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防疫政策的变化与转向：“既要-也要”哲学的破产与斗争的剧烈化
2022年12月10日
信息摘编
社论
防疫政策的变化与转向
——“既要-也要”哲学的破产与斗争的剧烈化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集体写作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哲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任何哲学都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都表现为一定社会阶级的需求。
“坚持动态清零”作为写入党的二十大的政治报告的政治表态，在二十大闭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出现实质性的重大变化，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混入党内的实质为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国内的政治代理人集团的破坏与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要挟所导致的。2021年年初以来，为了适应这个政治集团及其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质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同盟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提出了“既要-也要”的哲学思想并以此在实践中积极干扰和破坏了动态清零的政策的实行，并成功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要挟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其目标。总的来说，“既要-也要”的哲学思想是这个集团破坏动态清零的政策的理论基础，而具体的政策方向的主导权的斗争则是阶级斗争剧烈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映。
第一， “既要-也要”哲学的理论实质是割裂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应该说，这种哲学思想是很具有迷惑性的，因为其首先承认矛盾的两重性，即同一性和斗争性。但是，其却将同一性和斗争性视为了相对独立的两个方面，并将宣布其是互相排斥的，即同一性与斗争性不能同时存在于一个矛盾中。反映在目前的现实中的典型案例即是认为“人民至上”和“防疫至上”的对立。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矛盾的双方向着其自身的对立面转化的整个过程中，矛盾的斗争性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也正是斗争性才能促使对立面的转化的完成。也就是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是，“既要-也要”哲学思想却在实质上抛弃了矛盾的斗争性，而片面地强调了同一性，否定了斗争性是同一性存在的前提。反映在目前的现实中，即是既然防疫至上和人民至上相对独立，那么在整个对待新冠疫情的处理中就可以只强调“同一性”的一面，即实质为资本集团的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而不强调“斗争性”的一面，即只有在主动性的抗疫中才能最终取得疫情处理的胜利并进而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这也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这种“既要-也要”哲学思想是为破坏整个动态清零的局面所提出的，是为损害我国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服务的，是在政治上的对外投降的观点的理论基础。
第二，“既要-也要”哲学思想在政策实践中的得到了相当大的实现是斗争剧烈化的体现。目前，在对政策的制定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观点中，认为实质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团体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处于对立状态而在建设和发展共同生活的社会中具有共同利益的观点是占据了绝对上风的，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掌握政权的主体的问题，即是在纵容对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的窃取和对宪法规定的工农联盟基础上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破坏和偷换。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既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已经与所谓的民营企业家没有本质上的对立状态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共同利益了，那么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成为了实质上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因为封控导致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无法结合而导致剩余价值无法被创造，就必须使防疫政策实质转向的新生资产阶级的需求便在这种条件下上升到了国家的需求的层次。而国家则会通过使用自己掌握的政策杠杆实现这种伪装为“国家需求”的“新生资产阶级”需求。并且在这种时刻，即使像合肥、锦州等地认为“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可惜”，也是不能持续的，因为正如列宁在评价工人在某个具体的工厂中迫使工厂主让步的可持续性时所说阐述的道理一样，“…政府高度的‘公正’不允许比较好的厂主向工人作重大的让步…”。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既要”实质为新生资产阶级需要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发展”和也要实质为保护劳动者的生命的“动态清零”向矛盾的时候，真正需要的这种“既要”便战胜了其打着的“也要”的幌子。
事物的发展只能也必须只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发展，即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是主观上对新生资产阶级眼中的“经济发展”的维护，这就是他们的根本目标和意图。实际上，这种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也正是继承自爱·伯恩斯坦和卡·考茨基，是修正主义的变种，其忽视矛盾中的斗争性是其本质特征。
第三，“既要-也要”哲学思想在社会舆论中麻痹和错误引导群众的实质是否定人的阶级性。这在理论层面的表现即认为认识矛盾时不能有特定的立场，必须要变更看待事物的立场，从各个角度认识矛盾的正面和反面，否则就不会得到客观的认识，而在处理矛盾时才必须有一定的立场。而这实质是错误地宣扬个人的立场是可以随意变换的。这也就能够解释当下所谓的各类“合订本”言论中反映的立场的随意变化的情况——今天要求坚持动态清零，明天就要求进一步放开；今天可以阐述新冠后遗症的表现，明天就可以宣布无症状感染者不是病人——也就是说只要因为自己的主观想法，就可以立即站到自己当前的对立面。事实很明显，这种宣称认识矛盾必须要放弃固有的立场，而需要多角度观察的所谓的“客观性”是被剥离了阶级性的。
并且这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政策不仅会导致劳动者的工作强度的增加，而且还会使劳动者的健康直接暴露在病毒的侵害下。例如，医护人员在目前的政策下，不仅需要完成自己在规定时间内的工作，而且还要随时准备被以“支援”的名义要求强制加班，并且这种以“支援”的形式的加班还没有被任何直接的政府规章制度所规范，而由于目前疫情下的医护人员的工资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么绝大部分的医护人员就不得不因为生计问题而同意各种形式和各种条件的的“支援”和“抽调”，这也就是说，其个人的生活也绝不会因为所谓的“放开”而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已经被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疫情发展所证明。
而其宣称的解决矛盾可以站在一定的立场表现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其实质是认为一定的立场决定一定的利益和要求，也决定处理矛盾的具体方法。而在现实中的表现即是完全忽视矛盾的客观存在，认为主观上即可掌握矛盾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例如目前的防疫政策即实质上忽视了医疗卫生系统的传染病防治原则和避免院感原则的客观性——即认为只要政策在字面上实现相对自洽，就在实践中不会出现防疫漏洞。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必然会发展到实现向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时才开始新的过程的。主观上的意志是不能阻止或消灭矛盾的发展的，而只能是促成事物的转化以达到目的。因此，也就是说，“既要-也要”哲学思想的底色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集体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