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皇帝终结者，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文 | 肖启楫
1915年8月14日，袁记“筹安会”挂牌。
彼时，宋教仁已死于暗杀，孙中山也东渡日本。原本时刻念叨“人心思共和”，但坐大后权势滔天的袁世凯，准备称帝，君临天下。
站在历史的道口，项城袁世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呔！老夫要飙车了，而且是倒车！”
当时，一众无耻之徒“劝进”“请愿”，鼓吹帝制。
而貌似文弱的邵阳蔡锷看不下去了：老贼休狂，迟早收拾你！
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不动声色地离开北京。在天津面见恩师梁启超，表示：“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置之死地而后生，何等豪迈，何等悲壮！随后他辗转至云南昆明。
蔡锷，带头扼住了历史倒退的车轮，再造共和，成为了皇帝终结者。
壹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降生于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的一个贫寒家庭。其父裁缝为业，可谓出身寒微。清末民初不乏有崭露头角的少年英才，但不少人都有着煊赫的家世的加持。蔡锷的成长之路，相对就艰难很多。
梁启超在长沙的时务学堂见到蔡锷后曾说：“松坡弱不胜衣，家道贫寒……后来早死，身体弱是主要原因。”
所幸，蔡锷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遇贵人。六岁时，当地秀才刘文辉见其天资聪颖，便将其带到自己开办的私塾启蒙。
蔡锷遇到最关键的贵人，当属另一个“邵阳猛人”樊锥莫属。樊锥，人称“狂生”“维新斗士”，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生于今邵阳市新邵县雀塘镇。
樊锥年纪轻轻考中秀才后，在邵阳雪压岭开设“白云书院”。除蔡锷之外，他的学生在政界、军界、商界可以说是牛人辈出。蔡锷10岁应县试，入县学。樊锥对其“见而异之，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蔡13岁考中秀才，樊锥教育他不要考虑考取功名，要他学习对国家有用的知识。
1897年，樊锥带着15岁的蔡锷到长沙考举人，未中。便让他考时务学堂，蔡锷以第三名被录取。进入时务学堂，蔡锷打开了全新的人生局面。师从梁启超、谭嗣同。
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当时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维新斗士”、“意见领袖”，樊锥带着蔡锷面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对宝庆同乡人士颇为照顾，将樊锥介绍给湖南巡抚赵尔巽。
“猛人”樊锥向赵尔巽进言：设立兵工厂，以图日后湖南独立。这一“过激言论”将赵尔巽吓得冷汗淋漓，怕和樊锥过从慎密引火烧身，“斥樊为狂士而逐之”。
随后樊锥又去找新任的两江总督魏光焘，魏乃湘军名将，清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金潭乡）人。魏光焘“极重乡谊”。热情招待了樊锥师生。
这次樊锥更是语出惊人，他建议老乡魏光焘统率湘军，割据东南，自立为王！魏光焘对樊的进言不置可否，但仍然以礼相待，并修书一封，将其介绍给北洋大臣袁世凯。
“猛人”樊锥时刻不忘自己的政治主张。见到袁世凯后，他慷慨陈词，要袁起兵反清，并写诗赠袁，有“兴汉还须望本初”之句。
袁世凯对樊锥非常赞赏，但他见樊锥锋芒太甚，恐泄天机。因而赠以重金，劝樊出洋。1899年7月，樊锥拿着袁世凯资助的经费，和蔡锷一同赴日。坊间有袁世凯直接赠送一千大洋给蔡锷出国的说法，应是讹传。
蔡锷能够东渡日本求学，离不开同乡、恩师樊锥的提携。东渡日本，则是蔡锷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步。
贰
蔡锷年幼即有“神童”之称，我想这绝非浮夸之词。他短暂的一生，建树非凡。举凡政治体制、宪政研究、军事教育、治军思想、诗词对联、书法，均可圈可点。甚至有人说，是蔡锷将军的“武功”遮掩了他的文名。在他短暂的人生中，留下了诗词、楹联、时论、军论、公文数十万字。
他的文字，不仅是文采出众，更令人钦服的是其思想之深邃。蔡锷将军在“军论”《军国民篇》中，疾呼国家倡导尚武精神。并称“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
《军论》这篇雄文中，蔡锷将军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融汇了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其中所罗列德、法、俄、美、日等国家的军事数据非常详尽。
而就在这篇写于1902年的文章中，他隐隐预见了日本或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引用了日本原文部大臣尾崎雄行的一篇文章。尾崎从中国人非尚武好战、兵器落后等五个方面认定：中国“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而欲保全其独立也，能乎？不能。”
这样的文字，在晚清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是不是振聋发聩，是不是如当头棒喝？
因为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爱之深切，蔡锷的时论文章，大都是以批判为主。他从军事、教育、文化各个方面，揭示了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为何积贫积弱。
蔡锷将军觉得：“文学之中，最具感化力者，莫如小说。然中国之小说，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鬼，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要而论之，其思想皆不出野蛮时代之范畴。”
悲哀的是，蔡锷将军逝世后，后人更津津乐道的是他和小凤仙的故事，还是没有跳出才子佳人这个窠臼。
当然，蔡锷留给后世最具价值的，当属《曾胡治兵语录》。这部被誉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的典籍，是蔡锷在云南昆明从政之暇余编撰的，在其按语中写道“瓜分之谣诼忽起”，编辑此书，是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和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所引起，目的是为了“厉兵秣马”，以对付外国的侵略。
该书曾深刻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军政高层，作为当时重要的军事教材和读物，被蒋介石列为黄埔军校教材。时至今日，一些企业还将《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思想精髓用于企业管理。
叁
识时务者为俊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列的人，往往能够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也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相反，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前进的人，往往被历史的大潮淹没，落得可悲的下场。
1900年，蔡锷跟随唐才常回国举行自立军起义，然而这一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痛定思痛，蔡锷发出了“湖湘人杰销沉未”之问。他觉得“而今国士尽书生”：中国不缺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优秀军人太少。他发誓“流血救民吾辈事”，他或是想起了恩师樊锥的教诲：要学习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因而他第二次东渡日本，决心投考军校，走强军救国之路。并将自己名字改为“锷”，立志要流血救民，血荐轩辕。
矢志不移，学有所成。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蔡锷和蒋百里（蒋方震）和张孝准三人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
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先后担任了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彼时蔡锷青年才俊，在练兵场上威风凛凛，深受官兵敬佩。随后，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到了云南之后，蔡锷干了两件大事。而也正是这两件事，奠定了蔡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同年10月30日，蔡锷就领导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宣布云南脱离清政府。他在《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中指出：“亡我国者非外人也，实乃满洲政府也。故满洲政府不除，满洲官吏不逐，吾国终无复兴之一日。”
起义军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而蔡锷则一直在前线指挥，直到战斗结束。11月1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时年29岁。
数日后，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被推翻。云南重九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
满清终结，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们一起雄心万丈。“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中国很快陷入全面军阀混战。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等人将矛头指向袁世凯，由此拉开二次革命的序幕。各路军阀、政客粉墨登场，腥风血雨遍布中华大地。
南北权力武力比拼的二次革命结束，随着北洋军取得胜利，袁世凯开始无限膨胀。无论北京，或者上海，无数鼓噪民主、自由的革命者顿时噤若寒蝉。
正如蔡锷在《讨袁檄文》中所描述的：袁世凯“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利诱威胁，爵铒璧谋，预拟拥戴劝进之书表，嗾使蝇营狗苟之党徒，托盗高名，自称‘代表’，恍如优剧，俨若沐猴，强辱我民，求肆盗欲，丧心病狂，廉耻泯灭。”在蔡锷笔下，围绕在袁世凯身边的那些人，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群丑图！
洪宪皇帝呼之欲出。
1915年8月14日，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挂牌。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人领导的“护国战争”12月25日打响，同日宣布云南独立。他要举事捍卫共和，滇军都督唐继尧及以下各级军官、士兵无不响应。不仅仅是滇军部众。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天下响应。檄文第一条为：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
事实证明，蔡锷并非是那种纸上谈兵的军事家。指挥实战，也可谓出神入化。
以少敌多，以弱克强。蔡锷将军为第一军总司令，亲率约8000壮士，面对十倍于己的北洋军，开始用热血和生命去捍卫共和的征战，践行了一个护国者的爱国承诺。
势利眼何其多。一开始，国内外都不看好护国军的，北京、上海的报界甚至有人鼓噪和谈。殊不知，蔡锷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了。决意反袁之初，他向恩师梁启超袒露了心迹：“成功就下野，决不争地盘；失败就殉国，决不想亡命。”
有实力才有底气。蔡锷熟谙阵法，善于用兵，以弱势兵力打得北洋军、川军落花流水。护国军夺叙州，抢泸州，东取重庆，兵势灵动，川军与北洋军重兵围攻，多次被护国军从容击溃。
蔡锷将军率护国军在四川境内，尤其泸州一带的作战，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游击战的实战运用。
1916年3月23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人：我军连日大破逆军，于纳溪方面，逆军四路告急。江安逆军以一营循江而下，被我军近头痛击，逆军饮弹投水者无数……
蔡锷将军“军神”之称，实至名归！
肆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蔡锷将军受万众敬仰，卓越功勋之外，应该和他淡泊名利，不恋权势有关。
“重九起义”之后，蔡锷可谓雄霸一方，声威赫赫。但他并没有在云南专横独断。1912年5月，他在一次演说中提到：一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
蔡锷主政云南的两年，前后给袁世凯发了一百多封电报。全是政治改革、军队建设、财政措施的内容，就算放到今天来看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在1912年5月8日致袁世凯的电文中写道：“滇省自设立都督府以来，凡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务有专司，都督并不加干涉。”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主动以建国为己任而交去兵权，中国近现代史，唯蔡锷将军一人。
在护国战争期间，蔡锷给妻子的信中，也透露了归隐林泉的想法。信中是这样写的：“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海外为佳。”
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
蔡锷的逝世，在国内可谓是万众同悲。正如梁启超所言：“自吾松坡之死，国中有井水饮处皆哭。”蔡锷逝世当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致电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及蒋方震电，称“昊天不吊，丧我元勋”。参议院在唁电中决定“下半旗以致哀悼”。
随即，湖南督军谭延闿、梁启超、康有为、唐继尧、张謇、熊希龄等纷纷致电，请求民国政府给予蔡锷国葬待遇。其中张謇在电文中阐明给予蔡锷国葬的意义：“使海外知中国自有巨人”。
1916年12月21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下发总统令：国会议决，故勋一位陆军上将蔡锷，应于国葬典礼，著内务部查照国葬法办理。
巍巍麓山，何其有幸，葬“邦之楷模”（毛泽东评蔡锷）蔡锷将军的忠骨。
“横有万古，竖有五洲，人生其间，孰能长留？死重泰山，亦复何求！”这是蔡锷将军为友人所写祭文中的几句话。其实，这几句话，用在蔡锷自己身上，又是何等的贴切。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蔡锷集》、《邵阳历史人物》（光明日报出版社）《蔡锷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