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司史”｜麦文澜：忠肝义胆为革命，挥洒青春为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中化集团的司史既是一部中化与共和国共成长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化的党员领导干部奋力拼搏、接续奋斗的历史。

当前，公司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了将党史学习与司史学习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读者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加深对司史的认识和了解，我们特开辟“重温司史——红色记忆”栏目。希望通过对中化历史上功勋人物和红色故事的介绍，大家从中汲取力量，传承红色基因，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化工企业而努力奋斗。

本期介绍的人物麦文澜曾任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他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战乱不断到国泰民安、走向富强的过程。

（根据麦文澜同志各方面资料整理）

少年多磨砺

麦文澜同志1909年12月10日出生于广东中山，因家中只有七分薄田，生活异常艰难，幼年的他不得不跟随父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麦家生活贫困，无法让麦文澜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读书，他过着漂泊不定、贫穷艰苦的生活。直到1922年，在亲友的帮助下，麦文澜得以进入上海广东同乡会捐资创办的上海广肇义校读书，完成了小学学业。麦文澜求知欲很强，人又聪明用功，每每考试，成绩均在前三名，颇得校长和老师的喜爱。

麦文澜在上海广肇义校求学时期，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国内军阀混战，有识之士为国家前途担忧，上海和全国其它地方纷纷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救国组织，宣扬救国途径，张贴救国标语。少年麦文澜不愿呆在家中，课余喜欢到处串街走巷，他看到了虹口公园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告示，看到了英法租界灯红酒绿和十里洋场跪在路边“告地状”的穷苦百姓，也看到了黄浦江边高耸云霄的各国建筑和污浊的苏州河水漂着装满垃圾的舢板。这些对少年麦文澜影响很大，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如此受歧视、受压迫？

在广肇义校有一个名叫冯恩伦的同学，年龄和麦文澜相仿，也是十五、六岁，麦文澜经常和他一起温习功课，探讨人生。冯恩伦关心时事，麦文澜常常能在他的书包里发现一些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时事学习》《生活》杂志等，也常常借来阅读，虽然一开始尚不能完全理解，但已经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人生观”“革命”“共产党”这些新概念开始在麦文澜年轻的心底刻下深深的烙印。

1927年，麦文澜从广肇义校毕业后，父亡母病，迫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他没能升入中学继续求学。为了谋生，他到上海先施公司瓷器漆器部当练习生，因工作努力勤快，破格提前升任正式售货员。每天上班之前，他就早早来到货场，打扫卫生，整理货架，一丝不苟，加上为人谨慎、厚道，深受老板赏识、同事信任。虽然有了饭碗，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他深知，只有自己提高本事，才能和洋人比高低。每天下班以后，他就到上海英语夜校攻读英语，他天资聪颖，善于钻研，又有门市部售货员这一职业的实践环境，仅仅学了一年多，他就能用英语和洋人打交道，谈生意了。1930年3月，21岁的麦文澜经过招聘考核，踏进了英商上海卜内门公司的大门，成为了一名高级“白领”。

青年展激情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上海被占领，仅仅留下了租界这个“孤岛”，麦文澜在上海闸北的家亦在日寇侵略的炮火中焚毁。国仇家恨激起了麦文澜痛恨日寇的民族情怀，他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情，积极投身到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的工作。他参加募捐活动救济难民，和朋友们组织抗日救亡演出队文青剧社，并亲任社长。就这样，除了每天到卜内门公司上班，麦文澜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第一线。

自从上海被辟为商埠后，欧美商人紧跟兵舰大炮来到了这个“冒险家乐园”，他们凭借在华特权，变本加厉地竞相掠夺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的民族资本得不到发展，而外国公司开的洋行却占据了上海工商业最重要的地位，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工商业的所有重要领域，操纵着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命脉。

在卜内门洋行内，华人只能从事服务性很强的底层工作，洋行老板对中国员工管束极严，英国管理人员可以随意训斥，甚至肆无忌惮地凌辱和欺压中国员工。麦文澜被分配做报关员工作，虽然月薪比在先施公司做售货员时提高了几倍，超过了三十圆银洋，但从他一踏进卜内门洋行写字间开始，就处处感到没有自由呼吸的权利，这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每当走到外滩，看到被称作《铜人码头》的英国领事巴夏利塑像和红兰白色英国米字旗时，他就感到厌恶和浑身不自在，但为了生存，为了治愈患病的母亲，他只能忍气吞声地干下去。

当时上海的洋行职员一般都养成了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气，闲暇时打麻将、看电影、跑舞厅，麦文澜却将自己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进步书刊。他订阅了《生活》，还经常购买《译报》，并用自己的工资节余自发创办义务夜校，为贫困孩子提供读书的机会。他到处去听进步人士的演讲，参加了李公朴主办的《申报》读书会、胡笪中组织的新文字班、地下党于伶同志领导的上海剧艺社、歌咏队和“抗日救亡协会”，还积极参加呼吁释放“七君子”的签名活动。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活跃在上海滩，出入进步的社会团体，透过浓密的乌云，盼望阳光的照射。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他希望在大浪淘沙中洗净身上的沙土，相信真正的金子总会闪耀光芒。

麦文澜的社会活动逐渐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经过对麦文澜的观察、了解和慎重研究，决定派同在剧社工作的李克同志和麦文澜取得联系，负责对麦文澜的培养和考察，将其列为地下党培养发展的对象。

1937年一个深秋的傍晚，李克同志作为朋友约麦文澜到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深谈。

乱世投革命 

经过和李克同志在复兴公园的第一次谈话后，麦文澜认定李克就是共产党，他寻找组织这么久，却没想到在自己的文青剧社内就有。他决定以后多征求李克同志的意见，搞好抗日救亡演出队的工作。一天，抗日救亡演出宣传活动结束后，夜已深了，剧场内只剩下李克和麦文澜。在回家的路上，麦文澜悄悄地、很严肃地问李克：“我看你就是共产党员，你能不能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我愿意接受审查和各种考验。”李克拍拍麦文澜的肩膀说：“你有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有！”麦文澜神情庄严。李克接着问：“你能不能严守党的机密？”“能！”麦文澜简单有力地回答。李克笑了，说：“小麦！你没有看错，我是共产党员。经过对你这一年多的了解和观察，组织觉得你的基本条件都不错，我愿意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27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麦文澜由李克同志带到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剧艺社支部负责人于伶同志办公室履行了入党手续。

在卜内门洋行内的300多名中国员工中，麦文澜是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如何在群众中发挥共产党员团结群众的作用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他既要以合法手段向中国职员施以进步影响，并注意物色中国员工中的积极分子作为重点团结对象，又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麦文澜首先在洋行内建起了职工流动图书馆。他发起募集图书活动，得到了员工们的积极响应。每人捐出几本书不是难事，集中在一起就有上千本书刊，麦文澜将自己的进步书刊也放了进去，于是，这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里既有巴金、冰心、鲁迅、郁达夫、曹禺的文学著作，又有马克思、列宁、艾思奇的理论书刊，一时间，点燃了洋行内“白领”读进步书的火种。洋行老板也默认了这一事实，只规定不许在办公室内阅读，带回家读书他们就不管了，何况有些书是英文、经济、贸易实务等方面的，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丰富员工的业务知识，因此更加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了。接着，麦文澜同志又组织起读书会，这样就有机会和大家坐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沟通思想，联络感情，达到更好地团结和联系群众的目的。

在组织卜内门洋行华员读书会基础上，麦文澜带头并吸引洋行职员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华联同乐会。华联同乐会成立于1936年10月，原名为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1938年3月更名后向上海工部局注册登记，是一个取得了合法地位的社会团体。它面向全上海1500家洋行企业，拥有职员10余万人。麦文澜入会后，被选为华联同乐会理事会理事，任学术委员会负责人。一时间，华联同乐会搞得红红火火，每晚都热热闹闹。为了加强领导，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李希之、石志昂同志为支部正副书记，卢绪章为党团书记，各部分设支部，麦文澜为学术部支部负责人，分管图书馆、学术讲座、文艺座谈等活动。在一般人看来，地下党的活动都很神秘。由于是地下组织，生存第一，一切活动都要采取防范措施，其中主要的防范措施就有伪装、单线联系、秘密活动，使人看不出庐山真面目。如此一来，大家虽在一起活动，却谁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有单线联系人和上级领导人掌握情况。

为国开洋行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组织决定建立一家商行，由党员做老板，以做生意为掩护，作为党的特殊机构，执行党的特殊任务：一是用党中央拨给上海地下党的专用款作为资本金，在货币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证不贬值；二是掩护地下党领导同志的安全；三是赚取更多钱，为地下党专职干部提供生活费和地下党活动经费，同时也为党锻炼和培养一批从事经济贸易的干部。经组织研究后决定，商行取名为 “协鑫商行”，董事长刘晓，经理麦文澜。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是日伪和官僚买办、封建帮会、地痞流氓等黑恶势力盘踞的地方，开办一家商行谈何容易，没有后台根本无从立足，进货销货也需要找熟悉可靠的关系。

麦文澜熟悉以经营化工原料为主业的卜内门洋行的各地经理和职员，在洋行工作近十年所积累的业务经验和知识正是经营地下商行的一笔宝贵财富。协鑫商行的营业地点由刘晓亲自视察选定，设在上海蒲石路劳尔东路（现襄阳北路），这里弄堂可通向三条马路，便于遇到险情时及时撤退。这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左右两家邻居都住有特务，一家是中统，另一家是军统。虽然平日彼此没有什么往来，但 “远亲不如近邻”，倒也成了一种掩护条件。一楼是商行营业部和做生意谈买卖的地方，也是麦文澜一家居住的地方，刘晓及其夫人张毅住在三楼，二楼则是用来接待客人和 “打麻将” （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开会）。由于刘晓领导着整个上海、江苏以及杭州的地下党全盘工作，日理万机，协鑫商行的日常业务主要由麦文澜操办。协鑫商行公开活动资金为5000元，是刘晓用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投的资，但流动资金远远大于此数。协鑫商行开办后，承担了党内经费的流通调剂任务，经营利润对支援上海、江苏各地地下党对敌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有一次，因地下党活动需要，一次就从麦文澜处提取了2万美元。

协鑫商行主营化工原料和化肥业务。麦文澜通过卜门洋行的关系取得了化肥经销权。当时化肥的配额价每吨80元，到南翔、嘉定销售，每吨可卖到160元。几经发展，商行生意越做越大，隐蔽条件越来越好，不仅有效掩护了刘晓同志一家，更充分发挥了党的地下经济机构作用，为党的地下斗争提供了大量经费，卓有成效地支援了抗日救亡斗争和上海市地下组织的群众运动。到1948年收缩时为止，商行净利润按原来的货币计算，共盈利8倍，全部上交党组织。在商行工作的全部党员生活却极为简朴，长期参照解放区低薪供给制待遇。在长达8年的业务经营中，他们表面上装扮成西装革履的大老板、大财主，但除了必要的应酬外，谁都没有向党多要一分钱，这对长期生活在灯红酒绿的上海的地下党员来说无疑是严格的考验。商行自成立以后，始终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经受着国民党当局及其特务的怀疑。但凭借着共产党人的机智和勇敢，巧妙地应对了一个又一个险情。

一天早上，上海报纸头版登着醒目的新闻——《贩卖黄金美钞的经济犯麦文澜就擒》，麦文澜被捕，商行和地下党的领导人处于危险之中。麦文澜被关押在上海黄浦警察分局，他冷静地思考，这次被捕是被叛徒出卖了吗？会不会影响到商行的其他同志。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经住考验，宁死也不能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在刘晓夫人探监时，他告诉刘晓夫人自己有一个同学在黄浦分局当头子，可以找他通通关系。党组织立即同意，通过地下党找到那个警察头子接上关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用30多两黄金保释了麦文澜。保释之后，麦文澜向组织汇报缘由，“他们本来要继续用刑逼我说出商行的来龙去脉的，还向我敲竹杠，逼我捐一笔。”刘晓笑着说，“既然他们把你当成财主，你就干脆大气一些，再另租一座小洋房，宴请宾客，把那个警察头子也请来，制造一些假象，这样咱们的掩护条件会更好。” 

1947年下半年，全国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成战略进攻，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白区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统治，一批优秀的地下党员先后被捕。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麦文澜结束商行的工作，随刘晓一起去香港开办一家地下党经济机构，拟取名香港国新公司，继续做好生意，为在香港的地下党干部学习班和地下党组织提供经费。

辗转闯香港

在香港，麦文澜将上海协泰商行（原协鑫商行）的全部资金作为资本， 创办了 “香港国新公司”，麦文澜任总经理，主要经营化工原料，从香港和东南亚购进货物向国内销售。国新公司作为党的地下贸易机构，所得利润全部归党所有，麦文澜作为党员则按解放区供给制待遇领取工资，超过部分全部交给组织。他过的是非常清苦的生活，但却感到非常光荣，他为自己从事革命工作感到激动、骄傲和自豪。

1950年4月，香港华润公司正式成立，国新公司业务和员工全部合并到香港华润公司，麦文澜任华润公司协理，负责接收香港宝元通公司在香港、印度、巴基斯坦的业务和人员机构并兼任宝元通公司总经理。新中国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使我国外贸行业面临严峻考验。为了打破封锁禁运，建立起稳定的进出口渠道，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签订了棉花协定，我国向印度出口大米，并从印度进口棉花、棉纱、麻袋，支援国内纺织工业建设，中印贸易由此得到迅速发展。1951年春，麦文澜被派往印度常驻加尔各答，接着又在印度孟买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设立了分公司。他穿梭于香港、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等地，将羊毛、土特产等物品出口至印度、巴基斯坦；将丝绸、桂皮等物资通过印度转口至其它国家，同时也从印度、巴基斯坦进口橡胶、棉花、黑胡椒等物品转销全国。

1958年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事业向亚非拉和西方国家全方位转型，麦文澜被任命为外贸部交际处处长。20世纪50年代，我国尚未完全对外开放，交际处是外贸部中一个政策性、原则性、保密性极强的部门，可以说它是我国除外交部外仅有的对外交往的窗口。外事无小事，对外宾的接待情况，中央领导十分关注，国外媒体、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也在关注，绝不能有半点疏漏。麦文澜深深懂得其责任之重大。他到任后，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外事纪律、接待外宾规格、外事保密、请示汇报、接待简报、礼品处理上缴等等规章制度，规范了交际处的日常工作。麦文澜在担任交际处处长的3年中，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从10个发展到近百个。交际处迎来送往的任务十分频繁，麦文澜作为处长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没日没夜地加班苦干，常常一天只能睡上2至3个小时。

1960年，麦文澜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担任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后来，麦文澜有十余年曾在香港任华润公司副总经理，从香港回京后直至80年代中期才离休。1980年，71岁的麦文澜飞赴莫斯科签订合同，坐了10个小时飞机抵达莫斯科后已是深夜，依然神采奕奕。同行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他谦虚朴实，和其他同事一样住在招待所三人一间的普通公寓，在食堂排队领饭，还和我们亲切交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离休以后，麦文澜住在北京东花市寓所，每次支部会议仍努力学习、积极发言。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他将整个月的离休工资捐了出来。

怎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的一生？在苦难的中国出生，麦文澜没有逃避，没有抛弃，更没有放弃，忠肝义胆为革命，挥洒青春为明天，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在崛起的中国成长，他始终心怀信仰，赤诚坦荡，用汗水和拼搏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力量。他用一生，书写了一个故事，告诉后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深刻内涵。

来源：中化集团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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