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玉莲：我的大哥饶漱石
01
认识在跌宕中起伏饶漱石是我同父异母的长兄。
他比我年长28岁，他参加革命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在解放前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
只是在我长大、懂事、开始读书后，由于他是我父亲最器重的爱子，所以父亲总以他为榜样来教育我们，说他有抱负、有理想，关心民族危亡，关心人民疾苦；说他为人聪明，学习自觉，成绩优异，尤其语文、英语成绩更是出众；还说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勤于思考，善于判断，遇事冷静，行事稳健，具有治国理政的潜质。
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这样夸他，所以我从小就对饶漱石非常敬重，觉得他了不起，比我们其他弟妹都强。
1949年南昌解放，获悉饶漱石到了上海，当了大官，是三野的政委、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陈赓同志来南昌还专门到我家来慰问我父亲说：
“您培养出了饶政委这样一个好儿子，是你们家的骄傲，也是我党我军的荣耀。”
因此，我对饶漱石就更加敬重了。
1950年抗美援朝，我响应中央号召，毅然参军。1951年被分配到北京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工作。
1952年饶漱石从上海调北京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专程到装甲兵司令部来看我，这是我们兄妹有生以来的首次会面。
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但却一点儿也不显得陌生，他对我像同胞兄妹一样，非常亲切。
从此，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到他住地去看他，同他拉家常，共进餐，陪他散步、看电影，尽享天伦之乐。
1953年，我从军队转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周末更经常去他家里，我们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接触。
在相处过程，我发现他身体已不太好，精神比较差，经常处于疲惫状态，寡言少语，但生活规律，起居有常，饮食定时定量，且简朴清淡。
他不抽烟，不喝酒，与人交往不多。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没有高档衣服，汗衫都是补了又补。
有一次，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现在上课要做很多笔记，用蘸水笔很不方便，能否给我买一支自来水笔？
我大哥说：现在大家都还艰苦，有条件用自来水笔的人恐怕不多，你还是与同学们保持一致，不要显得特殊。我访苏时，带回一支像钢笔一样的圆珠铅笔，给你作个纪念。
这支笔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己。同他接触几年，这是他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件微小纪念品。
1954年的八九月间，组织上向党团员传达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说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妄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就是以后说的所谓“高饶反党联盟”。
我当时听了非常吃惊，好像有人从我后脑勺打了一闷棍一样，整个头都晕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实在难以想象！
因为在我和他接触过程，他总是亲切地称：主席、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从未感到他对中央领导有任何不满，怎么会反对他们呢？我很不理解。
在我极其痛苦而又无助的情况下，我跑去找我的男朋友诉说心中的郁闷，忍不住抱头痛哭一场。
我的男朋友劝我说：
“不要难过，有我永远陪伴你。不过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想必你大哥是有错误的。人非圣贤，熟能无过？知错能改，改了就是好同志。”
听了男友的劝说，好像心里好过了很多。从此就再未与大哥联系了。
回校后继续上课学习。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和我往来的朋友越来越少，我感到孤独、寂寞。一块郁闷的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1955年5月，又传出饶漱石是“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已被捕入狱。
尽管有些疑惑不解，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顺其自然，一切听从党对他的处置了。
我的父亲——饶思诚，当时是江西省的副省长。饶漱石本来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如今饶漱石倒了，他内心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
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教育我们：国事为大，家事事小，要大义灭亲，要坚决与饶漱石划清界线，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话虽这样说，但他内心的忧伤是无法治愈的。从此，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连续数日卧床不起，称病在家，三年后，在无言的失望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子女们都遵照父亲“大义灭亲”的教诲，坚定地跟着党走，相信党对饶漱石问题的认定和处置是正确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做到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客观的事实和变化也常让人费解、迷惑和痛心：
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从1954年起就被边缘化了，1955年起，经受了一年多的政治、历史审查，虽未发现问题，但迟迟不授军衔，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谨言慎行，可是多年以后仍在档案中发现，注有一笔：有“右派言论”。这给他后来的政治前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958年初夏，他被转业下放到南大荒（盘锦农场）劳动，同年秋，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随我调江西工。
一切从头开始，他开始教中学，从初一教起，一直教到大学。“文革”后期，他又被下放农村，历时五年。
我自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东北抚顺工作，一年后调江西，先后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单位工作，1960年代初即被下放工厂，在基层做计划统计员，“文革”后期随丈夫下放农村三年，1973年返回原厂，改派到食堂做会计，直至退休。
我的二哥，1958年也从志愿军转业回江西，在一所中学教书，“文革”中屡屡被查询，因与饶漱石的兄弟关系被隔离审查四十天。
我的大姐原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任技术员，在“文革”中因受饶漱石的牵连，一再被批斗、殴打，最后活活被整死，死后连骨灰都未准留下。
02
痛苦中的感悟1983年，我摆脱了繁琐的事务工作，开始了退休新生活。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浏览和阅读有关我大哥的一些文献和资料，也有时间看看与我大哥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尤其是有了比较安静的环境思考一些问题。
经过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我发现有许多事情并不像媒体宣传报道的那样。
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好像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尽管这些感悟的诞生是痛苦的，但它们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
(一) 饶漱石既不反党，又不是反革命
根据相关资料对饶漱石的揭发，他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党，即所谓的“高饶反党联盟”；
二是反革命，即“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
所谓反党，应是反对党的纲领和路线，对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者，比如王明和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而饶漱石对党一贯忠心耿耿，甚至在他被捕前夕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
他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行，他的一生，对党只有奉献，没有伤害。
至于说他与高岗联盟，恐怕也只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据已披露的材料证实，饶漱石早年与高岗素昧平生，互不认识，只是1952年饶调北京后，有短暂的工作接触，但从无生活联系，甚至他们的政治秘书都互不相识。
至于在党的会议上，各抒已见，也可能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但这是党章许可的，决不能说，和某人有共同看法，或发表了与某人相似的意见，就是联盟。倘若这样，党章就成一纸空言。
有两个情况在这里提一提供大家思考：
1.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说：
“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很深的，当时是保护过关。是髙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
2.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说：
“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
由此可见，连毛、刘都不确认有“高饶联盟”的存在。
1955年中央全会认定：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是“反革命集团”，饶漱石是包庇“内奸分子”潘汉年、扬帆的首犯，即所谓是包庇反革命的反革命，从而先后被捕入狱。
1965年8月30日高院终审判决饶漱石时，没有提到潘汉年，却说饶漱石包庇了“内奸分子”扬帆和“中统特务分子”胡钧鹤，因而判刑14年。
但上世纪80年代，潘、扬、胡均已平反昭雪，饶漱石包庇无人，反革命罪名怎能成立?
(二) 饶漱石是革命功臣而不是罪人
饶漱石1923年参加革命，至1955年被捕入狱，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32年。
他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共青团满州省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从上列简历中可以看出，饶漱石的前半生是光辉灿烂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具有像他这样多彩革命人生者并不多见。
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饶漱石正是由于出色的能力和突出的贡献，才在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上不断升迁。
这里我还想着重谈几点：
第一，关于他在新四军的工作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军队工作，主要担任新四军政委，1947年新四军扩建，更名为华东野战军，他继续担任华野政委（编者注：1947年1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饶漱石任华东军区政委，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华野司令兼政委）。
在这个岗位上他是否有所建树，做出成绩，我非亲历者，不敢妄加评说。现想引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蔡晓鹏先生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中的有关段落，从中可窥一斑。
蔡先生说：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力的22%，伪军的30%；
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苏中、淮南、盐阜、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大抗日民主根据地。
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
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
蔡先生还说：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全靠自力更生。
一是‘取之于已’：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己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服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的蔬菜、10个月的盐以及全年肉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
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支。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
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地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取之于商：这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在1942—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居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
“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减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农民总数的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七师最出色。至建国初期华东财政占全国财政的70%。”
新四军的这许多创举，以及在军事、财经方面的巨大成就，当然是集中了全军指战员的智慧，共同拼搏的结果。
但是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党委一把手的饶漱石，应该说对这些工作的研究、决策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关于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人说，“淮海战役是二野打的。”这不符合事实。
这里想从《辞海》1979年版中摘录相关的记述来说明这一问题。
《辞海》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六十余万人……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了淮海战役，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6日到22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围歼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击毙兵团司令黄伯韬。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
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第十二兵团，俘兵团司令黄维……同时华东野战军将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集团包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并将其突围的第十六兵团歼灭……
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1月6日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之敌发起总攻，经四日战斗，全歼第二、第十三两兵团,俘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战役至10日胜利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全歼国民党军五个兵团和一个绥靖部队，计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人……”
《辞海》中对淮海战役的上列综述，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从中看出，淮海战役实际上是以华东野战军为主，中原野战军配合共同完成的。
从兵力配备来看，华东野战军动用了16纵队，中原野战军只用了7个纵队；从战果而言，华东野战军歼敌4个兵团，中原野战军只歼敌1个兵团，也是中野和华野协作完成的（有材料说，华野派了两个纵队支援）。
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二野打的”与事实不符，是一种偏见，不足为信，就像当年井冈山“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我们党历来讲究问责制：工作出了问题，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工作取得的成绩，自然也是与领导者分不开的。淮海战役的胜利，作为华东野战军的政委（编者注：应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自然功不可没。
第三，关于接管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当时有一种说法：解放上海容易，治理上海难。多年后，事实告诉人们，共产党不仅能解放上海，而且能够治理上海，并且治理得很好。
根据有关材料记述，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釆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1) 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新四军以及华东各战区多年来锻炼、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治国理财精英的积极性和智慧。
以曾山（华东财委主任）为首的华东财委进驻上海后，根据当时上海的乱局，立刻废止了法币（金圆券）的流通。一律改用人民币作为交换的手段;同时大力组织商品供应，使上海市民感到市场物资丰富，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与此同时，对那些黑市交易和投机倒把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很快建立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上海本来就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上海市委决定，帮助企业家尽快恢复生产，敦促商店立刻开门营业，并在税收方面作了整顿和改革，为时不久，在上海就建立起了崭新的经济秩序。
(2) 国民党从上海败退撤出时，留下了一大批潜伏特务，还有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国民党顽固组织和分子。他们是上海治安的隐患，是上海安定团结的毒瘤，不排除这一隐患，不挖掉这一毒瘤，上海就难得太平。
为此，以饶漱石为首的上海市委出了一个奇招，叫做“以特反特”，得到了市委的一致认同。
所谓“以特反特”就是起用了一些像胡钧鹤那样的人，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敌，最后又反悔投诚回来的“特务分子”。他们是知情者，与敌特工人员有一定联系。利用他们了解的情况，掌握的信息，我公安人员重拳出击，予以一一歼灭。
实施结果，成绩显著，战果辉煌。
据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以胡钧鹤为主任的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敌特的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的武装匪特470起，缴获电台81部。
这些成果为上海市的长久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饶漱石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入狱20年，最终病死狱中，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将做出公正的结论。
(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秋季就在上海郊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运动教育了广大农民，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在运动中铲除了隐藏在农村的反动残余势力，以及一些地主恶霸分子，使上海郊县呈现一派欢欣鼓舞、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
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底又按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市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对工商业者则进行了一次行业的自律教育，沉重地打击了一些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使上海的工商业步入了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轨道。
在短短的三年中，通过上列措施，上海变了，真所谓旧貌换新颜，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风貌。说“共产党治理不了上海”的论调，也从此销声匿迹，不再露头。
上海的三年治理成绩，饶漱石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自然也是功不可没。
(三) 有些媒体缺乏实事求是精神
饶漱石是不是新四军政委？当然是，这是铁的事实；饶漱石是不是华东野战军政委？当然是，这也是铁的事实。
但有些媒体报导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时，从来不提饶漱石的名字，好像新四军和华野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更不说是政委了。
有部电视剧叫《潘汉年》，剧中出现了饶漱石的画面，但把他描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昏庸老朽，俨然是一个小丑，其实他当时才三十八岁，风华正茂，刚到新四军任职。
据我所知，淮海战役首先是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几个人策划（当时陈毅已调二野任副司令员，在郑州），然后报中央批准、组织实施的。
但有关淮海战役的报导以及电影、电视剧中从来看不到饶漱石的身影。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华野没有政委，其实，饶漱石还是一直在履行着他自己的职责。
有人把1942年新四军在江苏盱眙县黄花塘整风运动渲染成什么“黄花塘事件”，事件是“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
黄花塘整风没有什么“不平常”，而是我党历次整风中的常见现象。参加过整风运动的老同志，我想人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1942年整风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整顿思想作风，主要是要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
陈毅受左倾思想影响，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罢了毛泽东的官（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这当然是错误的。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谁也无权阻挡。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革”中的那句名言：“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1942年毛主席的威望虽不像“文革”时的如日中天，却已是冉冉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谁反过毛主席，在运动中受到揭发批判，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
（陈毅在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上颐指气使地宣称：“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
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
‘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
这是不是所谓“黄花塘事件”的症结所在呢？)
有人说，黄花塘陈毅挨整，是饶漱石所为，是饶漱石蓄意要把陈毅撵走。请大家想一想，饶漱石与陈毅素昧平生，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刚刚上任，有必要干这种蠢事吗？
以我对他的了解，饶漱石为人谦和，办事稳重，决不会做这种荒唐事！
再说，陈毅是军长，政委哪有权整军长呢？要整军长必须有中央的认可或指示，否则是不可能整军长的。
在运动中，群众起来了，要炮轰军长，提几条意见，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也是极其正常的。
陈毅最后离开新四军到延安，有人说这是饶漱石把他挤走的。不对，饶漱石无此权柄，因为陈毅是军长，去留只能由中央决定。
事实是，陈毅的问题在新四军搞不下去，只好把他调往延安，参加中央的整风。
到延安后，陈毅要向毛主席汇报黄花塘的整风，毛主席说：
你谈三年敌后游击战争，谈三天三晚都可以；若谈黄花塘整风，谈小饶，我一句也不想听。
这说明，党中央、毛主席对黄花塘整风是赞同的，对饶漱石也是支持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是饶漱石官欲膨胀，伸手要来的。
这种说法不合情理，也不切实际。
当时的人事任命，可事先征求下面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上级。
据我了解的信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确实事先征求了华东局党委的意见，首先陈毅自己说他工作太忙，搞不过来，不肯干，这是确凿的事实。
党委其他成员经过酝酿，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只好建议由饶漱石担任，饶漱石说工作总得有人来做，就同意了大家的建议。
华东局将情况报告中央，中央最终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完全符合人事任命的程序，与伸手要官风马牛不相及。
况且，军政委员会主席，本来就是带有统战性质的闲职，饶漱石当时已是华东党政军的一把手，大权在握，他还有必要伸手要这样一个闲职吗？我看饶漱石决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饶漱石大闹中组部”。
1952年，中央任命饶漱石为中组部部长，副部长安子文不与部长通气，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不管有多少客观原由，都是目无部长的一种严重违规行为，因为副部长是部长的助手，没有权力这样做。
事发后，部长对副部长进行批评教育，合情合理，无可非议。
凡事总得有个规矩，即所谓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倘若让安子文副部长的这种行为泛滥下去，岂不乱了套？
有人硬说饶漱石错了，我不知何错之有？请问，如果您是部长，您会容忍这种行为吗?
饶漱石与陈毅和安子文，都非旧交，都无任何历史恩怨，他们彼此，都是新的工作搭档。
因此，他们之间的纠葛，在我看来都还是工作层面或思想层面的问题。有人硬要与反党挂钩，恐怕离题太远了，因为陈和安都不是党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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