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速递】青年人的日常“上火”经验 : 基于身体感的视角

摘要

在身体感的研究视角下，关注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经验与“上火”身体感的连接，重点探讨青年人关于“上火”的身体感受、意义赋予、健康重建等，厘清了“上火”如何植根于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成为丰富身体经验，应对生活琐碎、压力及社会风险的代名词。研究表明，现代情境下以“上火”为代表的传统医学身体感不仅补充了青年群体在主流生物医学背景中对身体与疾病认知的完整性，也经由主体对“上火”身体感的内化而建构起了新的社会意涵，成为抵御社会生活对生理与心理冲击的独特缓冲地带，在个体生命经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青年群体；上火；身体感；传统医学

从中医理论来看，“上火”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人体不适，是人体因阴阳失衡而出现的内热亢盛症状(谢志军、王伟杰，2013)。“上火”作为民间对火热表现的一种统称，从明清小说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苏鑫、孙大中，2015)。但在当今以“科学”为中心的医疗话语体系面前，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以一种“替代”或“边缘”的姿态出现，以中医为基础的“上火”等疾病名称也难登大雅之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许多关于身体的不适并不能通过以西方生物医学为主导的主流诊疗体系的疾病名录进行诊断。以西方生物医学为中心的主流医学更强调身体的物质机能，在很大程度上简化或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病痛者的生活世界(何潇、何雪松，2011)。如果只将西方生物医学看作唯一，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基于现实情境发展出的纷繁芜杂的疾痛感知与体验。相较而言，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在理论建构之初就更重视身体与外界、身体自身的平衡，以及以身体感知为中心的病患生活世界。其中，“上火”就是典型代表。如今，在以“上火”为代表的传统医疗知识中，与身体有关的疾病“综合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旧被广泛应用，用来定义与应对人们切身的疾痛与不适。因此，为了理解现代情境中传统医学理论与知识如何介入个体的疾痛经验与知识构建，本文尝试以青年人为调查对象，以身体感理论为切入点，对青年群体“上火”现象进行观察，解读传统医学理论与知识在当下中国社会脉络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机理。

身体感：一个切入的视角

近年来，身体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既往身体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身体研究大体上包括将身体看成是自然的客体、主张身体是社会的产物、看到身体社会性和生物性的辩证关系三种取向(余成普，2016)。身体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正备受关注，“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身体的存在”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从文化多元的角度对身体进行解读的研究也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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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中医身体的关注

人类学很早就关注到，中医独特的身体观与西方生物医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理念。栗山茂久(2009)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从触摸、视觉、存有(Being)三个方面指出，中国传统中医文化下的身体由气、血及经络组成，而西方文化则将身体看作是肌肉、血管与神经的集合。对中医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冯珠娣(2004)认为，在西方的公共健康知识中，“统一、独立、标准化的机械性身体”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功能，而中医所关心的不是这个最后结果(即“身体)的构造，而是(气化)过程的质量，气不只是身体内部的气，还包含了外界的各种气，是各种气的综合作用结果。在中医知识的习得与传承方面，医学史学家Sivin(1987)认为，“中医师往往期望通过深入学习书本知识并与身体实践相互协作，以达成医术的提升与整合”“受治者(患者)通过整体性的文化对身体的问题进行与医疗文化基本一致的理解并做描述”。德国医学史学者Scheid等人(2004)发现，针灸学徒通常“尽可能地”像他老师一样“思考与感受”。牛津大学人类学学者Hsu(1999)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指出，身体的感知、体认与实践在中医治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俗学者彭牧(2014)通过对中医知识习得的主观性研究认为，中医知识内化并最终体现为身体是由一系列的体悟经验累积而成的。很显然，中医身体观对西方身体认知最大的启示就在于对身体感知与经验的重视，但要研究这种主观体验，仍需要注意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人群情境。对于个体而言，身体观念的形成既受到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个体主观感受经验积累的制约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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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体感经验的“上火”

身体感(BodilyExperience)一词最先由栗山茂久(2009)提出。在此之后，余舜德(2015：12)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类别(Categories)，是人们进行感知行动(EnactPerception)中关注的焦点”。进一步，他在文化的范畴内将身体感划分为两个层次：身体感受能力和身体感经验。换句话说，他认为，不同文化下个体身体感知的方式有所差别，西方文化更注重视觉等外化的感知，东方文化更注重体认等内在的感知。而这种差异通过长年累月的积淀，就形成了不同的身体感经验。比如，中医注重气、虚、补等身体体验，日本文化中有肩凝(Katakori)的说法，西方文化则强调肌肉紧张(Tense)程度，这些都是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独特身体感经验(栗山茂久，2009：2-6)。因此，余舜德(2015：13)强调“身体的感受同时包含意涵与感觉、文化与本性(Nature)，既非纯粹的身体感受，亦非单纯的认知，而是两者的结合”。雷宇(2021)在对针灸过程的研究中指出，身体感不是被动的、孤立的、静态的，而是会根据自身需要与文化惯习能动地“开发”出不同的感知评价与行动策略。很显然，一直强调以“主体感受”为中心的中医包含大量的以身体感为中心的疾病体验项目。从身体到身体感，人们将身体从被动的囹圄中拉出，把对身体的认识从一种理性的、概括性的方式转向了一种以体验与经验为中心的事实。换言之，如果说身体观是理论性、概括性的“认识”，则身体感所指涉的是“现象”。而且，这种感受会随时空的变化而转变，在时间中流动的、细致独特的大多数身体感受难以收编到共时性的身体结构机制之中(盛红，2018)。

以往对中医身体感现象的关注多局限于医学领域，少有从文化与经验建构的角度进行研究。近些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视野的拓展，中医身体感现象逐渐受到关注。其中，“上火”是典型的基于中医文化提炼出的、独特的、最为常见的身体感现象。因此，以“上火”为研究对象，不仅对探讨现代情境下人们日常的寻医问药有重要的意义，也将成为一种探寻身体认知与疾病建构文化差异的窗口，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理解传统医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青年群体的“上火”现象为考察基点，从个体身体经验的视角切入，结合“上火”的感知与体验、疾痛意义的建构及应对的多元方式等，探讨“上火”作为一种当代情境下的文化综合征的事实与现象，为身体、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与诠释补充应用案例。

研究方法

感觉既是一种主体感受过程，也是文化与社会环境制约与影响的过程，两者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最终的身体感。“上火”体验既源自传统中医知识，也与身体的疾痛相关联。因此，本研究采用整体性视角，既重点关注“上火”过程中个体的主观体验与感受，也结合文化的视角，从主客两方面了解身体感形成的过程。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以滚雪球的方式共访谈了16位自认为有过“上火”经历的受访者。受访者均为在校大学生，年龄在21~26岁之间，详细情况见表1。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上火”的感受、“上火”与饮食环境及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上火”对自身的意义、“上火”的治疗方式，以及最严重的一次“上火”经历等内容展开。经过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与理论提炼后，在“上火”的身体体验、“上火”的意义建构、“上火”的应对等方面构建了本文的阐释框架。

为了获取被访者关于“上火”的真实体验，笔者并没有一开始就进行访谈，而是首先借助教师的身份对被访者进行参与式观察，在熟识一段时间之后再告知研究目的并进行访谈。在访谈之前，笔者在教室或者宿舍与被访者已经有了多次见面，耳濡目染地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历进行了解。因为被访者对笔者有较高的认可度，访谈内容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与可控性。同时，作为一个也受“上火”困扰的个体而言，笔者对被访者所经历的一些身体及生活体验能产生高度共鸣，也因此增强了学理建构的完整性与可信度。

“上火”的身体体认与情感表达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上火”有着普遍的认知，通常将“上火”看作身体与情境互动过程中产生不调、具有“通约”性质的风向标。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引起“上火”的原因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食物、劳累、环境、精神压力、情绪、感冒、烟酒，女性还与月经有关(吴金飞等，2007)。为了解“上火”感受之下真实个体的生存境遇与疾痛意义，我们通过访谈和调查发现，对于当下的青年人而言，“上火”不仅是基于身体不适的一种连接疾病与非病的过渡地带，也是一种以情感呈现为中心的“自我效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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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的感知：连接病与非病

身体内部及身体与外界处于平衡状态是中医健康的根本理念之一。中医理论认为，“火”是人体正气之一，如果没有“火”，则五脏六腑得不到温养，人就失去生命力；但如果人体内的“火”过多，则会戕害机体，影响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何汝帮、杨安平，2008)。当体内“火”过于旺盛，就会转化为“热”的表象，体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之上。在受访者的描述中，感到自己“上火了”通常都是从对此种灼热的感知开始的，这种灼热感有表里和轻重之分。

首先，如果“上火”的感受表现在五官的话，尚为轻症，如口舌生疮、眼流液体等。根据中医理论，外部的五官与内在脏腑相连，通过五官的表象可察觉内脏的状况。“上火的时候，眼睛容易干涩、经常口干舌燥口苦、脸上容易长痘、喉咙痛、头晕眼花。”(建军)其次，当“上火”变得更为严重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变化，比如出油厉害、冒痘痘之类。此时，多半是过剩的“火”已经侵入脏器。比如，肺主皮肤及毛发，当肺火较旺的时候，就容易表现为长痘痘、皮肤油腻等。“我上火的第一个直接感受是口腔方面，首先出现的就是口腔溃疡或是口臭，也可能会牙龈肿痛；另外就是皮肤的油腻感增加，脸上突然长痘。”(小彦)最后，如果“上火”再进一步发展，就会演变为真正的“热症”，比如喉咙痛、便秘等，从而真正影响到生活，有可能形成真的病症。“我的感受是嘴皮特别干，嘴脱皮，嘴上还会长水泡，长水泡的地方特别疼，还有会便秘、食欲减退。”(小查)当不适发生时，身体参与社会实践的功能会降低，人们也逐步注意到这种因身体机能的减退而提示的病痛状态，像是一种基于身体感受而萌发的意识骤然复显(刘新宇、林晓珊，2016)。

可见，随着“热”的发展和程度的加深，身体状态会由简单的不适发展为真正的疾病。这种有层次的、递进的身体体验是症状一步步发展的过程，也由此将身体逐步带入疾痛的泥潭，在社会学意义上被称为“病显”(Dys-appearance)(希林，2010)。不过，这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能够被定义，这种由浅入深的、对“热”的感知正好填补了从日常生活直接跨入生物医学所定义的疾病的连续感。换言之，这种由中医所界定的“火”元素引起的一系列身体综合症，涵盖了能够被主体感知却无法用现代生物医学进行诊断和定义的身体不适。受访者对“上火”的感知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和生活经验角度形成的对疾病的个人认知，连接了从身体不适到被确诊疾病中间被忽视的地带。对于“上火”的个体而言，对“热”的体认起到了承载日常生活中无法诉说的、与身心相关的复合型不适体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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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上火”：一种情感卷入模式

作为一种独特的身体感知，受访者除了对“上火”有不同层次的身体体验之外，还会将其作为一种情绪表达的模式。“上火”可以由主观的感受转变为与“上火”有关的具体行为，也就是说，“上火”不仅会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也会成为个体发现自我、重建主体性地位的契机，进而通过协商、情感动员等多种方式一步步扭转关系格局，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重整(侯慧、何雪松，2019)。

首先，在相对压抑的日常生活中，追求“上火”的不适体验成为一种自我效能内显的途径。虽然大多数被访者在访谈中都提到食物与“上火”的直接关联，却阻止不了他们主动进食的脚步，相反，对这种关联的认知还会成为他们寻求“上火”的动因。尽管“上火”会带来身体的不适，但也像“顺势效应”一样激发着主体对日常生活中固化社会结构的抵抗。通过主动地“制造上火”让自己产生刺激、愉悦，以及些许兴奋与超越的感觉，青年人能让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自我得到填充与安慰。“因为我们需要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四年的学习任务，更何况自己基础较差，尤其每次回答问题总感觉答得太水，就有自卑感。所以，我爱去吃一些炸土豆、奶茶，再打两个肉菜来充实和弥补自己内心空虚的感觉。不过随之带来的就是脸上长痘，有些时候会便秘，让自己有些狼狈，找罪受。”(小荣)

阿德勒认为，人终其一生都在进行自卑补偿，而自我伤害所产生的疼痛亦被受访者视作一种补偿与宣泄情感的途径(翟贤亮等，2012)。访谈中不乏出现“嗑瓜子”“吃火锅”“无辣不欢”的叙事，尽管知道之后必定会面对身体的痛苦，也要沉浸在此刻的享受中，沉浸于当下的放松身体、愉悦自我的氛围中。这种有意识地填充内心空虚的做法可以补偿因自身无法实现超越和卓越而形成的失落感(洪霞、刘子莹，2018)。“上火”者亦通过“上火”所带来的不适将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加以释放，即通过身体的不适感甚至是疼痛感有意识地与既有的情感压抑进行平衡与贯通，转移自我效能实现的方向与目标(刘新宇、林晓珊，2016)。

其次，“上火”的体验也可以直接外化为行为，成为个体宣泄情绪、重新进行社会整合的渠道。日常生活中，“上火”不仅指涉身体的不适，也往往是心急火燎、心烦意乱的代名词。将一个脾气相对急躁、容易冲动的人冠以“着急上火”的名声，是将身体感觉外化为性格标签的典型。“上火”作为一种情感外化的手段，往往将负面的身体体验转化为具体的社会行为，即“发火”，由此营造出一种情感发泄的空间，将内在焦躁不安的心境传递出来，让情感得以释放。“有一段时间不知到底该就业还是升学，内心反复挣扎，之后就开始喉咙发热、坐立不安。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去打篮球，出于发泄，把篮球狠狠地砸在篮板上，一个朋友见不惯，我们发生了口角，关系就闹掰了。后面得知升学成功，心情才缓和一些，然后又去找人家道歉，恢复了关系。”(阿发)

在一定程度上，与“上火”有关的情绪发泄行为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以情感为基点而构建起的个体表达模式。这种模式融合了传统医学中的身体感体验、情绪能量、社会标签、他者感官等元素。换言之，“上火”更像是一种基于身体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主体通过深深的自我情感卷入，以释放自我、满足自我、找寻自我，让被社会规训已久的身体得到解脱，塑造出专属于自我的身体表达空间，提升自我存在感。从“上火”的身体到发火的行为，身体从被感知的客体变成了产生行动的主体，让我们看到了身体的开放性。由此，“上火”的体验演变成了对他人与社会传达自我的载体，以“制造上火”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自我满足的空间，达到自我实现。

“上火”的疾痛叙事与意义建构

在桑塔格(2003)笔下，疾病在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且通过道德意义的建构让疾病与政治相连。克勒曼(2010)认为，关于疾痛的叙事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病患在治疗之外的日常生活需求，因为疾痛往往会在时代和社会中被烙下特定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层面的意义常给患者刻上他们难以抵挡、不易磨灭的印记。调查发现，围绕“上火”的生物性与社会性联系，可以归纳出三类较具代表性的叙事及意义模式：第一类是以水土不服为代表的社会生物性意义；第二类是以压力为中心的社会心理性意义；第三类是身体与社会性交织的关于社会风险阐述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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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不服：地方生物学的浮现

在访谈过程中，有三四个受访者曾经历过因“水土不服”而导致的“上火”。人类学家Margaret(1993)提出了地方生物的概念，他认为，我们不能将物质的身体作为不变的自然事实的简单集合体，而需要讨论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因为它们共同生产了地方性的体验和知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地方生物学的角度看，个体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身体已经与当地的气候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融为一体，并建立起以身体节律为中心的生存与社会交往模式，外在环境的突然转换会让身体一时间无所适从。

“初三那年中考结束，假期比较长，我就去了福建，跟着我的妈妈在那边做暑假工。天气比较热，没几天我的眼睛就干涩疼痛，甚至已经不能正常的睁开看东西。”(小江)“我念大学是在省内的另外一个城市，天气跟家里比起来更燥热，我不太喜欢喝水，又经常嗑瓜子、吃冒菜等辛辣食物，然后就导致上火。后来调理了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到大二下学期才不那么爱上火。”(阿娥)

在去外地之前，上述两位受访者一个生活在小城镇，一个生活在农村，较少有到外地生活的经历。当他们到达城市新环境时，面对与原来完全不同的环境与社会空间，既有的生活经验难以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时刻显露出一种“陌生感”。原有熟悉的场景与环境不可触摸，之前建立起来的身体节律被打破，社会支持网络不复存在，在不熟悉的城市中由此滋生出“疏离感”(许加明，2017)。与其说“水土不服”是一种单纯的身体对外在环境的不适应，不如说是生物性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与融入，身体与新的环境才能相互适应，“上火”的身体状态才会逐渐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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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体现：日常生活对身体的铭刻

还有一部分受访者将“上火”的原因与自身的生存境遇联系起来，认为“上火”是生活中的压力所致。躯体化在心理学中被用来描述个体以躯体生理症状来应对心理苦痛和情绪问题，后来成为一种文化背景下苦痛表达的习惯用语(朱艳丽、汪新建，2011)。医学人类学用现象学中的“具身”概念来解释部分疾痛产生的原因，发展出“结构性暴力”和“社会苦痛”相关理论，旨在从社会的角度回应身体疾病与苦痛产生的根源。作为青年大学生，尽管身体处在精力与体力都最旺盛的时期，但生活中面对的压力依然会让他们的身体陷入不协调甚至危机的状态。

“去年我面临毕业，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一边在网上兼修最后的课程，努力完成毕业论文。等终于回到学校，完成了毕业的所有程序，却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女朋友和我分手……之后我经历了最严重的上火，常常焦虑抑郁到半夜还无法入睡，脸上的痘痘也越长越多……到最后喉咙的炎症越来越重，眼睛里布满血丝，脸色蜡黄……可以说这是我经历过最严重的上火。”(阿斌)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由考试、毕业论文、就业、情感等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伴随受访者的情感与心智进入身体，首先导致“无法入睡”，接着进一步作用于身体，致使身体失衡，如“长痘痘”“喉咙的炎症”等。从社会学角度看，身体是一种兼具生物性及社会性的未完成的实体，在被社会充分接受之前，要经过漫长的社会化过程(文军，2008)。因此，当社会遭遇作用于身体、演变为“上火”的症状，也正体现了医学人类学中的具身化(Embodiment)，即“社会生活会铭刻在身体上”“身体再现了社会”(张文义，2017)。参照访谈者的生活经验，“上火”体现出身体的社会属性，“上火”的感受与表象其实是一种感受演变而成的实体介质，连接着身体的反馈与外部的环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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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指针：社会与身体的纠缠

如果说“水土不服”代表着受访者们对身体与环境互动的敏感性，“压力显现”体现着社会结构对身体的“暴力”，那么还有一些受访者则将“上火”的身体不适感与时下凸显的“社会风险”勾连起来，让“上火”成为风险社会的指向标。梅洛-庞蒂(2008)认为，主体间存在“可逆性”，主体既是感知的又是被感知的，因此身体是开放于世界的。在社会风险之下，身体成为风险与个体交锋的重要场域，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主体间性。对于一部分受访者而言，“上火”不仅是身体的感受与经验，也代表着自我与社会风险的联结，彰显了对时代和环境的深层思考与诉求。“现在衣食住行都没有小时候安全了，尤其是吃的，小时候在村子里吃的肉都是很香的，现在的猪都是饲料喂出来的，吃了特别容易上火。”(以润)“一个亲戚得了白血病，在确诊之前他就是反复上火。上火有可能是一些重大疾病的前兆。环境污染越来越普遍、生活节奏快、压力越来越大，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上火发展成一些莫名其妙的疾病。”(小宁)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安全等诸多社会风险不断显现，个体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和焦虑，以及对社会风险的反思(卫小将、卜娜娜，2018)。当下网络健康信息唾手可得，而意料之外的健康信息也是滋生身体与风险感连接的土壤(胡雨濛，2018)。萧易忻(2017)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一种“保险的身体”，呈现为一种风险社会结构下寻求降低风险的社会行动。“上火”与社会风险的勾连重新塑造了一种基于身体的主体性，即社会风险能够以直观的“上火”方式表现，体现出人们试图将不可控的风险转化为可以控制的“上火”症状的无意识行动。通过连接，不可捉摸的社会风险变得清晰、可预测，显现了“上火”者自身或者说个体健康策略中的创见性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风险所导致的健康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规避(顾若兰、唐美玲，2021)。在这个意义上，“上火”成为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感知社会存在的一种独特的体验与感应模式。

“上火”阈限下的身体保卫与健康重构

人类学家特纳(2006)在“通过仪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阈限”概念，指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另一种社会文化结构过渡间的模棱两可的状态或过程。从中医角度来讲，“上火”是由环境内外“火”元素的失常所带来的秩序混乱，从而使身体处于一种非常规状态的特殊阶段。因此，“上火”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跟疾痛有关的身体阈限。对于病体而言，“上火”一方面具有生理层面的意义，预兆着身体不适的发生，是一种身体的失序；另一方面也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表明身体不适的到来有可能导致社会行为受限，从而对个人生活造成影响，是一种社会的失序。在梅洛-庞蒂(2014)笔下，身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惯习身体和当下身体，分别对应于前摄情境和当下情境。当“上火”袭来并超出可以承受的范围时，人们便会基于当下情境，积极采取措施对身体进行保卫，努力将当下身体恢复到前摄情境下的惯习身体，由此完成健康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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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平衡重建下的自我规训

“由于身体里的火气散发不出来，就会通过身体不同部位表现一些症状。所以我个人认为，上火是因为身体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的功能遭到一定的阻碍。所以，我除了调控饮食，还经常用运动的方式，让自己身体大量出汗，进行一些排泄，让身体里的火气通过汗液排放出去。另外，通过大量饮水，补充身体里的水分，用水将身体中的火气置换出身体，达到自我调节。”(小包)

对“上火”所引起的身体不适，个体首先会运用自我规训的方式进行自我调整与控制。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控制饮食、体育运动、调整生活节律、心理释放等方式以达到重建个体平衡系统的目的。“多运动”“不熬夜”等都是被访者提到的掌控身体的高频词汇，但可以发现，这些知识大多来自于现代生物学理论。而饮食方面“少吃香辣的东西”则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与中医相关的“寒”“热”的食物分类。被访者以现代和传统结合的杂糅知识来进行自我规训，调整身体的状态以符合自己所感知的健康标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社会仪式的视角来说，这种对健康的重构不乏身体净化的意义。维持一个洁净或者说有序的社会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净化方式：起预防功能的禁忌规则和起修复功能的污染净化(赵巧艳，2014)。“上火”的身体等同于身体的“被污染”，为了防止身体再次被“污染”，“容易上火的食物”被视为不洁的物质，因此需要减少其食用才可以让身体秩序得以恢复。而喝水和排汗，则代表着水在身体一进一出，水的流动意味着对身体的“冲洗与净化”，“水”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由此，一旦身体内部的健康平衡再次得以恢复，就建立起一个相对封闭的有机系统，暂时不会被外界系统所干扰，以实现躯体平衡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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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秩序重整下的社会疗愈

“如果是扁桃体发炎，我们当地爷爷辈的老人有一种专门的按摩手法。首先取锅底的烟灰(铁锅烧黑的烟灰)，然后取少量的食盐，将两者结合，用手指将其放到扁桃体上，含五分钟左右。在此期间按摩双手的虎口，每只手用力按七下。所以当我扁桃体发炎时，如果是在家里，我就会请我的爷爷给我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治疗。效果一般都挺好的，经过这样的方式治疗之后，四到五小时的时间内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减轻。”(见亭)

个人健康的重构除了重新建立身体平衡，还包括重整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秩序。“上火”不仅关乎个人的躯体平衡，也是外在“失序”的世界影响到身体的证据。为了应对陌生甚至不友好的世界所带来的身体失序，被访者通常选择回到曾经熟悉的环境与秩序当中。这种回归往往通过民俗治疗的方式来实现，即通过原生家庭所传承的方式来对“上火”进行缓解与应对。医学人类学家提出，人类应对疾痛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三类：正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民间或民俗的方式，三种方式可以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并展现了人对健康的整体性需求(张实、郑艳姬，2015)。由于文化与家庭背景的差异，不同的被访者采用的“熟悉”方式与措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喝菊花茶，有的买金银花颗粒，有的喝薄荷汤，有的在伤口擦红霉素药膏，有的用温盐水漱口，等等。这些方式是从小在家庭成长过程中所习得的，会让个体重新忆起与家人相处的感觉，是身体疗愈的重要环节。回归熟悉的力量，想起家庭的温暖，从而重返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文化濡化过程中的社会秩序，以此实现一种“社会疗愈”。换句话说，这是在利用身体记忆中的文化镌刻，恢复一种井然有序的安定感与满足感，以滋养身体与心灵，使个体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脱离混乱与无序，处理好自己的欲望，适应新的生活秩序(姚雨萌、黄剑波，2021)。

通过对“上火”身体感知、疾痛意义及健康重建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对“热”的体认，对“上火”的意义追寻，还是对身体健康的重建，都遵循一种由浅到深、由表象到根源进行找寻的过程。在对“热”的感知中，不同的“热”发生的部位和“热”的严重程度形成了从身体不适到具体病症之间的连续性结构，弥补了主流生物医学从正常到疾病之间的空缺地带。而对“上火”意义的追寻，显然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解释框架。“上火”作为一种独特的、基于身体不适的时间与空间的阈限阶段，向人们昭示着失序的到来，人们从躯体平衡与社会秩序两个维度充分调动健康知识进行疗愈，通过健康实践行为重整健康秩序。整个过程不仅体现了被访者们在文化、社会结构与自我能动性之间建构起对身体健康的想象，也展现出被访者们的觉醒者姿态，主动反思身体与环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青年的社会感知与担当角色(萧易忻，2017)。

总结与讨论：

作为“生物—文化—社会”

连接经验下的身体感

本文对“上火”现象的描述，是一种对具体情境下有关身体的生物性、文化性及社会性交织缠绕、相互编织过程的描述。首先，作为环境中的有机体，身体对环境的适应形成了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当身体对外界环境产生不适应时，便会导致“上火”的发生。其次，“上火”的感知深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他们从小便浸润在具有中医知识与文化的传统之中，包括身体对不适的感知。每当身体出现问题时，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中医经验在不经意间就会发挥作用。最后，“上火”也与社会情境密切相关。身体作为一种特殊的介质，是人体外在与内在相互交织的场域。当身体节律与社会节律不相适应时，便会展现为人体的不适甚至疾痛。如前所述，青年人“上火”所隐含的“焦虑”“压力”“社会风险”等都是身体对时代特性和社会元素的吸纳与应对。

此外，本文对“上火”身体感的探究，建立在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累积、探索与建构之上。人们对“上火”的解读具有主体叙事的特质，不仅可以将其转变为一种自我凸显及情绪发泄的表达模式，也可以阐释为对生活历程中压力事件的代言。通过将青年人的“上火”置于“生物—文化—社会”的框架下，从主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发现，身体感既是一种基于身体的客观现实，也是一种主体的阐释对象。这与以往一直将身体视作有边界、客观的、被动的客体存在不同，而是体现出身体具有开放性、主动性的一面。身体作为外在环境与人类互动的通道，不仅彰显着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也传达着个体对外界的反馈。基于“上火”而产生的身体感，一端连接着生物性层面的身体不适，另一端则连接着基于主体建构的关于疾痛的社会文化意涵，两种面向缺一不可。正如身体社会学所认为的，每个人都有身体，强调的是身体的物质性，而每个人又都是身体，强调的是身体的主体性与实践性(杨佳佳，2020)。对青年人“上火”身体感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人的独特性，理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情境下，传统中医知识如何通过身体经验知识的习得与陶养，逐渐发展出基于自身的、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应对社会变迁及社会转型的一种独特生命体验的过程。

最后需说明的是，传统中医知识能提升青年群体对自我、身体与疾病认知的完整性。一方面，青年个体通过“上火”身体感经验知识的习得与陶养，不断地对其进行解读与意义赋予，逐渐发展出关于自我的独特生命体验，可以成为他们抵御外界影响和冲击的独特缓冲地带，也是他们感应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这种基于“上火”的身体感经验对青年群体的身心健康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对“上火”的发现与感知，青年人能提早发现甚至预防疾病，而在“上火”后积极进行身体平衡重建和身心机能重整，能帮助他们不断改善身心健康状况，以更好的状态投入新的学习与生活中。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传统在引导青年群体发现自身独特生命经历与体验，以及在预防疾病、调节身心与改善健康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让中医传统知识在促进青年群体的健康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拓展的话题。

责任编辑：刘汶蓉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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