全国的文学重镇。以陈忠实为例，他到了四十四岁的时候，觉得人生已过半，成绩却平平，心里十分不甘，发愤要写一部“死了可以放在棺材里垫头作枕的书”。他发誓，如果写不成，他就洗手不干了，和妻子一起去喂鸡。他是多么决绝！他一头扎进故乡老屋，整整写了六年，创作出巨著《白鹿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白鹿原剧照

　　西安电影制片厂，原先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一九八三年，崭露头角的导演吴天明担任了厂长。不久，他召开了一次震撼性的全厂大会。他在会上说，西影有三种人：一、大多是牛，躬身奉献；二、猪，躺着，不干事情；三、狗，不但不干事情，还整天到处咬人。说完后，他当场免掉好多人的领导职务，又任命了一批新领导。事后一些人骂他、告他，他毫不退缩。他力推改革，打破了制度藩篱，不久就吸引来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等一批年轻人才，拍出了《红高粱》《人生》《老井》等一批影片，书写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段撼世传奇。
巩俐在电影《红高粱》中饰演九儿　　张铁民、陈忠实、吴天明，他们是西安人的典型代表。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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