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虚构的三个谈话
本书书名《乡间路上的谈话》(Feldweg-Gespräche)，或也可以径直译为《乡间路谈话》，是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于1944-1945年间完成的三个谈话(1944年冬季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花了半年多时间)，后被编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77卷，由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 海德格尔兄弟在梅斯基尔希附近的乡间路上
本书虽名为“谈话”，其实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是海德格尔虚构(写作)的三个谈话。在第一个谈话中，海德格尔构造了三个人物，分别是“研究者”、“学者”和“向导”，让他们三者展开一次谈话(其中“向导”显然可视为海德格尔本人)，对话场景是乡间路上。第二个谈话在一个“老师”与一个“敲钟人”之间展开(其中“敲钟人”可视为海德格尔本人)，对话场景也在乡间路上。第三个谈话则是在一位“年轻人”与一位“年长者”之间进行的对话(其中“年轻人”可视为海德格尔本人)，谈话场景改为俄罗斯战俘营。海德格尔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写了这三个“谈话”，是何意思呢？
▲ 1945年，海德格尔与法国记者Towarnicki
众所周知，1944-1945年间，正是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急剧败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的时期。海德格尔曾经于1930年代初当了近一年的弗莱堡大学校长——海氏1933年4月被选举为校长，1934年4月被免，就此而言任职一年；但海氏1933年10月才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就此而言只有半年；海氏1934年2月主动辞职，就此而言任期则是4个月或者10个月。辞职以后，海德格尔回归“思想的事业”，展开了与哲人尼采、诗人荷尔德林长达十几年的真正“对话”，此间形成的思想成果实际上已经成书(但生前未予公布)，即1930年代中后期成稿的《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后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在海氏诞辰100周年(1989年)公开出版之后，很快被视为海德格尔除《存在与时间》之外最重要的著作。不过我们仍旧要问，海德格尔在战争晚期动荡而艰难的岁月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虚构出三个“谈话”，是何意思呢？其动机何在？
据我猜度，海德格尔此时的心境倒显得异常的平静，平静得有点可怕。1930年代初，海德格尔经历了纳粹时期的政治狂热(虽然只是短命的校长职务，但其所作所为至今仍广受批评)，冷却后他花了十几年时间来改变前期《存在与时间》的此在实存论或基础存在学立场，纠正了自己前期哲学中隐含的极端主体主义倾向，借助于哲人尼采和诗人荷尔德林，形成了自己后期思想的基本定位和基本框架，即所谓“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观。战争的纷乱、狂躁和危险反衬出思想家此时达到的成竹在胸和大功告成的沉着泰然之境。走出形而上学的努力伴随着向开端性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返回步伐”，同时也意味着对后形而上学的思与言的可能性的探索，后者后来也被明确地表达为：一种非对象性(非客观化)的思与言的可能性。此时此际，海德格尔自然会尝试有别于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比如诗性话语方式(诗性之思)，以及在本书中所尝试的“对话/谈话”方式。诗人荷尔德林也早有启示：语言是一种“对话”。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对话/谈话”是海德格尔此时所做的一次表达试验。
海德格尔重视对话/谈话。这当然不只限于他在本书中虚构出来的三个对话，各式研讨班本身也是对话。即便在战后被禁授课以后，海德格尔也经常以“讨论班”(Seminar)形式组织讨论；即便在他荣休(先退休后荣休)之后，他也还经常搞一些“讨论班”或者“高研班”(Kolloquium)。思想的“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实行的是“古-今对话”，与诗人相遇则是“诗-思对话”。就在战后不久，也即在本书三个对话/谈话完成之际，海德格尔还开始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虽然未见多么成功)，此可谓“中-西对话”，只可惜未得深入。
▲ 海德格尔夫妇与他们的两个儿子Jörg和Hermann (1928年)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快要结束时，我们本可期待思想家海德格尔此时做一点战争反思。然而这一点恐怕是要让人失望了。尽管海德格尔的两个儿子也在战时当了俘虏，彼时仍被苏军囚禁(当时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下落不明”)，尽管海德格尔也在本书中设计了一次在俄罗斯战俘营里的谈话，但他似乎无意于做现实反思和战争批判，更没有想对自己在纳粹时期的政治劣迹做出自我批判——国际学术界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事件”发起的一次次争论和激辩，原因也在于此。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本书第三个谈话的结尾处写道：
多瑙河谷的豪森宫，1945年5月8日。这一天，世界在庆祝自己的胜利，而尚未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就已经是它自己的起义(Aufstand)的战败者。
——此话何意？有点莫名其妙。此时此刻，全世界人民都在庆祝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却在反战胜利日不阴不阳地说道：几百年来世界都是自己的起义的战败者！
这里涉及政治与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战时对海德格尔影响极大的尼采曾经说，我们别指望通过政治变革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生终极问题，他由此来反对法国式的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尼采这个想法也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作家鲁迅)。海德格尔在政治姿态上是否受到了尼采的影响，我们在此可以不予讨论。不过我们仍旧要追问的是，自诩为深刻的哲思，哪怕它可能真的是深邃无比，是否可以干脆替代政治上的主张和表态？一个思想家因为哲思深邃就可以放弃现实的政治责任么？
▲ 海德格尔黑皮本
2014年，因为海德格尔纳粹时期黑色笔记本(黑皮本)的出版(《全集》第94、95、96卷)，“海德格尔与纳粹问题”又一次引发了国际学界的热议和争论，特别在德国与法国之间，德国本土学界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性态度与法国学界对海德格尔的捍卫立场构成强烈的对照；在中国哲学界，此事同样成为热点话题之一。我个人无意参加相关争辩，不过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也表达了我的基本态度：一个思想家曾经的政治上的反动性当然值得我们警惕，但恐怕并不能因此轻松地蔑视和简单地否定该思想家的思想价值，毕竟，简单地、单向度地评价一个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一个思想家来说重要的永远是思想。在本书中，海德格尔以三个谈话/对话(特别是第一个对话)，为我们展现了他此时已经成形的存在历史之思，其关键问题在于一种非形而上学-后哲学的思想的规定和使命。什么叫思想？海德格尔以“思想”区别于哲学和科学思维，区别于表象性思维、对象性思维、技术-计算性思维。哲学并不“思”，科学并不“思”。海德格尔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后哲学的“思想”做了双重的规定：“镇静”(Gelassenheit)和“虚怀”(Offenheit)——两者也被译为“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
▲ 海德格尔在他的花园前 (约1964年)
对“思想”与“哲学/科学”的这样一种分辨至为重要。它本身构成对思想的辩护，也构成对技术时代的人类此在的非技术维度的保护——除非我们认为，如今正在不断加速的人类生活的全面技术化是完全可以接受和可以不加反思的。
本书译事最后完成于云南腾冲，这里是“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乡，哲学界同仁在此开会讨论“哲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创新”，而我躲在房间里做本书最后几页文字的翻译。我心里想，其一，我们这里自从有了“大众哲学”，基本上就没有了哲学，要有，也是面目狰狞的样子；其二，哲学固然有“大众性”和“平凡性”，甚至人人都可能是哲学家，都是可能的哲学家，但“哲学”却是人人都具有的“大众性”中力求脱离“大众性”的那个因素和那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大众性”中的“非大众性”。大众身上的“非大众性”，也才是海德格尔的“思”的要义。
▲ 乡间路上两个人 (梵高，1885年)
本书虽为谈话，但译事未必就简单好做。书名《乡间路上的谈话》(Feldweg-Gespräche)就不好译。其中“乡间路”(Fledweg)原先经常被中文学界译作“田间路”，我自己也曾采此译，也不能算错；不过，至少在中国南方人的印象里，“田间路”指的是“田埂”，而就海德格尔本人的生活空间来说，无论是海德格尔在弗莱堡-查林根(Zähringen)的住所(现由他的孙女儿一家居住着)，还是他在托特瑙堡山上的木屋，都是乡间或山间风光。海德格尔另有一篇短文《乡间路》(Feldweg)，曾单独印出一个小册子，配有家乡梅斯基尔希的一条乡间小路的风景照片，显然也并不是我们通常设想的“田间路”。本书英译本把Feldweg译为country path(乡间小路)，应该是适合的。再从语感上讲，“乡间”要比“田间”更广义些。因此我们在此把Feldweg改译为“乡间路”。至于德语的Gespräch(英译本译为conversation)，通常被译为“对话”，我们译之为“谈话”，已经失掉了前缀“集中”(Ge-)这个字面意义，所以也是未必适恰的。我曾经考虑把它译为“会话”，译为《乡间路上的会话》，但又觉得太正式了些，最后仍然保持为“谈话”。
【本文选自《海德格尔文集：乡间路上的谈话》译后记】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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