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青年写青年，躺平躺不平
首先，非常感谢《当代青年研究》编辑部老师的邀约，让我们有机会以“作者手记”的形式分享一些写作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一文的初稿完成于2021年初，几经修改，最终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能够得到编辑老师的青睐，惊喜之余，不免惶恐，对于我们实在是莫大的激励和鞭策。
01
为什么关注“小镇做题家”
我们的团队与青年研究结缘可以追溯到七八年前。彼时，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与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侯劭勋副主任的带领下，我与本文的第二作者付宇共同参与了“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项目。我们在参与从抽样设计、问卷设计到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整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第一次对大学生群体的心态特征进行分析与研究，也就此结下了与青年研究的缘分。此后，我们的团队在2017年和2020年又开展了两轮调查，持续追踪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变迁，并辅以大量访谈资料和网络大数据，以期勾勒生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青年群体的所思所想。
在长期追踪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的过程中，我们几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今天的年轻人是开放、自信、有主见的一代人，但同时又是敏感、焦虑、有压力的一代人。我们既看到了青年们自发地在社交媒体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脱贫壮举欢呼喝彩，也看到了诸如“佛系青年”、“丧文化”、“内卷”、“躺平”等一系列围绕青年群体的争议。这种矛盾和冲突促使我们开始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当代青年身上所呈现出的种种“悖论”，是否有可能以学术的视角透视舆论热点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而在那些看似戏谑自嘲的网络流行语背后到底又潜藏着怎样的敏感和焦虑。
这些问题久久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直到我们注意到“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坦白说，之所以关注“小镇做题家”并选择它作为研究切入点，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我们都是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经过高考的选拔，幸运地进入了“名牌大学”，然后按照既定的轨道念书、毕业、工作。按照豆瓣网友们的定义，我们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和那些“分享失败故事”的网友们一样，我们也都经历过“只懂数学规划、不懂职业规划”的迷茫，经历过“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焦虑，这些相似的生活际遇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代入到那些或欢欣雀跃、或低落失意的网友故事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一文的初心，既是在写这群焦虑的年轻人，也是在写曾经的我们自己。
02
研究历程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到底要说一个什么事”，如果用更学术一点的语言表达就是，我们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第一稿中，大量统计结果的铺陈让研究问题彻底“消失”在表格和数据之中，我们似乎什么都说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读者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统计结果，却不知道我们到底要说什么。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最终决定“忍痛割爱”，回归到“小镇做题家”这一现象最核心的问题上来：这些年轻人到底为什么焦虑？他们的焦虑从何而来？
在明确了研究问题以后，我们短暂地摆脱了写作的滞涩，完成了第二稿，却也迎来了第二轮的“灵魂拷问”——你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只是就现象谈现象，那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篇“可以自圆其说的调研报告”，远远达不到学术论文的标准，我们还需要回答“小镇做题家”这一现象如何与现有关于城乡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理论和文献对话。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对城乡不平等与高等教育机会、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初职获得相关的文献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并提出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心态差异对于理解城乡不平等的意义。
在我们为第三稿的完成而感到欢欣的时候，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青年，写作之初的想法也是希望透过“小镇做题家”这个案例理解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特征，但是直到第三稿，我们仍然没有讲明白，那些焦虑、迷茫和自嘲的背后，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个问题比前两个问题更棘手，但也更关键，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最初的质性资料和调查数据，对整个写作框架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格外感激当时为我们提出这些意见的读者，正是他们的批评点醒了我们，让我们在文章中增加了探讨“小镇做题家”如何看待工作意义、如何评价何谓“好工作”的章节，也将本文对于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理解纳入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的视角下。
03
如何理解“小镇做题家”的焦虑现象
在理论和文献对话上，我们试图从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心态差异角度来理解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因此，我们基于城乡出身和高校层次两个变量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了类型化，划分出四类群体：出身小镇就读于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即“小镇做题家”）、出身城市就读于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出身小镇就读于非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出身城市就读于非精英高校的大学生，进而探讨“小镇做题家”是否在社会心态层面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类型大学生的特征。
经过前期的网络田野调查和线下访谈，我们将对“小镇做题家”焦虑情绪背后的心态挖掘集中于个人发展和就业预期两个方面。通过分析四类大学生在个人发展和就业预期上的心态差异，我们发现：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大学生（尤其是城市出身的大学生），一方面“小镇做题家”群体最崇尚奋斗改变命运，而另一方面，“小镇做题家”群体却又相对最缺乏对生活的掌控感；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大学生（尤其是非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小镇做题家”群体相对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面对新冠疫情等现实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更倾向于降低求职预期。
以上看似矛盾的心态特征反映了隐藏在“小镇做题家”群体焦虑情绪背后的现实困境。我们尝试对这种心态特征做出解释：许多“小镇做题家”的成长史就是“奋斗改变命运”的写照，他们凭借个人努力一路拼搏考入名校。然而，在进入大学之后，面对周围太多优秀的同龄人，他们又感受到自己在“视野和资源”方面的诸多局限，使他们对个人发展和个人生活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
回答了“小镇做题家”是否存在群体性焦虑这一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情绪从何而来？或者说，“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根植于怎样的深层价值观念？我们试图从这一群体对工作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层面展开剖析。我们发现，对于工作意义的理解以及对于“好工作”的评价标准，“小镇做题家”和出身城市的精英高校的大学生之间表现出尤为突出的差异：前者最看重工作对于履行家庭与社会责任的意义，后者最看重工作对实现个人自由和个人理想的意义；前者评价好工作最看重收入和舒适，后者评价好工作最看重兴趣和发展空间。这意味着，“小镇做题家”群体在择业中更多考虑家庭的期待和责任，而不能像“城市的同学们”那样将个人自由和理想放在首位；他们既想要通过高收入增加自己在城市生活的安全感，又无法完全放弃对生活标准的期许。这或许是他们焦虑情绪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是我们从社会心态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城乡高等教育过程不平等的一个尝试。我们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城乡不平等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并未由于人力资本的补偿效应而得以弥合，相反，这种不平等以一种更加难以觉察却影响深远的形式（即社会心态）作用于小镇/农村大学生。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理解青年，要回归青年自己的所思所想，既不应该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也不应该先入为主地打上某些标签，否则难免管中窥豹、一叶障目。作为研究者，我们既要把青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放到时代的背景之中，又要回归每一个个体的悲喜哀乐，在理论和经验之间来回穿梭，直至抵达“理解之同情”的彼岸。
这篇文章得以成稿，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与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侯劭勋副主任负责组建的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团队，团队的调查数据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团队共同研讨的学术氛围，促使这篇文章得以诞生并不断完善。最后，再一次感谢《当代青年研究》杂志，为我们这篇文章，提供了发表的平台，这些认可和鼓励将持续鞭策我们在青年研究的领域持续耕耘，做出更多有时代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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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秀玫，女，1989年生，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中国社会学会计算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社会学、青年社会心态。在《社会》、《社会学评论》、《社会科学》、《文化纵横》、《当代青年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论文（第二作者）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付宇，男，1992年生，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是青年社会心态、经济社会学。在《社会学评论》、《文化纵横》、《探索与争鸣》、《当代青年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论文（第二作者）曾获上海市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侯劭勋，男，1985年生，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研究员。主要从事青年群体价值观、网络治理、政党建设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主持并参与课题20余项，发表论文10余篇，著有《新媒体技术、市场与规制2018》、《理解丰裕一代：对当代大学生生活与观念的追踪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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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
李秀玫 付 宇 侯劭勋
“小镇做题家”折射的社会心态引发舆论的争议。针对“小镇做题家”在个人发展和就业预期方面的心态研究发现，来自小镇、就读于精英大学的“小镇做题家”面临群体性焦虑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职业规划和个人发展方面。并且，这种焦虑情绪根植于这一群体对于工作意义的理解和对于“好工作”的评价标准，这一群体非但不“丧”，反而更加看重家庭和社会责任，渴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并不容易的平衡点。
(文章出自：《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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