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 王军对话邢小利(下):西安的电影、音乐、美术和思想学术界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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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1月5日,原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著名作家、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原主任、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受邀在辛庄课堂三期班第二阶段课程的“辛庄夜话”(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以《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重镇的西安》为主题,就西安的文学、电影、音乐、美术、思想与学术,经济学界等在推动社会思想解放、引领时代潮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精彩对话。
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经两位老师审核定稿,分上中下三期在本公号发表,以飨读者。
点击上图阅读王军对话邢小利(中):如何评价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
西部电影:吴天明、张艺谋、芦苇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是从西安起步的
王 军
中国电影的高峰,走向世界,是从西部电影开始的。中国所有得奖的电影作品,包括现在电影的主流人物,都是从西安起步的。西部电影不仅仅是第一梯队,就是旗帜。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电影毫无疑问发挥了重要作用。
邢小利
那时候,西安电影制片厂名气很大,拍的电影影响也很大。1986年吴天明执导的电影《老井》,在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故事片奖。1987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在德国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故事片奖。1992年由芦苇编剧、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故事片奖。这些电影的获奖,使西部电影享誉国际影坛。
芦苇
王 军
现在来看,作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是绕不过去的。辛庄课堂公众号有一个西安记忆的专栏,我组织了一批人写,其中吴天明的秘书、我的同学、著名导演周友朝就写了很多独家资料,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小利在辛庄课堂公众号也发表过文章,专门介绍八十年代和一些著名人物。还有张艺谋,都是这一代文青的杰出代表。为了出路有口饭吃,为了胸中郁闷之气有个出口,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艺。
吴天明
邢小利
影片《一个和八个》,张艺谋是摄影师,构图大胆,镜头设计独特,被称为中国电影史划时代影片,获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主演吴天明导演的《老井》,获国内国际多项奖,成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影帝。导演《红高粱》,色彩浓烈,风格豪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中国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首次获得最高奖项。导演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化气息十足,象征意味浓厚。导演影片《秋菊打官司》,纪实风格,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半纪录片手法,真实反映当代中国农村面貌。导演影片《活着》,表现小人物在时代演变中的命运,真实深刻。
成为大师之后,有的放弃了精神与思想的追求,沦为形式主义,走向变革的反面
王 军
张艺谋成大师以后,形式主义,走向反面:《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艺术品格和精神气质直线下降。
为什么会江郎才尽或走向反面?自以为成大师了,自以为是,创作的民主气氛没有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电影已经开始衰弱。人还是这些人,一批人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江郎才尽;一批人变成形式主义大师,搞一些陈腐艺术观念。
邢小利
形式花哨,内容空洞。
王 军
完全丧失了艺术的创造活力。芦苇讲过,九十年代的时候,觉得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吃得很开,哪个电影节都抢着去,一去就得大奖,终于到了中国电影起步的阶段。20年后回头再看:那时候不是序幕而是闭幕,不是起点而是终点。真是遗憾,令人深思。
《霸王别姬》与小人物的艺术民主
王 军
那些电影人为什么在30岁40岁的时候那么有活力?芦苇给我讲了个故事。芦苇说当时拍《霸王别姬》,《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的顶峰,无论导演、剧本还是表演,几乎所有细节都没有瑕疵。它的思想性,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电影能出其右。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当时陈凯歌是导演,这个剧组的人都是初出茅庐,有的是电影学院毕业没几年的学生。芦苇是编剧,他当时实际上是西影厂的一个厨师,以厨师的名义被招进了西影厂。后来发现他会画油画,就让他在剧组做美工。吴天明用人不拘一格。芦苇有很好的哲学底子,西方哲学非常熟悉,黑格尔没有白偷。后来吴天明就经常让他也参加剧本讨论,说你意见多的话那你来写,他真拿回去写了,结果出手不凡。芦苇出名后,让他改编香港李碧华的一部三流小说,改编的很成功,这就是后来的电影《霸王别姬》。我问过芦苇,你们这群电影人后来咋越来越没出息了。芦苇说,后来是后来,当年是当年,你看当年的主创人员,都不是大师,大家平等讨论分镜头剧本,包括台词,都是讨论出来的。他举了一个例子,那时候最火的男演员叫尊龙,因为演《末代皇帝》火了,得了奥斯卡金像奖。陈凯歌就说请尊龙,芦苇说请张国荣,最后五个主创人员进行举手表决,4比1认定了张国荣。这个片子,如果当时张国荣没有出演,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这个剧就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做的。所以说那时候的艺术创作很民主,大家都不是腕儿,谁说的对就按谁的办。
电影《霸王别姬》的程蝶衣(张国荣饰)
我在赵季平家的钢琴上看过一张照片,是《红高粱》的主创人员,除了巩俐,张艺谋、莫言、赵季平和姜文都光膀子,很草根,当时都是无名之辈。现在回头看,这五位都是各自领域的顶流,真是风云际会。作为编剧的莫言也是顶级的。导演张艺谋是中国导演数一的,姜文是中国男演员中数一的,巩俐是中国女演员数一的。赵季平曾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在音乐、电影配乐领域是第一的。这些人组织的主创班子,平等讨论,集思广益,这会激发出多大的力量。
赵季平
《霸王别姬》也是,陈凯歌是刚毕业没几年的大学生,赵季平是中国数一的电影音乐人,芦苇是中国数一的编剧,张国荣也是中国顶级的男演员,还有巩俐,你看看这个主创队伍。幸亏陈凯歌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陈凯歌后来为什么不行了?他和张艺谋都认为自己成了大师。《活着》以后张艺谋成了大师,《霸王别姬》以后陈凯歌成了大师。所以后来他们的队伍都是自己人,把他们当成大师捧着,他们是一言九鼎的。
西部电影引领了一个时代,达到中国电影的顶峰,吴天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天明是很值得写的人物,他是文学人物。我跟吴天明还有一段故事挺有意思,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讲了。
邢小利
西影厂给吴天明塑了一个像,就在西影厂最中心那里竖立着。
王 军
1983年,吴天明执导了一个电影叫《没有航标的河流》,这是中国第一个露屁股的电影。有一个情节,一个农村大嫂在河岸边芦苇荡里拉屎,站起来突然漏出半个屁股,当时没有一个女演员愿意去演,吴天明叫他老婆演了这个镜头。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为艺术献身的人。(点击阅读《西安记忆|周友朝:我眼中的吴天明》)
《没有航标的河流》的剧照
音乐:民族风
赵季平将音乐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传达出时代精神,风格鲜明
王 军
赵季平是音乐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改变了八十年代的音乐风格。当时流行港台歌曲,赵季平的通俗音乐居然也有一席之地。他的《好汉歌》《大宅门》主题曲,用京剧、用秦腔将中国的元素与流行歌曲元素相结合,一下就焕发出了不一样的感觉。赵季平是学交响乐的,他早年又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长期工作,所以他能把音乐的民族特点融入到现代的音乐作品中去,传达出时代精神,风格鲜明,传唱一时。
赵季平音乐作品,大家熟悉的,电影电视插曲:《红高梁》《大宅门》《大画西游》《活着》《水浒》等。
人说富不过三代,文不过三代,他们家三代兴盛。第一代是他的父亲赵望云,是中国顶级的“长安画派”领军人物;第二代是赵季平,大音乐家。他哥哥赵振霄是中国第一大提琴,已经去世了。他还有一个哥哥赵振川,是中国山水画大师。这是文二代。文三代,他的儿子赵盾,是总政文工团作曲。赵盾的女儿现在才十几岁,但已经很有名了,歌也唱的好,《白鹿原》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她唱的。他们家已经发展到了文四代。
赵望云
说到西安的音乐,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摇滚乐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曾经的郑钧、张楚、许巍都曾引领风气之先。
郑钧、张楚、许巍
美术:从“长安画派”到“黄土画派”
八十年代之后,西安美术界是个反例,商品礼品市场上的黄土画派
王 军
八十年代,西安美术界是个反例,它和文学、电影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西安的美术在五六十年代,在全国美术界独树一帜,叫“长安画派”。八十年代,四川美院、浙江美院都引领了中国美术界的革命,而西安美院刘文西这些人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历史地看,不仅不是改革的力量,而是成了一个保守的力量。
赵望云作品
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两个地主儿子的不同艺术选择。
石鲁原是四川大地主的儿子,后来他到延安参加革命,逐渐推动中国画的变革,与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何海霞、方济众开创了“长安画派”。他们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追求“野、怪、乱、黑”的艺术风格,很有生气,有创造性,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石鲁
石鲁作品《转战陕北》
刘文西是浙江嵊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他与石鲁他们追求艺术创新不同。他受商业化的影响,市场的干扰,失去艺术创新的活力,背离了先辈的初衷,由清流走向了歧路。他和他的“黄土画派”,画一些假大空的工农兵形象。这种创作脱离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是一种形式主义、内容较为空洞的艺术取向。后来不断复制作品热衷于礼品市场,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和机遇,也在美术界失去了创新引领的地位。
刘文西
刘文西的艺术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的艺术道路刚好和西安的文学界、电影界、音乐界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以他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创新度不够,没有能引领中国美术的革命和革新。
思想和学术界
秦晖是思想家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王 军
下面讲一下西安在思想和学术方面的贡献。我只举简单的例子讲一下,一个是秦晖,一个是王富仁,还有坐在这里的张维迎。
王富仁
张维迎主张的是自由经济学,因为他对哈耶克思想和自由经济学的坚持,我认为他也可以算半个思想家了。刚刚讲到秦晖,他当年在陕西师大任教,他对中国思想界很有影响。
邢小利
王 军
陕西师大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学校,但是出了两对学术夫妻,都很厉害,一个是秦晖和金雁,金雁是中国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史专家,很厉害。另一对是辛德勇和韩茂莉老师,韩茂利也是辛庄课堂的导师。他们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对学术夫妻,曾经同时期在陕西师大学习和工作。
邢小利
辛德勇和韩茂莉是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专家史念海先生的弟子。
王 军
陕西师大这样一个在全中国排60多位的高校,有两对学术夫妻真的很了不起。韩茂莉是长于讲课,辛德勇有很多的理论建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方面,传史念海先生之衣钵,非常了不起。
史念海
秦晖研究领域横跨农民史、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中一部著作是《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它以陕西关中为研究对象,涉及封建社会、农民、农村社会以及现代化等问题,是关于历史的著作,也是关于思想的著作。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邀请他去坦桑尼亚旅游,因为知道他是大学教授,当时还邀请了坦桑尼亚最大的学者副总统陪他。他对坦桑尼亚的历史地理如数家珍, 途中过下一个十字路怎么走,通往哪个城市他都知道,这让副总统十分震惊。他还会唱坦桑尼亚的国歌,张口就来。秦晖会唱七八十个国家的国歌。秦晖就是这么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学养深厚,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在历史和政治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富仁提出鲁迅是反封建的勇士和斗士
王 军
另外一个贡献大的学者是王富仁,他是研究鲁迅的,是我们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我的学长,中国新时期第一批博士。王富仁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学术上主要是在鲁迅研究方面的贡献,他提出鲁迅是反封建的勇士和斗士。
邢小利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论和定位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认为“五四”以后,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王富仁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全新视角阐释鲁迅小说,认为鲁讯小说是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这是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
王 军
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很多,除过王富仁,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汪晖也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鲁迅。还有北大的钱理群、陈平原都是研究现代文学,在中国思想界很有影响。王富仁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优秀奠基者。
很遗憾的是,王富仁后来得了不治之症,他选择了自杀。很多人不理解这么大的学者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有了解他的人说,王富仁说在自己能够自我了断的时候了断自己,不愿意苟延残喘。这或许也是思想家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
经济学及其他
张维迎一直坚持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
王 军
下面讲一下经济学方面。八十年代解放思想运动中,推动经济学发展的陕西人,西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同班同学张维迎、魏杰、刘世锦,他们三位都在经济学界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我对维迎钦佩的有三条:第一条,从40年前写《中国需要哈默博士》(编者注:原标题《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开始,开创了长达40年的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第二条,从研究开始就一直坚持市场经济学导向,不是在国家认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以后,而是40年来一以贯之的捍卫市场经济,这个非常不容易。如果说张维迎想追求功利,他真的放弃了很多机遇,他的同班同学省部级的有很多。冯仑他们下海的时候曾动员过维迎,维迎说你们都下海了,我在岸上给你们撂救生圈吧。这两个40年的一以贯之,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唯一。他没有被政治或者利益、权力所影响。
第三条,中国改革开放实质性的第一步——双轨制,是张维迎最先提出来的。这个我记得还有过争议。某人非要说最早是他提出来的,他才是原创人,结果很不幸,刚好在这个争论的时候,有人找出了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发言之前的一个打印的材料,在这个问题上,维迎提供了证据,某人提供了记忆。就是有刊物发表了张维迎这个观点,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维迎的文章是1984年4月写的。
这三条是我非常佩服维迎的,他是衷心坚持学术思想的学者。而且他的坚持,我们是看得见的,不为功名利禄。他曾经在二十几岁就当国家体改所的副处长了。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路,按照当时大人物们给他划定的上升路线的话,我认为他会有非常辉煌的发展。
莫干山会议是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陕西有五位学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都是西安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他们对中国经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西北出来这股“西北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真正注入了活力——草原上的野蛮之气。
冯仑,九二派,知识分子下海
王 军
维迎的同学冯仑,也是我的好朋友,跟我认识更早,是我西安三中的同学,也是西北大学的同学。冯仑是92派,包括我们现场的黄怒波老师都是92派的代表人物。但是真正作为92派的宣言,我认为是冯仑写的系列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是这一代人的宣言:儒商,知识分子下海。
冯仑
冯仑大概写了这么一个观点,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为什么下海,我们也试图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参与到体制内。他曾经和维迎当时都是体改所的处长,算身处核心部门了。后来由于仕途中断了,他们又试图跟着人家学做生意,又感受到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所以就觉得还是得自己亲自下海来实现报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话稍微有点矫情,但是确实反映了当时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很真实。所以说,以冯仑为代表的92派知识分子下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股清流。你看这一批人,本质是善良的,这么大的惊涛骇浪后,没有进去的92派大多数还都是维持了初心。因为什么?他们骨子里还是有一颗爱国报国的心。像黄怒波老师花了很多钱,历时十年,几经周折,将遗失在外国、历经百年辗转的圆明园7根石柱接回了祖国,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唯利是图”和报国情怀并不矛盾,这一点在92派的企业家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高西庆:中国资本市场的推手
王 军
资本市场,绕不开的人物是高西庆。(点击阅读《西安记忆|单板滑雪者高西庆》)
高西庆滑雪
高西庆曾经是三线学兵连的,就是修建襄渝铁路的“学生民兵连”,后来到昆仑厂当工人,再后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到对外经贸大学,再后又到美国杜克大学读博士。他是英语唯一考满分的,你看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到美国杜克大学后,杜克大学有很多基金会可以赞助他,他选择了一个没人申请的基金会——尼克松基金会。尼克松很高兴,他这个基金会没有学生选他,因为他臭名昭著,一个中国人选了他,于是很高兴地接见了高西庆。尼克松问他为什么要选我这个基金会呢,高西庆说,是因为你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不是因为你访问中国,哪能有中美的交流,中国的开放,然后哪能有我到美国来读书,所以我很感激你。后来高西庆回国的时候,尼克松还亲自给李岚清写信推荐了他。
高西庆
高西庆回国以后,王波明他们一批人已经在美国就业了,是华尔街的大律师,就是IPO的律师。回国以后,高西庆和王波明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办股票市场。
后来姚依林副总理就组织他们在中南海讨论这个事儿。他们汇报的时候,姚依林副总理表情一直很严肃,他们想完了,肯定不同意。没想到最后姚依林讲的是可以试试。高西庆后来感慨地讲,姚依林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即使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可以容忍你包容你,这一点非常不简单。
后来高西庆被深圳市政府请过去,由他执笔用15天时间写出了深圳交易所的方案。后来,他又被请到上海写上海市交易所方案,他还提出建议不要叫上海市交易所,叫上海交易所。所以中国的两个股票市场,都是高西庆深度参与创建的。由此也可见,在经济改革的主要节点上,陕西人始终在第一梯队。
每一代青年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也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王 军
无论从经济领域,还是刚才讲过的文学、电影、音乐和思想学术领域,西安都是在第一梯队的,而且都是顶级人物,甚至连之二都没有。从这个角度上看,西安的学界,西安的一代青年,引领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西安的知识界在八十年代始终是选择与时代同频共振,一批优秀的青年扮演了旗手的角色,他们对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每一代青年都是自己决定着自己的未来,也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现场答问
当前社会,要鲁迅还是要胡适
学员一提问:王老师,我问一下,在当前社会,我们是应该多研究鲁迅思想呢,还是多研究胡适先生的思想呢?
王 军
现在是胡适热,胡适以温和宽厚的知识分子形象示人,我们欣赏他的亲和力和包容性。而鲁迅似乎有些讨嫌,鲁迅有他偏激的一面,因为他是在他家族衰落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青少年时代,特别是他祖父参加科举作弊被处以刑罚,造成了他对社会愤世和偏激的一面。然而,无论是从文学还是思想角度,鲁迅都是更高层次的巨人,鲁迅提高了中国文学和思想在世界的地位。他在对中国国民性认识的深刻性方面,胡适是远远不及的。胡适是温和的谦谦君子,鲁迅是睁眉豁眼的斗士。这好比你说陕北人和关中人哪一个能代表中国人,他们刚好是中国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方面。我们既需要胡适中庸包容的温厚,更需要鲁迅这样偏激深刻的尖锐,在大变革时代我觉得更是这样的。
高洺从新潮到隐士,是时代的候鸟
学员二提问:我想问一下高洺美女的命运,为什么要出家,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邢小利
八十年代,高洺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而且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她后来的出家,跟她的经历和精神的前行、变化有关。访间传说,她的出家,跟她做的一个梦有关。前几年我见了她本人,她长我近十岁,聊天中,我才知道她1978年由部队转业到陕西钢厂当过工人,我是1979年经过考试也进了陕西钢厂当过工人,不过一年之后我就高考上大学走了。虽然当年互不认识,但我们还是一个厂的工友。知识她隐居在终南山,我去山里看过她几次,她送我她的一本书,叫《叩梦》,她自己印的,约30万字。书的开头部分就写了她做的一个梦,楼观台道士给这个梦的命算,还有后来梦境在她生命中的完全应验。梦很可怕,命算很准,应验的现实更可怕,关键是她的梦境和她后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情境完全一致。她就想冥冥之中也许真是有一些宿命,世间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所以她后来就出家了,而且起法号“不还”,在山里修行,叩梦的同时也在叩问一些神秘的问题。
终南山是一个隐居的地方,全国各地有很多人来这里修行,据说有5000个隐士。高洺就隐居在终南山里,修炼证法,关于佛法她也有很多体悟。她的经历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是相关的,时代前进的时候,她走在了时代的前边,当年甚至走在了最前面。时代退潮甚至还没有退潮,她当了最传统的“隐士”。她是时代的候鸟吗?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下一代的路,朝哪个方向走
学员三提问:刚才两位老师谈到路遥先生的书,我是1993年读大学,我们那一代就像《废都》的时代,其实是比较迷茫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记得那时候在大学的水房里面,我跟一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洗衣服,因为聊《平凡的世界》聊到了夜里一两点。其实那时候很迷茫,就是你虽然上了大学了,但你并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儿,不像张维迎老师他们是非常明确的。我们那帮人其实是混混沌沌的。后来就在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开始创业,就是因为受路遥书的影响,他的书描绘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我当时也正好是在一个工业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时间潮里。
我们孩子这一代人,他们从信息化时代走向了一个AI时代,而且他们需要吸收非常多西方的文化,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问,我们下一代的路,究竟要朝哪个方向走。
王 军
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提供一些建议是可以的,但对下一代不要有过多的限制,也不一定非要是路遥的思想才是对的。我刚才讲路遥作品的社会学意义是要激励以下克上,激励阶层超越。我们的下一代好像都开始躺平了。所以他们对这个主题不是特别地感兴趣,我觉得让他们读路遥会有些勉为其难。
学员四发言:我今天听了王军老师的讲解以后让我有了新的认识。首先,王军老师是体制内退下来的,今天我对体制内的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明白的人还是有的。其次,王军老师让我感受到了陕西人的柔中带刚,陕西人就是有些话他不会说,但是心里很明白,而且在激励着周围一些人。王军老师对陕西文化人的评价我觉得也很中肯,这一点我非常认可。他的讲评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也是一种鼓舞,对我们企业家来讲也是比较契合的,我今天非常受鼓舞。我觉得未来还是在年轻人手里面,一定有希望。
主持人:张维迎
今天晚上的辛庄夜话,真的是非常精彩,今天晚上是非常典型的纯粹的人文精神的一个交流。我在西安生活了七年,从上大学我第一次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在1984年12月离开了西安。王军老师非常擅长总结,并且认识很多行业的人。今年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年,我离开西安有40年,一篇企业家精神的文章发表40年,进入体改所工作也是1984年,在北大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30年。所以刚才的讨论也引起了我的回忆和思考。
为了以后更好地和邢小利学习,我们这里也正式聘请邢小利老师为辛庄课堂学术导师。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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