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一夜变天的吗，还是“冰冻三尺”人心早就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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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让很多人惊呼：一夜之间，欧洲大变天。有评论说难道他们“不要诗和远方”，只要现实的好处。其实恰相反，他们是在捍卫传统的信仰和自由，对全球主义和“政治正确”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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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没有受欧洲上千年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来说，观察欧美社会多从经济、贸易、福利等物质层面作为切入点，建立“统一市场、一致的行动”无疑成了新的“乌托邦”，而中国向来有“大一统传统”，加之我们在“世贸”中经济快速发展，自然会把“全球主义”视为正确，但欧洲很多国家和个人反而被“全球经济”抛弃，随着穆斯林难民的涌入，他们的治安、传统生活方式在遭到威胁，这是他们渴望回到“开明资本主义”的动力。尽管“全球社会主义”是左翼精英的政治理想，但对于更多中低收入人群，他们更想拥有体面的工作、安全的环境和尊重家庭价值，而不是靠福利和外力劳工维持一个低增长、死气沉沉的社会。

这次选举，极右翼政党正在欧洲议会中快速崛起，绿党和马克龙所属的复兴欧洲党团则损失惨重。于是很多人担心欧洲进入民粹主义，西方走向“邪路”。

我不知道大家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是二战后左翼政党崛起，左翼政党都是以社会福利、公平、均富来吸引选民，他们理应得到更多民众支持。希特勒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由德意志民族对少数民族进行专政，但因希特勒的“破坏”作用，左翼政党为了与之撇清界限，就把法西斯宣传为“极右翼”，这是很多人恐惧极右翼政党的原因。

意大利、荷兰现在就是极右翼政党执政，法国右翼政党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和德国右翼政党都取得了空前胜利，他们主要是反对“非法移民”、尤其是反穆斯林移民，这其实是对“后全球化时代”的调整。

在法国多次发生“恐袭”，“英国脱欧”，我当时就写文章认为欧洲右转将是趋势。

学者孙立平分析是什么原因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右转呢？他认为说到这个问题，答案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失业率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福利减少等。老百姓关心的不就是这些问题吗？他们对执政者的不满不就是这些问题吗？

但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了？是的，是有点不对劲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上，失业、收入、福利、不平等这些问题，都是左派的牌，都是左派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凡是这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左派往往都是一呼百应。教科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左派注重公平，右派注重效率。

现在怎么弄反了呢？在右派后面的，都是这些问题的诉求者，而左派却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或者就像本文的题目说的，左派的王炸为何成了右派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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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与欧美文化传统有关，他们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感觉到了这一危机。此前一直反“基督教推广达尔文进化论”、自称无神论新骑士的科学家道金斯表示他后悔了。

他突然发现基督教被从英国清除了，这是100多年来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的杰作，但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非但没有成为世俗乌托邦，反而慢慢被伊斯兰教征服了。和许多无神论者一样，道金斯太迟地发现，他曾竭力摧毁的宗教信仰其实是他的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础。基督教被成功地从公共场所清除出去，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理性和理智，而是对现实更为极端的否定。

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发现失去了“基督教信仰”的世俗主义、多元文化根本无法应对更有扩张性的伊斯兰主义。

去年7月份，法国一位17岁北非裔青年纳赫尔·梅尔祖格被警方误杀一事在法国引发了反种族歧视浪潮。一些为了争取佩戴头巾权利的法国穆斯林女性也加入了此次示威。

纳赫尔之死引发法国全国抗议的同时，穆斯林女球员是否可以佩戴头巾参赛正在法国引发一场论战。法国足协的比赛章程规定，禁止穿戴“任何公然表达政治、哲学和工会倾向的标志或服饰”，穆斯林女性的头巾因被视为宗教性服饰而被禁止出现在球场上。然而，法国一个名为Les Hijabeuses（指“戴头巾的女性”）的组织此前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废除此条规定。

法国的世俗化越严重，穆斯林要求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的意愿就会越强烈。

原因是多元文化、性自由、LGBTQ2+，这些都是拆毁“传统家庭”，使得世俗人文主义者生育力下降，他们生育意愿下降、敢于追求自由生活，恰恰是因为高福利。要维持高福利就要高税收，这也是法国市场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他们不得不引进劳动力。这些来自非洲、中东等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他们保留了传统信仰。主要还是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伊斯兰信仰比较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照，他们注重生育，从长远来看，他们比人文世俗主义更有生命力，就是他们愿意繁衍后代，世俗主义虽然“人性化”，但它会因为过度消费会自我消亡。

如果法国不恢复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很快就会被“伊斯兰化”，如果民情秩序改变，按照民主投票，法国的世俗法律会慢慢被伊斯兰教法取代。这也是法国很多知识分子、人文学者焦虑的原因，他们已经遇见到了自己文化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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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茶党运动”的旗手斯蒂夫·班农，他曾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推手，他在20年前就敏锐地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变化，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第四次危机，班农在全球推广他的“自由保守主义运动”，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挽救“资本主义”的革命，把曾经那个有活力、开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全球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依靠的就是犹太-基督教信仰和民族主义。而这一政治实践正在欧洲、阿根廷很多国家变成了“运动”，如果美国今年大选共和党执政，则意味着全球右转。

班农是保守派的精神领袖，但在左派眼中，他就是“邋遢鬼”，川普也被描述成“川特勒”。

在2014年梵蒂冈演讲中，班农说：“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场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危机之中。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于反伊斯兰法西斯的全球战争的初期阶段。”班农补充到：“这可能是比其他人激进了一些…我觉得你应该采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积极的姿态反对激进的伊斯兰....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正处于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中。”

班农2016年7月将其描述为“全球生存战争”，因此在左派眼中，班农就是基督教右翼，是“恐伊患者”。

班农认为，伊斯兰教植根于反基督教的暴力活动，确保美国的穆斯林不会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唯一途径，是确保他们遵守美国宪法，视其其为法治，并接受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

对于“多元主义”的信徒，他们肯定认为班农疯了，但欧美国家很多的民众却意识到了身边的危机，他们想保护自己的“文化边界”。

2015年，《查理周刊》编辑被杀害，随后音乐厅发生“恐袭”2，020法国教授历史的老师被“砍头”，这些极端的“恐袭”背后都在指向极端的伊斯兰主义。

今天，以色列正在与哈马斯“战斗”中，这已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球扩散性的伊斯兰主义与犹太-基督教的文化冲突。

荷兰这次大选，选出极右翼首相，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危机，如果欧洲不限制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渗透，他们就很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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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脱欧前，历史学家丹尼尔.汉南先生，他曾是欧盟议员，曾对欧盟提出了批评。

他说欧盟建立的前提是，28个成员国属于同一个文明共同体。理论上，尽管各国文化会有差异，但所有成员国都签字承诺共享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汉南认为现实并非如此。法治原则、民主政府、个人自由----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三个原则，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当欧盟采取集体行动时，这三个原则随时都会被置于各国的政治需要之下。

汉南说民主也一样。《欧盟宪法条约》，后来叫《里斯本条约》，在各国全民公投中不断遭到否决。

至于个人应当尽可能自由而不受国家的强迫这个想法，则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盎格鲁圈的固执己见，或者被批评为“岛国心态”。

显然，“欧洲主义”也就是大陆主义与“英国自由主义”在文化认同上有着显然的差异，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

信奉自由市场的国家都倾向于“小政府”，相反拥抱“大陆主义”的国家则倾向于集体主义与中央集权。

这就是欧洲国家之间因为政治传统而存在的差异，这也是“全球主义”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无以为继的原因。

当主体文明受到破坏、非法移民带来安全上的隐患，这些民众寻求变化就不难理解，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来表达政治诉求，通过常识来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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