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100万人游行要求“血债血还”，军方负责人的“丝滑回答”| 以色列伊朗从盟友何以变成了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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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很多民众都在关心伊朗会不会向以色列还击。我在昨天的文章就写过“伊朗不敢直接下场”，但如果不作出还击的姿态无法向民众交代。

伊朗会不会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反噬”，而一旦直接参战，伊朗政府很可能会垮台，不反击就会让他们在什叶派中的“领袖地位”受到质疑。这就是伊朗一直玩的“嘴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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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在伊朗是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旨在支持巴勒斯坦人，这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表达抗议的日子。今年的“耶路撒冷日”还有一个环节是纪念7名遇袭的革命卫队军官。全伊朗有上百万人进行游行示威，每个城市都有人焚烧以色列和美国国旗。

伊朗总统莱希和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等出现在人群中，并表示要“血债血偿。”

作为军方负责人，萨拉米在现场为民众加油打气，表示哈马斯已经向加沙传达了一条信息，声称自己能够击败以色列，并告诉伊朗不必担心。

有网友评价他是不是“喝醉了”，这不是搞笑吗？上面说要报复，然后一个转向说哈马斯会替他们打败以色列。

这是最“丝滑”的安抚法：他强调以色列目前依赖美国提供的人工呼吸设备维持生存，就像身处于美国提供的重症监护室中一样。他预言一旦西方解除这些条件，以色列就会崩溃。

目前伊朗已经有18位高级将领被以色列定点清除，究竟是谁在“重症监护室”？

从国际站队就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和民众都参与了这场游行，伊朗还特地邀请了国际知名人士前来助阵，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负责人纳哈拉和黎巴嫇真主党“圣战委员会”二把手卡奥克等。他们都是伊朗支持的包围以色列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他们呼应革命卫队的说法，声称什叶派的力量无往不胜，以色列会为他们发动袭击致死7名革命卫队军官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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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与逊尼派有上千年的恩怨，伊朗作为皈依的穆斯林与阿拉伯的“血缘世袭”一直存在“身份正统”之争。因此伊朗一直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排挤。

伊朗在巴列维时期，是美国的盟友，在以色列建国前，很多的犹太人是通过伊朗进入巴勒斯坦，伊朗也是继土耳其第二个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两国在巴列维统治时，还是盟友。

说明“敌友关系”不完全是因为信仰，还是现实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当巴列维共和政府被推翻后，伊朗霍梅尼政府掌权与美国为敌，伊朗也把以色列列为中东敌对国家，并站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立场，向以色列发起“圣战”。

因此，四次中东战争，从1948年到1973年，伊朗都是美国在中东铁杆的盟友。伊朗对外政策都跟随美国，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跟伊朗关系也很友好，他们当时是中东的宪政自由国家，有相同的政治理念。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发生变化，是1979年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朗选择了重新站队，从亲美变成反美走神权社会主义道路。

两伊战争后，伊朗开始支持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反以激进组织，形成对以色列的包围。中东形成新“三国关系”，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伊斯兰激进组织。

曾经反以的阿拉伯国家一一在与以色列建交，尤其是川普执政达成的“亚伯拉罕之约”，去年以色列与沙特也开启“和谈协议”，这让伊朗感到“孤立”，他们支持哈马斯向以色列发起“地狱之火的袭击”，目的是阻止以色列与沙特的关系，让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为敌，但这些国家发现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以色列，而是伊朗。

伊朗如何决策，是继续支持伊斯兰极端组织、扮演破坏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还是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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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爆发革命后，诺奖作家奈保尔多次去伊朗采访，他认为伊朗逆“现代文明”很难有出路。

霍梅尼自称是真主旨意的诠释者而登上历史舞台，但中世纪这套伊斯兰教法很难统治伊朗已经改革开放了几十年的国家。

奈保尔在他的观察实录《信徒的国度》写道，他入住的希尔顿酒店已经有两个多月没人光顾了，说明这里的娱乐被取缔，伊朗社会正在“净化”。

接待他的店员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告诉奈保尔其他店员与他一样，都喜欢收看宣信节目。在伊朗，他们开口闭口谈的是一致的信仰与行为。这种单一意志推翻了国王与他的武装部队统治，接下来大家只要团结一致，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当时奈保尔看到的是伊朗整个国家，旅馆也好、城市也罢，效率极其低下，社会正在丧失活力，尽管他们有信仰与纯正的生活，但这些都无法转变为过去一样的荣光。

随后，奈保尔拜访了霍梅尼前支持者，一位博学的中世纪学者、毛拉沙里亚特，他曾在一位经济学家门下，主修哲学与天文学，他曾推动了伊朗革命，但在与霍梅尼的较量中，已经渐居下风。

他痛恨国王的原因是国王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在毛拉沙里亚特看来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而伊斯兰教对妇女的保护，就是多妻制，这与中国传统婚姻制类似。

相比现代法律，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法官执法简单快捷，奈保尔采访了霍梅尼最信任的法官。他在库姆一次执法就判决了45人，据说他用了30多年时间研读伊斯兰法，他援引伊斯兰教法，判决毫不犹豫，当他坐镇库尔德城镇时，有个狱中服刑的家属前来喊冤，抗议服刑人被拔了三颗牙齿，结果法官下令当场拔了施虐者三颗牙齿。

“这就是伊斯兰式的司法正义，速审速决，直接体罚在人体上，效果令人满意，正好符合单纯信仰的需要。”

1979年8月，霍梅尼在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发表了演讲，在奈保尔看来这正好可以佐证伊斯兰学究代代相传的中世纪“逻辑与修辞”精髓，这是一个绝佳的案例。霍梅尼说：“民主人士讲到自由的时候，背后都受到一些强权国家的教唆。他们只是想引导我们的年轻人沉沦堕落……假如说，这就是你们真正的目的，那么，没错，我们就是反动分子。你们将道德堕落当做自由。”

霍梅尼对信徒发出的呼唤，正体现了伊朗人的困惑，如今也是伊斯兰文化的困惑：一个在11世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在中世纪后期掌握了石油与金钱，意识到权力的力量后产生困惑。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的强大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这种文明。

这种困惑，也在其他的文化体：印度、非洲、东南亚等地方存在着。

在奈保尔看来，说到底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现代性困境，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这些逐渐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唯有躲在传统文化与信仰里寻找安慰。而参加伊朗革命与其他宗教极端组织的年轻人，他们在伊斯兰教的潜移默化与人格养成中，远比他们所意识到的多得多，而且他们会把这种逆转伊斯兰的激情，投射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远景，一个涤净、纯真的社会，也即新的乌托邦社会。

但现实世界是复杂的，越是追求纯碎、没有杂质的生活最后通向的却是杀戮和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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