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土

作为长期研究农村、农民的学者，在陕北农村做田野调查断断续续超过15年时间。从开始的听不懂方言到逐渐能听懂大半，再到能和村民顺畅地“拉话话”，慢慢喜欢上陕北话，而且发现其中不少有趣之处。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做学术性探究，只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陕北话做简单记述。

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初到一地，最先遇到的总是语言交流上的困境，学好方言，成为研究者的第一门课。

（陕北骥村）

（拉话）

通常一种地方话中最容易引起注意的是那些骂人话（想起一些学外语的朋友常常从学骂人话开始，大概因为文化其实就在凡人琐事、人际关系当中）。此处为语言文明之故，不选取村民常说的那些Fxxk级别的脏话。

骂人的话

盖佬，意指被“戴绿帽子”者；我觉得这里的盖是指乌龟的盖，有缩头乌龟的意思；

黑皮（发音hepi），指流氓匪类，遇到不讲道理之人就说你个“黑皮”；

野鬼，应为本义，孤魂野鬼，无人祭奠的死者；骂人野鬼是指没教养缺管束之人；

混种子，这个好理解，杂种之意；

瓷脑，常用以形容一个人笨头笨脑、头脑不灵光；

儿，形容不懂事，不通人情，说某某人“可儿了”就是指其横行霸道不讲理；

八成，意为头脑不精明，糊涂，“半吊子”；

怂，在陕北话和关中话里都常用，如哈怂（坏、淘气），呆怂（呆傻），瓜怂（笨蛋）

草鸡，胆怯、害怕、认怂；

那入的（近乎英文rude发音），就是那驴日的（吞音了）；这是个地道的骂人话，但现实中却常常并不带有骂人意思地使用，比如一村妇说到自己儿子：“那入的不晓得哪去（ke）了”。

文雅古语

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骂人多是下里巴人—村民村妇所用。在通行普通话的城市人心目中，方言即为土语，属于鄙、俗范围。但实际上，稍加注意，会发现陕北话中许多不同于普通话、不太好懂的言词竟多沿自文雅古语。查找与方言对照的文字时，经常在《辞海》中都找不到，得到《词源》中去寻。试举几例：

星星，叫“星宿”（发音xingxiu）；满天星星，说“星宿赶稠”；

乡亲，叫“乡党”；

完成，说“毕”，吃完了说“吃毕了“；

可怜，叫“凄惶“；

打算，叫“谋虑”；

闭嘴，说“悄声”；

现在，叫“迩刻”；

不懂，叫“解不下”（发音haibuha）

拿，叫“荷”；

说话，叫“言传”；

头，叫“首”；外头叫“外首”；

高粱，叫“䄻黍”；

牲口，叫“牲灵”；

公羊，叫“羯羝”；

还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我们不禁会想，方言土吗？村语俗吗？所谓文野之分、雅俗之别是不是正好颠倒过来了？无独有偶，在陕北做田野调查三年后，当我能用当地语言和村民、村妇拉话时，他们一致称赞到：“郭老师，你现在说话不糙了”。哈，原来我的普通话和不够地道的陕北话在村民眼中才是“糙”的、“土”的。由此可见，和自己母语不同的说话方式才是“土”、“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生动传神

任何一地方言都是当地生活世界的表达，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的特点。骥村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峁梁沟谷交织，山地贫瘠苍凉。这里的人们说话声音沉厚，后鼻音较重；而在黄土高坡上唱起信天游来，都是吼出来的，与黄土一般厚重。陕北方言的表达很有陕北人的性格，音色浑厚，直抒胸臆，直达现实。

父亲称作“大”，自是一家之主，家中老大；

叔叔叫“二大”；

爷爷称Yaya；

奶奶称Niania；

未婚女孩叫“女子”（重音在女字上）；

已婚女性叫“婆姨”；

生病说“难活”；

漂亮叫“拴正”；

排挤叫“刻薄”；

大哭说“嚎起”；

节俭叫“细份”；

好友叫“拜石”；

不新鲜叫“死蔫”；

全部叫“一满”；

窑顶叫“脑畔”；

智障叫“憨憨”；

口吃叫“结卡”；

帮忙叫“相伙”，

热闹叫“红火”，

打架叫“鏖战”、“斗阵”；

陕北话常用叠音词，特别生动传神，比如：红个彤彤；蓝个莹莹；绿个茵茵；白个生生；笑个盈盈；新个崭崭；苗个条条；……形容女子漂亮说“俊个蛋蛋”；说某人身材矮胖，就说“猴胖个蛋蛋”。形人状物，堪称形神毕肖、活灵活现。

 （坡地）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初到一地，遇到语言交流的障碍几乎是必然的，闹出尴尬也不奇怪。记得一次和同事正在村（骥村）里转悠，听闻村里的老会计（六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我们最重要的资料提供人）病了，于是赶紧“杠”（gone）到他家里。一进门，只见五十多岁的汉子捂着胃部疼得哭爹喊娘。我们赶紧拿出胃药和止痛药给他吃下；村里的“赤脚医生”正为其拔罐止痛，也不见效用。我和同事都感觉不可耽搁，应该赶快送医院。县医院距离村庄约20公里，当时村里只有一辆私人小面包车每天一次往返县城拉客。情急之下，同事说：“赶紧叫车送医院”，村民说：叫车找“要钱儿”嘛。同事气急道：“要钱儿给他钱嘛！”然后才发现，开私人小面包车的老板名字就叫个“要钱儿”（或者摇钱）。

幸亏误会解除，及时把老会计送到县医院。我们凑了几千块钱，并找县里亲朋帮忙，当晚做了手术——胃穿孔，很危险，切除了四分之三，总算抢救及时，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在骥村，白天做了访谈，晚上在房东家窑洞里将磁带语音整理成文字录入电脑。听录音时有一个词（音）“之拐—”，怎么也听不明白，结合上下文反复听还是不明其义。于是把房东大哥叫来询问：“之拐”是什么意思？他回答：“之拐就是之拐嘛”。再问：到底是什么啊？大哥急得抓耳挠腮，连比划带说：“就是之拐嘛！之拐嘛”！后来把嫂子也叫来了，最终才弄明白：是“这个—”，没有实义的口语词。所有人大笑而散。

事后我想，这个“之拐”应该不是当地方言，因其不是村民的表达习惯；而像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官方话语的渗透结果——村民在几十年开会、听报告、听讲话中习得了这个口语表达方式。（纯属逻辑推测，抑或许不是这样，欢迎指正）

（房东大哥，已故，怀念他）

（寨子上）

一地方言适合一地风土人情，最能表达出本乡本土文化本质的精髓。故而，在提倡、推广普通话时也需要给方言包括民族语言保留空间。毕竟，百花齐放才是春。对语言文化的态度，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见多样为美，多样才美；而“大同”并非大一统，是多元共存，是和而不同。回望秦川大地，大一统的秦制建立，即使做到了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也没能把南腔北调的方言给统一了。否则，我们今天说的恐怕就不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而是秦腔秦调的陕西话了。

（村里最后一位扎白羊肚手巾的老汉）

语言之事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思维的材料，语言与作为精神活动的思考有着相互依存和共荣共损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已往的专制暴君和独裁者想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往往会控制他们的表达，囚禁了语言，思想便被禁锢。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专门分析了语言与思考的关系。他指出，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而控制思想的办法之一就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

语言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还具有建构的力量。因此，控制了语言就意味着控制了思想，进而控制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大洋国中“新话的技术”就是控制语言并最终消灭语言的技术。对旧的词汇成批、成批地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一些用来表达复杂丰富情感或思想的形容词和副词被取消了，即使不能取消，词义也变得简单明确。这种消灭使词汇由词意的复杂和微妙转为趋于简单（和粗鄙）。

同时进行的还有《新话词典》的编纂，新词的创造是为了减少含义中的联想成分，直接达到其有限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大洋国不仅每年编纂新话词典，用新话来发表社论，而且用新话来改写莎士比亚、拜伦等历史上的文学家的作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写历史。

大洋国的双重思想，也是通过特定语言表达的。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所谓双重思想就是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通过语言的“辩证法”容忍矛盾，使人们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被告知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

不知怎么说方言说到奥威尔这来了。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并非只存在于寓言中。

2022年1月20日岁在大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