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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南
【前言】
2019年1月15日下午，一名白人男子走进布鲁克林的海港城自助餐厅，有种族针对性地残忍锤杀了三名华人。三年后，这起轰动华人社区的血腥种族仇杀案件，却以地区检察官与凶嫌马图诺维奇签署和解协议草草了结。
鉴于该案重大，纽约华人资讯网对该案进行了深度调查，发现疑点重重。从今天起，纽约华人资讯网将推出系列重磅报道：《锤杀华人案再调查》，今天刊出第一篇：《嫌犯是如何让检察官相信他是神经病的》。
被捕时的凶嫌亚瑟·马图诺维奇。
纽约华人资讯网特约记者：Immanuel 2021年11月3日，近千人聚集于布鲁克林金斯郡高级法院（Kings County Supreme Court）门口，抗议地区检察官与残杀三华人的马图诺维奇签署和解协议，质疑嫌犯或以“精神病”为由逃脱法律制裁。在场的受害者亲友们尤其不满，他们认为该案还存在诸多疑点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应该草草了结。
此前报道：
现场直击 | 锤杀华人案凶嫌免予起诉 千人聚集法院门口抗议 受害者妻子：凶手方迄今一句道歉都无
纽约华人资讯网获得了金斯郡高级法院当日庭审的官方记录，并对这份25页的资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分析，发现了该案一些尚未引起人们关注的细节。
案情回顾：“我跟中国人有事”
2019年1月15日下午，34岁的爱沙尼亚裔男子亚瑟·马图诺维奇（Arthur Martunovich）将一把铁锤藏在包里，平静地走进布鲁克林海港城自助餐厅，绕过门口的其他族裔客人，一锤将马拉西亚籍华裔经理伍灿强击倒在地。头部受到重创的伍灿强两天后因为脑死亡离世。34岁厨师潘富晖试图上前阻止，也被迎头锤杀，当即身亡。在继续追杀另一位华裔经理的路上，马图诺维奇对惊慌失措的洗碗工Francisco Sales表示：“我跟西裔没事，我是跟中国人有事。”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Hispanics, but with the Chinese”）他冲到后厨，对试图劝他放下武器的主厨、50岁的潘子密又是一顿猛锤。视频显示，因挥动铁锤时力道过大，铁锤甚至几度卡在死者头部和颈部难以拔出。
此前报道：
布鲁克林3华男遭锤杀 华社惊天大案今日开庭 嫌犯或以精神病脱罪
嫌犯不是第一次因“精神病”脱罪
嫌犯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因“精神病”脱罪。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警方透露马图诺维奇早在2016年就曾经被人控告侵犯（assault），但并没有被起诉。警方并没有透露他那一次脱罪的原因，但精神科医生亚历山大•巴德（Alexander Bardey）博士（MD）却在法庭上证实了——正是在那一年，马图诺维奇就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在贝丝以色列布鲁克林和西奈山医院（Beth Israel Brooklyn, Beth Israel Mount Sinai ）接受过治疗，他在为嫌犯做鉴定的时候查阅了当时的医疗记录。
但马图诺维奇的母亲在2019年1月凶案发生后接受《纽约每日新闻》采访时却说，她的儿子从未攻击过任何人，一年以前她离开他时儿子也都还是个正常人，她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变疯了。
嫌犯的母亲对媒体做这样的声明或许是并没有说实话，也或许是她确实不知情，不足以对马图诺维奇的情况做出解释，但巴德医生后来却将她的证词纳入了自己为嫌犯所做的精神鉴定报告，作为鉴定参考或依据的一部分，并成为了法庭的证词。
左：锤杀三华人的凶嫌亚瑟·马图诺维奇；右：案发后的海港城餐厅门口。
庭审现场：精神科医生作证否认嫌犯“仇恨”动机
2021年8月5日，“海港城锤杀三华人”的2019第377号刑事诉讼案在布鲁克林的金斯郡高级法院开庭，犯罪嫌疑人马图诺维奇本人当庭以精神疾病为由请求免于刑事责罚。他被确诊的疾病名为“双相情感障碍，最近发作的躁狂症，与情绪一致的精神病特征”（bipolar disorder, most recent episode manic with mood congruent psychotic features）。
在证人作证环节，法官陈丹尼（Danny Chun）问辩方聘请的精神科医生巴德（Alexander Bardey）：“那天被告（马图诺维奇）的这些行为不是因为他对特定种族的仇恨，例如亚洲人，或者说不是典型的仇恨犯罪行为吗？”
“我认为这不是典型的仇恨犯罪。” 巴德医生回答，他紧接着说：“我做这个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采访了他的母亲，他的继父，他的一个同事和他一个前室友，他们都说马图诺维奇先生从未表现出对任何特定种族人群的仇恨，包括亚裔或者华裔。也没有证据表明马图诺维奇属于任何种族主义组织，或者针对任何种族人群发表过，写过或说过任何种族主义性质的东西。”
庭审记录文件：精神科医生巴德证明，采访其母亲等亲友的说法是精神鉴定的一部分。
辩方的精神科医生巴德。
当法官问证人马图诺维奇在凶案发生时，精神疾病到达怎样的一个严重程度的时候，巴德医生说：“极为严重（extremely acute），作为结果的疾病症状是他失去了区分真实世界与幻想的能力。”根据鉴定专家的描述，马图诺维奇产生了很多幻觉，以为自己是第二个耶稣，在进行末日裁决。他在2016年那次就医时就已经有了类似的症状，他行凶后为他诊治的医生也都留下了可以证明他确实是有精神病的诊断记录，他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对不同种族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认为黑人都是机器人，中国男人也不是真的人类，但专家认为这些都来源于疾病产生的幻想，而不是他固有的种族偏见和仇恨。
检控方聘请的精神鉴定专家并没有对嫌犯进行独立的鉴定
马图诺维奇在身背三宗一级谋杀罪名的指控之外，为什么还有涉嫌仇恨犯罪的二级谋杀指控在身呢？根据检察官霍华德·杰克逊（Howard Jackson）的法庭陈述，这项指控是基于马图诺维奇在行凶的时候，放过了至少两名其他族裔的店员，只是对三个华人下手——这一幕被监控录像拍了下来。后来根据那两名店员的证词，马图诺维奇还亲口对他们说不用担心他们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只是冲着中国人去的。
庭审记录文件：检察官杰克逊作证称，检方聘请的医生对辩方医生的报告材料进行审阅得出一致结论，是检方同意和解的唯一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图诺维奇的行为引发了华裔群体的愤怒，并导致了多次华人社团组织的游行示威。
而检控方之所以后来完全认同了辩方精神科医生的观点——马图诺维奇对华裔的“幻想”完全是因为精神疾病导致，而与种族仇恨无关，是因为检控方自己又聘请了一位精神科专家，做出了相同的判断。
但是，根据杰克逊在法庭上的陈述，检方聘请的这位专家Tarley医生并没有独立的对马图诺维奇本人重新进行一次精神鉴定，而只是审阅（review）了辩方专家用以作证的所有证据，并得出了与辩方专家一致的结论。
而精神病专家们的判断，也成为了检控方与辩方达成和解协议，同意马图诺维奇因精神疾病原因免于刑责的“唯一理由”（That is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People are recommending the plea）。
也就是说，被告亲友和同事作证的内容，构成了辩方精神科医生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和评估的一项因素。由此得出的唯一的一份精神鉴定报告及其专家审阅结果，成为了检控方撤诉的唯一理由。
被捕时的凶嫌亚瑟·马图诺维奇。
精神心理学专家陈张栩博士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曾说，刑事案件中精神鉴定的过程不只听病患陈述及看他过去的病史，当时事件周围的旁观者，以及出庭时家人、听证会的证词，都是参考依据。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博士告诉纽约华人资讯网，他认为就医学诊断流程本身而言，家人的描述是一个相对可靠的组成部分，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没有人比身边的人更了解病人的情况。比如一个母亲带一个可能患了精神疾病的孩子去看医生，医生在诊断的时候问母亲关于孩子日常言行的问题母亲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效帮助医生做出判断；但如果涉及到自己的证词明显可能对孩子不利的时候，母亲乃至亲友就不一定会跟医生说实话了。尽管这项评估内容也只一个参考，其参数的变化并不必然改变整个医疗鉴定的结果，但他认为刑事案件中的精神鉴定医生也应该尽量避免仅凭少量亲友的话来完成这项评估内容。这可能影响到的是医生对病人行凶时发病严重程度的判断——究竟完全是精神错乱导致的行为，还是存在着固有的偏见、歧视和仇恨的影响。
受害人之一潘子密的太太也向纽约华人资讯网表示，她认为肩负举证责任的检控方也不应该仅凭一份精神鉴定报告就决定撤案，而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审慎的进行更多调查取证，但据她所知，他们并没有去做。
11月3日，在布鲁克林的金斯郡高级法院外，受害人之一潘子密的太太在示威人群中讲话。
“万一他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孩子说谎呢？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那她岂不是就会误导了医生的判断，从而误导检控方和法院的判断？”潘太太说：“我们不是专家，不是非要说他不是精神病才罢休，但我们只希望整个司法过程是公正的而不是草率的，我们华人的生命是得到尊重而不是被漠视的。” 11月3日，在布鲁克林的金斯郡高级法院外，示威人群举着“应该得到保护的是人民而不是凶手”的标语。
律师释疑：关于谋杀罪类型、精神鉴定、亲友证词和司法流程中的一些要点
就本案涉及到的一些法律专业词汇和争议点，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采访了纽约明理律师事务所的刑事律师陈明利，请他以与案件无关的独立律师身份进行了一些解读和分析。
首先，关于本案被告马图诺维奇被控的“一级谋杀罪”和“仇恨犯罪的二级谋杀罪”之间有什么区别，仇恨犯罪成立和不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陈明利解释说，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在“罪性”上有所区别，可以理解为恶劣程度。一般针对特定对象的有预谋和策划的谋杀行为或者手段特别残忍的杀戮更可能被控一级谋杀，而二级谋杀更有可能是对一些在特定情形下“一时冲动”或者临时起意的行为。举个常常在课堂上被引用的例子——如果先生回家撞见太太和另一个男人在卧室里偷情，他顿时恼羞成怒，操起刀杀死了两人，和他冷静的走开，但是心里开始盘算报复并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设计杀掉两人，“罪性”是不一样的，前一种情况更有可能被控二级谋杀罪，而后一种情况更容易被控一级谋杀。
但有的时候一个案件可能同时符合多项罪名的条件，以本案为例，杀人手段特别残忍的情况下可以被控一级谋杀，嫌犯在杀害第一个受害人之前表现出经过了观察思考和选择，藏匿凶器，掩藏动机，选择机会伺机下手等过程，可能符合一级谋杀的条件，但是他在杀害第一个人之后，又砸死、砸伤上来阻止的人，对这些受害者的行为就可能更符合二级谋杀的条件。
案发后的海港城餐厅门口。
而仇恨犯罪的二级谋杀（Second degree murder as hate crime）前提是仇恨犯罪，仇恨犯罪又有不同等级，比如因仇恨某个族裔而故意杀害这个族裔的人可以被控仇恨犯罪的谋杀罪，首先要具备仇恨的因素，才会被视作仇恨犯罪，仇恨犯罪的谋杀罪也才能成立。如果作为前提的仇恨因素并不存在，仇恨犯罪乃至于仇恨犯罪的二级谋杀也就不能成立。
第二是关于刑事案件中，法官、控辩双方的基本立场问题。陈明利律师解释说，法官应该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不倾向于任何一方来做裁决；控方检察官应该尽力地调查取证找寻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对被告进行指控；而辩方则应该以保障被告最大化的权益为目标，尽可能的找到证明被告无罪或者可以减轻罪行的证据。在一个纽约市的公诉案件中，纽约市的检察官代表的是纽约市全体人民（the People）的权益，而并不是为受害人一方的诉求最大化服务。检察官应该保持独立，在这个案件中，不少人指责检察官在完全没有跟受害人一方沟通的情况下，就直接与被告一方达成了和解，是“暗箱操作”，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检察官有权根据自己独立的判断来决定和执行与辩方的和解，并不必须告知受害人一方。无论是检察官的办案还是法官的审判，都应该保持独立而不受舆论的干涉，但是作为立法者的议会和议员是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和要求解释的。检察官办公室通常对于议员针对案件的关切也有自己的应对流程。
第三是关于涉及到刑事案件中的精神鉴定和亲友证词问题。法官进行判断的依据主要是什么，亲友的证词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判断依据或者说参考？陈明利律师解释说，从法律上讲，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包括母亲都是可以作为证人提供证词的。比如这个案件中被告的母亲，她在案发时并不在现场，提供的证词并不是针对于凶杀案本身的证人证词，但是她可以作为儿子的“性格证人”，她可以作证说儿子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法官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判断能力，会分辨不同证据的可靠性。一般来说，这一类案件的证人中对法官做出判断的影响最大的还是医疗人员而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对医疗人员的证明，法官一般也不会只通过看医疗报告来下结论，而是会让医疗专家出庭回答问题，以证人的形式明确鉴定的结果。对于精神鉴定本身而言，医生也有自己的一套专业流程，如何参考和采用被告及亲友提供的相关证明，医生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被捕时的凶嫌亚瑟·马图诺维奇。
那是否会存在被告亲属提供的证词影响了专业医生的判断，从而影响了检察官和法官对案件判断的可能性呢？陈明利律师认为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无论医生还是检察官还是法官也都是人，他们的判断并不必然无误。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合理的怀疑和提供新的证据协助检察官办案。但是他认为，证据必须是直接的，受害人一方如果质疑犯罪嫌疑人的母亲为维护自己的儿子说了谎影响了鉴定结果，从法律上讲也需要有直接的证据才行。
那么，马图诺维奇的这位母亲证人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证词是否有足够的参考价值或者是否应该值得怀疑？纽约华人资讯网对此进行了深度挖掘，敬请关注《海港城锤杀三华人案再调查（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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