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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媒体说“她们出生即死亡”，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阿富汗女性的处境：她们的权利在一点点被剥夺，从受教育权、工作权到3天前塔利班政府颁布的新法律，不准许女性在公共场所发声。这些法规都是在“限制”女性自由，塔利班美其名曰“弘扬美德、抑制恶行”，这却是在与女性为敌。
2021年塔利班重新控制喀布尔，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同意保留女性工作权、“受教育权利”，当时我就写过几篇文章，对阿富汗女性的未来感到担忧，鉴于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的意识形态，他们想要回到的是“宗法-部落时代”，也就是严格的“宗族等级制”，女性并不是作为家庭、社会平等的成员，而是处于男性统治之下，这是塔利班给“男性”的甜头，让他们可以享有对女性的特权，而他们却被纳入塔利班的军事体制中，都变成了成就“伊斯兰主义”的工具人，女性剥夺了受教育权利，她们的子女也难受到好的教育长期生活在一个严苛、缺乏爱的封闭环境中，社会自然难以进步。于是，他们常年陷入战争、贫困，男人对女人的暴力中，阿富汗也是世界上“家暴”最严重的国家，近年来有不少女性“逃离”了出来，但更多的女性，却生活在黑暗中。
这也再次证明女性、儿童的地位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越是在不发达、丛林社会，才会靠“拳头”说话，相反越文明的社会，越会保护女性、儿童的权益。
02由此可见，塔利班是反对现代社会、仇恨女性的一个政权，但在阿富汗这个有着深厚的多宗教信仰、复杂的宗族文化落后的地方，阿富汗经过美国20多年的民主治理，女性的地位有了全面提升，但整个社会的旧观念太过强大，加之伊朗等中东“伊斯兰主义”的渗透，使塔利班再次掌权，女性的权利再次被一一剥夺。
见到过光明、享受过自由，要让这些女性再次回到黑暗中，恐怕也不太容易，这些女性从未放弃反抗。
记得2010年，时代杂志封面，有一位被丈夫割掉了鼻子的美丽女孩的照片震惊了世界。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塔利班的残忍，他们对女性没有怜惜与爱，而是恨。
这位叫比比·艾莎的女性，当时只有19岁。她的丈夫是塔利班成员，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的毒打，艾莎从家里逃了出来。被丈夫抓回去后，她被丈夫和其他几位男子带到了荒山野岭中，割掉了鼻子和耳朵。如果不是看到这张照片，很多人不会相信。
艾莎由于得到国际救助组织帮助，她的故事也因为这张照片被世人知晓。她得到资助前往美国，通过整形手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重新拥有了完整的面容，阿富汗女性的处境也受到了更多关注。这10几年，阿富汗女性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很多的女性走进了学校，上了大学，她们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传媒、音乐事业，但2021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这些女性的处境却变得十分艰难。
塔利班颁发新法律规定，女性离家时必须全身和面部都要遮掩，此外，女性在公共场合不得表达观点、意见，也不允许大声说话、唱歌或朗诵。这些规定迫使许多女性完全退出职场，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女孩的教育机会。切克巴·哈希米是为阿富汗女性权利发声的活动家，她指出：“我们再也无法听到女性的声音，甚至连她们的身影也无法看到。这就仿佛在告知她们，‘我们要慢慢地消灭你们’。”让哈希米担忧的是，国际社会似乎只能眼看着阿富汗女性在现实中“消失”，却束手无策。尽管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对阿富汗新法律进行了谴责，却未能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来改变现状。相反，塔利班则谴责这些国家，指责他们“傲慢地插手阿富汗的政策制定”。这就让我想起以前中国男人对“家暴”的辩解，这是“家务事”，他人无权干涉。
塔利班通过法律、政策制定剥夺女性权益，国际社会“不能插手”，女性只能自己去争取。
美籍作家胡赛尼在小说《灿烂千阳》中指出了女性反抗“家庭暴力”之路，那时他有信心乐观，因为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希望。但今天，他肯定无法如此乐观，让主人公成功逃离男人控制。今天，女性逃离家庭，等待她们的就是死亡，因为她们已经被剥夺了工作机会，她们要生存就只能依附男人，这是从政策层面对女性整体的剥夺，这只能由女性群体和意识到这种危害的男性共同努力，来掀开她们头顶的黑云。胡赛尼在《灿烂千阳》里写道：“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月亮，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太阳。”1627年，一位叫穆罕默德的诗人，在途经阿富汗喀布尔城的时候，写下了这段文字，称赞美丽的喀布尔少女。因此他把小说取名为《灿烂千阳》，赞美喀布尔勇敢、美丽的女性。无情的战争炮火、残酷的社会压迫、懦弱无能的父母，和残暴易怒的丈夫。她多年的磨难、隐忍，却因为丈夫娶了一位新的妻子莱拉发生了改变。本是情敌的两人，却因为反抗共同的暴君成了同盟，她们发展成超越血缘的姐妹、“母女”关系，玛丽雅姆为了保护莱拉杀死丈夫去承担法律责任走上断头台。带着这种牺牲之爱活下来的莱拉做了一位幼儿园老师，她要在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播撒爱和希望。
今天的喀布尔，让莱拉做一位幼儿园老师自食其力的希望也没有了。
但愿黑暗会很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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