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屡次带领人民军队化险为夷、出奇制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党隐蔽战线在关键时刻提供的重要情报，为毛泽东“中军帐里定乾坤、千里之外决胜负”，做出正确的军事决策发挥了特殊作用。
1930年12月底，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2个旅，同时缴获一部电台。不过这部电台的功率只有15瓦，缴获时还被红军战士误砸，导致不能发报，只能收报，相当于半部电台。而正是这半部电台成了我党情报侦察工作的“红色种子”。
对当时的红军而言，能否准确获取情报、避实击虚，事关生死存亡，毛泽东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亲自接见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无线电技术人员，积极做思想工作，争取他们自愿参加红军并通过缴获的半部电台发现了敌军部署，为我军正面对敌斗争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31年，在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毛泽东亲自给学生上课谈到，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当年6月，毛泽东又下令专拨一部电台用于侦察，抄收敌军情报。1932年后，红军军委二局专职分管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使红军张开了“耳目”。在随后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过程中，军委二局一次次准确及时提供关键情报，这些情报在毛泽东出神入化的运用下，为红军插上了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翅膀。毛泽东曾说：“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自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却都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军甘肃省岷县哈达铺。毛泽东交给红一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一个特殊任务：收集近期国民党的报纸杂志。领命后，梁兴初率领红军侦察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来到哈达铺，拿到了国民党方面印制的大量报纸。毛泽东从其中的《大公报》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在哈达铺东北方向的陕西北部，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及苏区根据地存在，而且十分活跃。同时还了解到，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25军3000余人已与红26军在陕北会合。毛泽东眼睛一亮，马上把目标锁定在陕北。10月19日，毛泽东率部队进驻陕西省延安市吴起镇，并以此作为新的根据地，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出动近10万大军，企图偷袭石家庄和守备空虚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挽回东北败局。隐蔽战线在华北地区的多个情报组织从不同渠道相继获取了这一十万火急的重大情报。多份急报汇集到党中央后，毛泽东巧妙隐去情报来源，连续写成三篇广播稿，交由新华社广播，公开揭露敌人阴谋并号召解放区军民沿途阻击敌军。强大的“攻心战”吓退了十万妄图“暗渡”的敌军，迫使蒋介石、傅作义的偷袭阴谋彻底破产，保卫了党中央安全。毛泽东改写的新闻稿
党的隐蔽战线为党而生、因党而兴、向党而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且特殊的作用。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机关将继续传承发扬党的隐蔽战线优良传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